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邯郸城内一处宅院的屋檐下挂着冰凌。
一个婴儿在赵国的都城降生了,父亲是秦国派来的人质,母亲是邯郸豪家之女。
这个婴儿被取名为“政”,因为生在正月旦日,又生在赵国,所以当时的人叫他“赵政”。
他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但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争论他究竟该叫什么。
多数人叫他“嬴政”,课本上写“嬴政”,电视剧里也喊“嬴政”。
但如果我们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回到先秦的姓氏制度中去,会发现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这个误会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于先秦时期的“姓”和“氏”是两回事,而到了汉代,这两者合二为一,后人便用合并后的习惯去回看先秦的人名,于是把“嬴”当成了秦始皇的“姓”。
要真正弄清秦始皇该叫什么,得先弄清姓和氏在先秦究竟是什么。
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一段极其精炼的概括:“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
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同书又说:“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
这两句话把姓与氏的功能说得清清楚楚。
姓是用来标识血缘的,同姓不婚,所以女子称姓最为常见。
氏是用来标识家族分支和社会地位的,有封地、有官职的贵族男子才有氏,所以男子称氏。
这种区分在先秦文献中有大量例证。
屈原并不姓屈,《史记·屈原列传》明确记载他“姓芈,屈氏”,名平,字原。
如果按后世的习惯叫他“芈平”,当时的楚国人会觉得莫名其妙。
孔子也不是姓孔,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姓子,孔是他的氏。
顾炎武在《日知录·氏族》中批评司马迁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混而为一”,指的就是这个现象。
明人袁庭栋说得更直接:“对孔子,不可以说姓孔名丘,因为孔是他的氏,姓则为‘子’。”
这些例子说明,在先秦,“男子称氏不称姓”是一条基本的称呼规范,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之为“周之通制”。
秦国王室的“氏”是怎么来的,得从更早的祖先说起。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的先祖是嬴姓,后来分封出去的各支“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等,而秦这一支“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造父是周穆王时期的人物,因为善于驾车而得到周穆王的宠幸,穆王把赵城封给了他,造父这一族从此以“赵”为氏。
《史记·赵世家》开篇也说“赵氏之先,与秦共祖”,秦和赵本就是同一个祖先的分支——商朝末年蜚廉的长子恶来是秦人的先祖,次子季胜是赵人的先祖。
也就是说,秦国王室是嬴姓赵氏。
到了非子这一代,因为替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邑之秦”,也就是把秦地封给了他,让他“复续嬴氏祀”。
非子这一支虽然有了“秦”这个封地,但他们与造父那一支的关联仍然被强调——司马迁在《秦本纪》中特意写道,非子等人“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所谓“蒙”,是蒙受、沿袭的意思,说明秦这一支的赵氏身份是承袭自造父一支的。
所以秦国王室的氏,从一开始就是“赵”,不是“秦”。
“秦”只是一个封地的名称,后来成了国号,但在先秦的称呼规范中,氏是跟着封地和家族分支走的。
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邯郸,这件事本身又给他的“赵氏”身份加了一层具体的色彩。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很明确:“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唐代司马贞的《索隐》说得更清楚:“系本作‘政’,又生于赵,故曰赵政。
一曰秦与赵同祖,以赵城为荣,故姓赵氏。”
司马贞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生在赵国,二是秦赵同祖。
两个理由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个孩子叫“赵政”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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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四十八年,是公元前259年。
这一年,秦军正在围攻邯郸。
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当时叫异人)作为秦国的人质被困在城中,处境极其危险。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逃出邯郸,回到了秦国,而赵姬和年幼的赵政留在了赵国,“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赵姬是邯郸豪家之女,靠着家族的掩护,母子二人在秦军围城的险境中活了下来。
赵政在邯郸度过了他的童年。
一个在敌国都城长大的秦国公子,周围是赵国人,他的称呼自然是“赵政”——赵是他的氏,也是他出生地的国名。
这个称呼里包含着他在赵国的那段岁月。
直到秦昭王去世,秦孝文王继位,子楚被立为太子,赵国才把赵姬和赵政送回秦国。
那年赵政大约九岁。
回到秦国之后,赵政的称呼并没有改变。
在先秦的规范里,一个人的氏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因为回到本国就改换。
秦国的国君在正式的称呼中称“秦某”,比如秦穆公、秦孝公,这是以国为氏的通例。
但秦王室在追溯氏族来源时,仍然是嬴姓赵氏。
这一点从出土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
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竹简中有一篇《赵正书》,共50余枚竹简,近1500字,记载秦始皇之死与秦亡的历史。
竹书中通篇称秦始皇为“秦王赵正”,篇题就是“赵正书”。
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在西汉早期,与《史记》的成书年代大致相当,说明在司马迁之前,就已经有人把秦始皇称作“赵正”了。
《史记·楚世家》中有一句话:“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
《淮南子·人间训》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
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也记载:“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
这些不同来源的文献都指向同一个称呼——赵政。
这说明在秦汉之际,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中,秦始皇的正式称呼就是“赵政”。
那“嬴政”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问题出在司马迁身上。
《史记》在记述秦始皇时用了“姓赵氏”这个表述,但“姓赵氏”本身就是一个已经混用了姓和氏的说法。
严格说来,赵是氏,不是姓;嬴才是姓。
司马迁写“姓赵氏”,反映的是他那个时代——汉武帝时期——姓和氏已经合流,人们习惯上把氏也叫做姓了。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
更麻烦的是,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里,对秦始皇的称呼并不统一。
有时候按先秦的规范称“赵政”,有时候又用了“嬴政”的叫法。
扬雄在《法言》中说“嬴政二十六载,天下擅秦”,用的是“嬴政”。
西汉人已经不再严格区分姓和氏,所以“嬴政”和“赵政”混着用,在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后世的读者拿到《史记》,看到“姓赵氏”三个字,又看到别处写“嬴政”,就产生了困惑。
再加上课本和通俗读物为了统一方便,选择了“嬴政”这个叫法,久而久之,“嬴政”就成了秦始皇的“标准名字”。
这个标准名字其实站不住脚。
按照先秦的称呼规范,男子称氏不称姓,秦始皇作为男性贵族,称“赵政”才是符合规矩的。
“嬴政”等于把姓直接拿来当称呼用,这在先秦是不可想象的。
就像屈原不叫“芈平”,孔子不叫“子丘”,秦始皇自然也不应该叫“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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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了秦始皇的称呼,他的两个儿子的称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他劝谏秦始皇不要“重法绳之”诸生,触怒了秦始皇,被派到上郡去监督蒙恬的军队。
他的名字“扶苏”来自《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中的句子“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扶苏”是一种小乔木,枝叶繁茂的样子。
据说扶苏的母亲是郑国人,喜欢唱这首郑地的情歌,秦始皇便给长子取了这个名字,寄予了“枝叶繁茂”的期许。
但扶苏在史书中的称呼,从来不是“嬴扶苏”。
他被称为“公子扶苏”。
“公子”是先秦对诸侯之子的通称,属于身份称谓,不是氏。
如果按照先秦的规范,把氏加在名前,他就应该叫“赵扶苏”。
他的父亲是赵政,他自然也是赵氏。
公子扶苏,本名赵扶苏。
扶苏的命运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走到了终点。
那年秦始皇出巡,病死沙丘。
赵高与胡亥、李斯合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份诏书赐给扶苏和蒙恬,命令他们自杀。
使者到了上郡,扶苏打开诏书,哭了,走进内室就要自杀。
蒙恬拦住他说,陛下在外巡游,还没有立太子,派我率领三十万大军守边,公子做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现在一个使者来了就自杀,怎么知道不是诈伪?
请再请示一次,请示之后再死也不晚。
使者在一旁不停地催促。
扶苏为人仁厚,对蒙恬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
父亲赐儿子死,还有什么好请示的。
随即自杀。
蒙恬不肯死,被使者交给了官吏,关押在阳周。
赵扶苏死在了上郡,他的死亡开启了秦朝迅速崩溃的序幕。
胡亥是秦始皇的第十八子,也是最小的儿子。
《史记》称他为“少子胡亥”。
他的名字来源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胡”来自他的母亲——据传他的母亲是胡人,所以取名“胡”;“亥”是十二地支的最后一位,因为他是秦始皇最小的儿子,排行最末,所以用“亥”来命名。
另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给儿子们起名时用了天干地支的序列,“亥”作为地支的末位,象征着“到此为止”的意思。
无论哪种说法准确,胡亥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最末”的意味——既是排行最末,也是地支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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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亥同样不以“嬴”为称。
在史书中,他被称为“公子胡亥”或“少子胡亥”。
如果要加氏,他就应该叫“赵胡亥”。
胡亥在秦始皇三十七年随父亲出巡,秦始皇死在沙丘之后,在赵高和李斯的操纵下继位为秦二世。
他登基后,杀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继续修建阿房宫,加重了徭役和赋税。
秦朝的崩溃在他手中完成。
从公子胡亥到秦二世,这个以地支末位为名的皇子,最终成了秦朝覆灭的直接责任者。
秦始皇的称呼之所以成为一个延续两千年的争议,最直接的原因是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中既写了“姓赵氏”,又在一些地方用了“嬴政”的叫法,两者并存。
这种混用并非司马迁的疏忽。
他生活在汉武帝时期,那正是姓和氏彻底合流的时代。
秦朝统一天下后,推行郡县制,废除了分封制。
贵族的“氏”原本是与封地、官职绑定的,郡县制之下,封地不再世袭,官职不再固定,氏赖以存在的基础被抽掉了。
《通志·氏族略》记载:“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兹姓与氏浑而为一者也。”
秦朝灭掉六国之后,原来的贵族后代变成了平民,有的人用国名作氏,有的人用姓作氏,有的人用原来的氏作氏,姓和氏的区别就乱了。
到了汉代,户籍制度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姓”,姓和氏正式合二为一。
郑樵说的“姓氏之失自此始”,指的就是这个从秦到汉的过渡过程。
在这个过渡完成之后,人们回头看先秦的人物,便习惯用合并后的“姓”去称呼他们。
秦始皇被叫成“嬴政”,孔子被叫成“孔丘”,屈原被叫成“屈原”——按先秦的规矩,这些叫法都不太对。
但历史的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回去了。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叹“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但连他自己写书的时候,也不得不用“姓”这个已经合并了的概念来讨论问题。
今天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嬴政”,是两千多年姓氏合并之后形成的习惯称谓。
从先秦的规范出发,秦始皇的正式称呼应当是“赵政”,他的儿子们应当叫“赵扶苏”和“赵胡亥”。
北大汉简《赵正书》的出土,为“赵政”这个称呼提供了西汉早期的实物证据。
《史记》本身也记载了“姓赵氏”这个关键信息。
但“嬴政”这个叫法已经使用了太久,久到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它有问题。
邯郸城的那处宅院早已不在了。
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的那声婴儿啼哭,也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千三百年。
那个被取名为“政”、姓赵氏的孩子,后来成了秦始皇,又在死后被叫成了“嬴政”。
他的名字在历史的流转中换了模样,就像姓和氏在秦汉之间悄悄合流一样,不知不觉,无可挽回。
只有竹简上的墨迹和史书上的文字还在提醒着后来的人——他最初的名字里,藏着“赵”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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