当未来悬而未决：一位美国律师的大萧条岁月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剧烈震荡，拉开了美国大萧条时代的帷幕。这场二十世纪持续时间最长、波及最广、破坏最深的经济衰退，迅速超越金融范畴，深刻地重塑美国社会乃至世界秩序。关于其成因与复苏路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众说纷纭。纵览这段历史，1929年股灾、银行倒闭、失业浪潮、罗斯福就职与新政、战争爆发与终结，构成一条相对完整的时间链条。我们既知大萧条如何发端，也晓其如何渐次退场。在这条清晰的时间轴上，目光不仅投向宏大的政府政策、股市曲线与企业数据，也关注底层民众的自救与互助，并试图从已发生的事实中，探寻危机的根源与终结的条件。

华尔街股灾一角

进入大萧条：从历史的过去到历史的现在

然而，身处大萧条中的人所面对的世界并不存在这样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大萧条并非一个已然定论的历史概念，而是一系列尚未被赋予完整意义的日常事件。1929年的人无从知晓股市暴跌真正意味着什么，1935年的人无法断定衰退是否会就此终结，1938年的人更不清楚自己是否正滑入又一轮的低谷。对芸芸众生而言，历史并非后来整理就绪的“1929—1941”，而是日复一日发生，却又尚未获得解释的当下现实：股价崩落、银行关门、小店歇业、大量房产为止损而被拆除；报纸上预测纷纭，现实中走势莫测，且二者常相矛盾。迫切的生计问题驱使他们不得不行动。少数余裕者开始观察市场、报刊、政策与他人境况，试图从眼前的变化中捕捉未来的迹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累积出属于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大萧条结束后被不断回顾、提炼，最终内化为他们理解经济世界的一部分。

换言之，彼时的人们所拥有的，只能是一个不断流逝的“现在”，以及在这一现在中持续生成的经验，而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那个已然完成的“过去”。

一个律师的危机：罗斯与大萧条的相遇

本杰明·罗斯（Benjamin Roth）的《大萧条日记》（The Great Depression: A Diary）最动人之处，正在于它让我们重新进入那个“尚未完成”的当下。该书选编自罗斯1931年至1941年间的日记。罗斯1978年去世后，手稿由家族保存；其子丹尼尔（Daniel B. Roth）于1950年代进入父亲律所时便已接触这些文字。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丹尼尔将日记推荐给一个财经栏目——“大钱”（The Big Money）编辑詹姆斯·莱德贝特（James Ledbetter），二人共同整理编辑，并于2009年由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

《大萧条日记》（The Great Depression: A Diary）

罗斯生于1894年，曾参加一战，战后定居俄亥俄州扬斯顿，成为一名青年律师。他的事务所随扬斯顿因钢铁工业崛起而带来的繁荣一同壮大——人口增长、住房需求与商业活动激增，带动了房地产契约、保险及各类商业法律事务。对罗斯而言，1920年代的繁荣绝非报纸上抽象的数字，而是切切实实体现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之中。

然而，繁荣同样以具体的方式走向反面。1929年股市崩盘后，美国经济急转直下，无序扩张与过度投资所积压的问题逐一暴露。工厂减产，企业与个人大面积陷入困境，活跃的商业与地产活动渐趋停滞。罗斯在1931年开始写日记时回顾危机起点，脑海中浮现的却是1924年起便已初现端倪的细微变化——个体商户陆续退场，房地产与建筑交易萎缩，客户业务从正常商业往来转向破产、止赎与债务重组等危机性法律事务。这些散落在职业日常中的碎片，在大萧条的现实中逐渐拼凑成一幅末日将至的全景。

因此，罗斯与大萧条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的“亲历者”与“历史事件”。他首先是危机的承受者：经济环境的变化直接冲击其职业、收入与家庭生活。也正是在这种切身压力之下，他开始试图理解眼前的一切。1931年初，罗斯决定提笔记录；现存日记始于同年6月5日。耐人寻味的是，罗斯在动笔之初并未一味强调大萧条的破坏性，反而因年轻而充满自信，甚至将这场危机视作一次难得的学习契机。他在日记前言中写道：

“这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亲历重大金融危机。我迫切希望从这场萧条中吸取教训。对年过半百者而言，这意味悲剧与灾难；但对三十多岁的我们来说，它或许是一所宝贵的历练之校，从中或可汲取出有益的教益。带着这一想法，我将不时记下陆续发生的情况。”

这种态度，与我们今日回望大萧条时满目疮痍的情绪截然不同。我们眼中的那个时代，往往定格于多萝西亚·兰格镜头下那些贫困、无助的面孔——人们从喧嚣的二十年代骤然坠入一无所有，连基本食物与像样住所都难以负担。

但从罗斯的职业视角出发，透过形形色色的客户与报章报道，我们又能看到另一幅大萧条图景：危机固然造就了大量失去财富的人，也同时制造了大量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对持有现金、能承受风险且审时度势者而言，资产价格的暴跌意味着此前难以想象的购买良机——股票、房产等，都可能因持有者急于偿债或市场低迷而被迫低价抛售。于是，同一场大萧条在不同人面前呈现出迥异的面貌：对失业者来说，它是生存危机；对盲目扩张、债台高筑的企业主来说，它是破产；对现金充裕的投资者来说，它可能是一次等待已久的抄底时机。

美国银行倒闭后的储户抗议，纽约，1931年

这并非否认大萧条的残酷，而是说明它本身并不存在单一、统一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统括1930年代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但身处其中者只能依据职业、财富、家庭状况与所处位置获得了截然不同的体验。一个因盲目扩张而倾家荡产的人，与一个抄底暴富的人同处一场大萧条，很可能会有完全相异的历史体验。赤贫者多湮没于历史之中，勉强维持生计并最终渡过难关者的回忆，则大致构成了我们关于大萧条的集体记忆——难民、福利所、罢工、进军，以及那些被灾难彻底改变的家庭与社区。这些记忆当然真实，也是理解大萧条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终究只是大萧条经验的一部分。那些破产者留下了自己的记忆，那些依靠救济度日者留下了自己的记忆，而那些手握现金、在资产价格最低点购入股票与地产者，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大萧条。

问题在于，后者往往难以进入我们关于大萧条的集体想象。贫困具有更鲜明的历史形象与故事性，而财富的再分配往往隐匿于统计数字、商业记录与个人账本之中。我们可从约翰·斯坦贝克的书写中读到一个时代的贫困与挣扎，却很难凭几段文字窥见一个人在大萧条前积累财富、在危机中精准出手并最终获得巨大回报的经历。前者成为时代的象征，后者却常沦为个人财富史中的一个注脚。事实上，通过罗斯对报纸成功案例的复述，可见美国社会富豪名流的生活始终有迹可循——先被当地媒体即时记录，后由传记作者详细记载。在大萧条沉闷的氛围中，人们渴望摆脱困境、寻求财富，这些故事应运而生；然在大萧条过后的繁荣期又被迅速遗忘，只留下那些诚实拼搏的专业人士构成的少数却重要的侧面——一个依靠个人经验与判断崛起的故事。

罗斯日记的最大意义恰恰在于坚持讲述另一个同等真实的故事——这一真实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年鉴中却出人意料地缺失。这里的历史是从深受大萧条影响却未被彻底击垮者的视角出发的叙述。

细察罗斯的社会身份，由他来观察并讲述这场大萧条，或具有某种特殊的合理性。他曾参加一战，是当时美国众多退伍老兵之一；他积极投身社会工作与政府事务，演讲、组织与参选使他有机会走向公共生活的前台，表达自己的理想与政治判断。与此同时，他又始终未脱离律师与普通专业人士的生活位置。与那些能通过政治权力直接塑造经济政策的人不同，他更多时候只是观察者与参与者；但与完全被经济危机裹挟，仅能关注自身生存的人相比，他又拥有相对充分的社会资源与职业视野，能将自身遭遇与周围人的处境联系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律师的身份赋予了罗斯一种特殊的观察位置。律师事务所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社会观察窗口——一个企业主的破产、一个家庭的房产被止赎、一笔债务无法偿还，对宏观经济统计而言只是一个数字，对律师而言却是一件需要处理的具体案件。因此，经济危机不会以“失业率上升”这类抽象形式进入罗斯的生活，而是以客户、合同、房产、债务与诉讼的形式，走进他的办公室。

这使得罗斯能够看见宏观经济数字背后那些正在发生的具体变化：房地产与商业活动的萎缩意味着合同减少，企业经营困难意味着法律事务性质的转变，赤贫则几乎令民事诉讼停滞。宏观经济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尺度转换——从统计学意义上的“经济衰退”，变成一个个可被律师触摸与处理的事件。

正因如此，罗斯的观察既不同于经济学家的观察，也不同于贫困者的自述。经济学家试图从总体数据中寻找规律，赤贫者首先面对的是自身生存问题；罗斯则身处二者之间。他必须处理现实中的经济后果，同时又有余力追问这些后果为何发生，以及它们将把美国社会引向何方。罗斯所受的高等教育赋予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大萧条期间，他不断阅读书籍、报刊与杂志，偶尔记录“专家们”对局势的判断，最终却发现这些判断十有八九是错误的。这反倒构成了罗斯日记中一个颇为有趣的悖论：他试图理解大萧条，因而不断寻找能解释危机的人，却又在持续观察中发现，真正身处危机者很难获得可靠的全景视野。那些经济学家、银行家与政府官员，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数据与专业知识，却同样无法预判经济下一步的走向。

罗斯一方面借助他们的判断来理解现实，另一方面又以现实不断检验这些判断。当预测接二连三落空时，他逐渐意识到，经济危机并非仅凭政府政策或经济指标便可解释的机械过程。市场中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在根据自己对未来的判断采取行动，无数个体判断彼此叠加，反过来改变市场本身。1929年股市崩盘后，集体悲观、不信任与避险心理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在罗斯看来，胡佛与罗斯福两届政府都未能成功逆转这种心理，即便是战争工业的繁荣，短期内也未能改变人们的想法。当战争工业已使美国经济发生巨大变化时，他仍然无法像我们今天这样，将这些变化简单组织为“大萧条已然结束”的历史事实。

这种“置身其中，又能审视其中”的位置，构成了罗斯历史意识的一个重要基础。

被遮蔽的人群：大萧条中的专业人士

如果将视线从罗斯个人稍稍移开，就会发现他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职业位置。恰恰相反，在《大萧条日记》中，有一个经常被罗斯提及、却很少进入大萧条宏大叙事的群体——“专业人士”（professional men），包括律师、医生、牙医、工程师、保险从业者以及其他依靠专业知识和个人职业声望谋生的人，构成了1930年代美国城市社会中一个特殊的中间世界。他们既不是工厂里的产业工人，也不是能够凭借巨额资本抵御危机的大企业家；他们拥有不错的教育背景、职业资格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却通常缺乏足够的资本储备。当经济繁荣持续时，这种生活方式看起来稳定而体面；当经济体系开始收缩，它却迅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罗斯在1931年8月9日的日记中专门记录了这一群体的困境。他注意到，专业人士在大萧条中“受到了沉重打击”，尤其是医生和牙医。他所见的一位医生甚至把一张一美元的钞票铺在桌上，告诉他这就是自己一整个星期收到的全部现金。律师的处境也并不乐观，许多人的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日常开支。罗斯自己的事务所虽然因为破产、止赎等案件获得了一些业务，但这些案件本身往往没有真正的经济价值，因为客户已经没有可以变现的资产。

大萧条时期北卡罗来纳州戈尔兹伯勒的一间律师事务所，1938年4月

这段经历改变了我们对于“职业安全”的通常理解。专业人士并非没有工作，而是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正在失去正常的支付能力：医生可以继续看病，但病人没有钱；牙医可以继续治疗，但患者无法支付费用；律师仍然可以提供法律服务，但陷入破产和债务危机的客户同样无力付费。大萧条并不只是消灭了工作岗位，它还破坏了劳动与收入之间原本稳定的交换关系。

罗斯后来意识到，这正是专业人士与产业工人在危机中的重要区别。工厂关闭意味着工人失去工作，而一个律师的办公室、一个医生的诊所仍然可以开门，却可能越来越难以从职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现金。专业人士因此经历了一种更加隐蔽的失业：有工作，却没有收入。

这种困境还揭示了专业人士在大萧条中的另一重位置。他们并不只是危机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观察经济变化的重要节点。律师办公室、医生诊所、牙医诊所和保险公司，本来就是繁荣社会中财富流动的一部分；当这些地方开始出现欠费、拖租和业务萎缩时，它们实际上成为经济收缩最敏感的社会传感器。

而律师尤其如此。企业破产、房地产止赎、债务重组和治安官拍卖，并不是报纸上的抽象数字，而是一个个需要处理的案件。1931年8月10日，罗斯注意到Legal News刊登了未来一个月内78场治安官拍卖，其中许多房地产最终由银行以抵押贷款、税款和法院费用的价格重新买回，因为市场上几乎没有真正的竞买者。几年以后，当罗斯重新回看这些记录时，他已经能够发现其中另一层意义：有人因为没有现金而失去房屋，有人却因为拥有现金而获得房屋。

因此，“专业人士”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阶层。律师、医生和牙医共同拥有的是专业身份，却未必拥有相同的财富结构。有的人几乎没有储蓄，只能依靠借款维持生活；有的人拥有房产和股票，却因为资产配置错误而损失财富；还有少数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现金，因此能够在别人出售资产的时候进行购买。

这也逐渐改变了罗斯对于财富的理解。对于普通专业人士而言，职业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区别，在大萧条中突然变得格外重要。专业知识可以让一个人获得收入，却不能保证收入在危机中继续存在；职业地位可以维持社会身份，却不能替他支付房租。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穿越危机的，往往是职业之外是否存在足够的剩余资本。

罗斯后来发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专业人士的复苏仍然明显滞后。1936年12月24日，他注意到商店重新繁荣，工业和商业恢复，消费重新活跃，但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却仍然没有真正这种复苏。经济周期因此并不是同时作用于所有人：工业可能已经恢复，股票市场可能已经上涨，但医生的病人、律师的客户仍然可能没有足够的钱恢复正常消费和投资。

更值得注意的是，律师职业本身也存在特殊的周期性。危机初期，破产、止赎、接管和企业重组反而能够带来业务增长；真正漫长而困难的阶段，则是经济活动持续停滞之后，客户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那些需要律师参与的正常商业活动。专业人士因此不仅是经济周期的观察者，他们自身也被嵌入经济周期之中。

这实际上构成了罗斯观察大萧条的职业基础。他拥有一定的观察和总结余裕；他也不是资本家，因此无法凭借巨额财富置身危机之外。他必须依靠专业劳动生活，却又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职业收入并不足以抵御下一次危机。正是在这种中间位置上，罗斯开始从一个律师逐渐成为一个观察经济周期的人。

如果说工人从大萧条中学习的是如何面对工作的消失，那么罗斯以及他所代表的专业人士面对的则是一个更加隐蔽的问题：当一个人拥有职业、教育和社会声望，却没有足够资本的时候，他究竟能否真正抵御历史？

在不确定中行动：罗斯的历史经验

所以，罗斯迫切地希望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这或许是理解《大萧条日记》的另一把钥匙。他深知自己身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但他对“历史”的理解并非后来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于他而言，历史首先意味着一种可被个人吸收、检验并转化为行动原则的经验。1931年提笔时，他既不知大萧条还将持续多久，更不知危机终将以何种方式落幕。

他唯一能确定的是：这场危机正在深刻改变美国，而身处其中者若想在未来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努力理解它。他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一个诚实、审慎的人，该如何在一生中创造、守护并积累财富？大萧条中，他目睹太多勤勉之人因盲目将财富投入股市而一无所有，遂逐渐意识到，辛勤工作只是积累的第一步，投资与管理才是保障生活与财富增值的关键。这段历史中形成的经验与教训，最终化作他恪守终生并传承后人的投资方法，也为他带来了切实的回报。

在漫长的余生中，罗斯不断回看这些日记，并结合当下作出新的注释——大萧条的印记从未从他身上淡去。他起初并非热衷股市之人，但当他发现股价的涨跌无不牵动经济全局时，便意识到股市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观察窗口。于是他在日记中孜孜不倦地记录重要股票的价格，试图分析不同股票的收益与投入时机。他关注政府政策，对金本位、通货膨胀等问题自有见解，而对常态化财政赤字的忧虑则贯穿终生。美国从一战前的平衡财政，走向罗斯福政府开启并不断扩大的常态化赤字，身为保守派共和党人的罗斯在日记中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与担忧。然而，这种反对并非简单的政治立场表达，它同样是其历史意识的重要组成——因为在他看来，政策并非孤立于当下的政治选择，而是会持续产生后果，并最终成为未来评判现在的依据。

因此，《大萧条日记》并非一本单纯的经济观察日记，它更接近一场持续进行的历史实验。罗斯不断地记录股价、房地产价格、银行状况、政府政策与身边人的生活，同时将自己的判断与现实反复比对。某个判断可能在当时看似合理，数月后却被现实所推翻；某项政策短期内或见效，在罗斯眼中却埋下了长期隐患。他无数次哀叹自己两手空空、未能在萧条中有所行动，却也庆幸在短暂回暖中没有盲目跟从。于是，日记中的“过去”从未真正成为过去——已发生之事不断重返新的现实，被重新诠释，也不断修正罗斯对未来的判断。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投资的理解上。对罗斯而言，大萧条并非一次已然结束的经济灾难，而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学校。股价暴跌、楼市崩盘、银行倒闭与无数个人财富的蒸发，皆成为他观察经济规律的具体案例。他并不满足于记录“谁在危机中失去了财富”，而是进一步追问：他们为何失去？此前做出了什么判断？哪些行为在繁荣时期看似合理，危机来临后却迅速暴露风险？反过来，那些能保有现金、控制债务并在价格低谷时果断投资的人，又究竟依靠什么渡过了危机？

于是，历史经验在罗斯这里获得了一种极为具体的形式——它最终必须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若仅仅知道大萧条曾经发生，却仍按萧条前的旧方式管理财富，便算不上真正“理解”了大萧条。真正的理解，在于将过去转化为判断现在的尺度，再把这种判断转化为面向未来的行动。

返回过去：日记，时间与历史意识

罗斯晚年仍不断重读日记，为旧日记录添加新的注释。这一行为蕴含着一种耐人寻味的时间结构：1931年的罗斯，记录的是一个不知结局之人眼中的“现在”；数十年后的罗斯，已深知大萧条的走向，却重返那些文字，对当年的判断加以解释。年轻的罗斯面对未知的未来，而年老的罗斯面对的是一个已成过去的未来——日记中的书写者与后来的阅读者，并非同一历史主体。前者不知终局，只能作有限的判断；后者阅历更深，能够解释、验证乃至修正前者。

二者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大萧条日记》最有价值的历史意识。我们通常以为历史是过去之人面对的未来，但罗斯的日记同时呈现了另一层时间关系：过去的人不仅活在他们的“现在”之中，还会在未来不断返回自己的过去，用新的经验重新理解那个当初尚未完成的世界。历史因此并非单向推进的过程——对身在其中者而言，未来是不确定的；对后来回望者而言，过去同样并非完全固定，因为新的现实会不断重塑我们理解以往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真正记录下来的并非“大萧条”本身，而是一个人如何在大萧条之中形成对它的认知。他的日记因此兼具两种时间性：它既属于1930年代那个未揭晓结局的“现在”，也属于后来不断回望这一“现在”的罗斯。前者将我们带回历史发生的现场，后者则让我们看见经验如何沉淀为记忆，并最终凝为一个人的世界观。

这或许正是“历史意识”区别于单纯“历史记忆”之处。记忆保存已发生的事情，而历史意识要求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正置身历史之中，并主动思考当下的种种将如何成为未来理解现在的依据。罗斯1931年提笔时，并未想到自己正在书写一部日后会被阅读的“大萧条史”——他只是不愿让这场危机白白流过自己的生命。他希望从中获得一些东西：关于财富、风险、政府、市场，也关于人在不可预知的时代中究竟该如何行动。

所谓“穿越大萧条”并不仅意味着从1929年走到1941年。对罗斯而言，真正的“穿越”是一种持续的历史经验——从繁荣坠入危机，从危机走向恢复，又在恢复中回望危机。大萧条并未随经济指标的好转从他的生命中消退，它化作一种长存的记忆结构，持续塑造他对财富、投资、政府与经济周期的理解。

1935年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夫妇访问亚特兰大。自左至右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埃莉诺·罗斯福、参议员沃尔特·F·乔治（Walter F. George）与理查德·B·拉塞尔（Richard B. Russell Jr.）

这也是《大萧条日记》对今天读者最重要的启示。我们习惯将历史视为已完成的对象：1929年危机爆发，1933年罗斯福新政，1937—1938年再次衰退，1939年欧战爆发，1941年美国参战，战争动员最终推动美国走出萧条。这样的叙述对解释历史固然不可或缺，却容易遮蔽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历史发生时，从无人知晓它将最终走向何方。

罗斯的这本日记恰恰保存了这种“不知道”：他不知道危机何时结束，不知哪位经济学家的判断终将正确，更不知自己记录下的某个股价、某桩破产案或某项政策，几十年后会成为理解美国经济史的材料。正是在这种“不知道”之中，历史意识才真正发生。而对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他提供的不仅是一份关于大萧条的史料，更是一种理解历史的方法——历史并非首先作为“过去”而存在，而是首先作为一个不断逼近、不断迫使人作出判断的“现在”而存在。

因而，当我们今天重新翻开这本日记时，真正被唤醒的并非一个已然终结的大萧条，而是1931年那个尚未知晓答案的世界：股价还会继续下跌吗？银行是否还会倒闭？房地产何时复苏？罗斯福的新政将带来什么？战争能否真正结束萧条？这些问题于我们早有定论，于罗斯却曾是敞开的。这大概是“穿越大萧条”的真正含义：不是从今天回到1930年代，而是暂时搁置已知的结局，重新进入一个结局尚未展开的世界，去学习如何感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重塑自我与国家以及个体如何观察、判断、把握并总结这一切。

（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基地班2024级本科生，文章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延庆教授指导。）

赵泫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