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阿联酋才懂：在阿拉伯人眼里，中国人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强大

去了阿联酋才懂：在阿拉伯人眼里，中国人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强大

老赵在迪拜机场的海关柜台前站了足足二十分钟，那个穿白袍的阿拉伯官员翻来覆去地看他的护照，又翻来覆去地看电脑屏幕，眉头皱得像沙漠里的沙丘。老赵心里发毛，他一句阿拉伯语不会，英语就会那么几句，还是年轻时在东莞工厂跟外国客户学的，磕磕绊绊的。他正想掏手机找翻译软件，那个官员忽然抬起头，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问了一句：“你是中国人？”

老赵愣了一下，赶紧点头：“对对对，中国人。”

官员的眉头一下子松开了，嘴角甚至往上提了提，啪地在护照上盖了章，递还给老赵。然后他用中文说了一个词——“欢迎。”

老赵拿着护照往行李提取处走，心里还在琢磨这件事。他以前去过不少国家，过海关被盘问是常事，有时候还得被拉到小屋子里等半天。可在迪拜，那个官员一听他是中国人，态度立马就变了。老赵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埋头盖章的官员，心里犯嘀咕：这地方的人，对中国人怎么这么客气？

他是头一回来阿联酋。这次来，是给迪拜的一个中资建筑公司送一批特种钢材。他做钢材贸易二十多年了，在广东佛山有自己的档口，这几年国内生意不好做，就想着往中东闯一闯。来之前他心里没底，脑子里全是新闻里那些关于中东的片段——战乱、冲突、宗教规矩多、女人蒙面、男人穿袍。他老婆甚至劝他别去，说那边不安全，万一碰上什么事，语言又不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赵嘴硬，说怕什么，咱们中国人现在走到哪都吃得开。可心里其实也在打鼓。

出了机场，热浪扑面而来。那种热跟广东不一样，广东是闷热，汗黏在身上出不去。迪拜的热是干热，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烤箱门口，风都是烫的。老赵赶紧钻进出租车，把空调出风口对着脸吹。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用英语问：“Chinese？”

老赵说：“Yes。”

司机笑了，一路上开始用夹杂着乌尔都语的英语跟他聊天。老赵听懂了一半，大意是说中国好，中国跟巴基斯坦是兄弟，他最喜欢中国人。老赵客气地点头，心里却在想，这司机是不是对每个中国人都这么说？

到了公司安排的公寓，安顿下来之后，老赵给老婆打了个电话报平安。老婆问他那边怎么样，他说刚落地，还没看清楚。老婆嘱咐他少出门，别跟陌生人说话，注意安全。老赵嗯嗯啊啊地应着，挂了电话，站在阳台上往外看。

楼下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车流不息，清一色的白色和银色越野车，偶尔夹着几辆跑车，发动机的声音在楼宇之间嗡嗡回响。马路对面是一排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在夕阳里闪着金光。更远处，隐约能看到一栋极高的塔楼，在暮色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老赵知道那是哈利法塔，世界第一高楼。他以前在电视上看过，觉得遥不可及。可现在它就立在那儿，离他不到十公里。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第一次去深圳，站在国贸大厦楼下仰头看，觉得脖子酸。那时候他二十出头，从潮汕农村出来，口袋里揣着两百块钱，想着在这座城市闯出一片天。后来他确实闯出来了，从工地小工做起，做到包工头，再做到钢材贸易，在佛山买了房，把老婆孩子从老家接过来，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站在迪拜的阳台上，看着这个用石油美元堆出来的城市，心里想着怎么把生意做到这里来。

第二天一早，合作公司的项目经理来接他去工地。项目经理姓马，宁夏人，在阿联酋待了八年了，阿拉伯语说得跟当地人一样溜。马经理四十出头，晒得黝黑，戴着一顶安全帽，说话语速很快。

“赵总，你这次来对了。”马经理一边开车一边说，“迪拜这边现在到处在搞建设，世博会之后又有一批新项目。钢材需求大得很。本地人做这个的不多，都是我们在做。你只要把货供好，价格合适，不愁没生意。”

老赵问：“本地人为什么不自己做？”

马经理笑了一声：“本地人？你是说那些穿白袍的？他们才不干这个。他们要么在政府上班，要么开公司当老板，最不济的也有地租收。干活的是我们，是巴基斯坦人，是印度人，是孟加拉人。”

“那他们干什么？”

“他们指挥。”马经理打了把方向盘，车子拐上了一条更宽的马路，“我跟你说，你在迪拜待久了就明白了。这个地方，阿拉伯人是老板，欧美人是高管，印巴人是中层和劳工，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什么都干。开公司的、搞工程的、做贸易的、开餐馆的，什么都有。而且咱们干得比他们都好。”

老赵听着，没说话。他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街景。路边是一排排的椰枣树，树干粗壮，叶子在热风里纹丝不动。人行道上偶尔走过几个穿白袍的男人，步伐从容，手里拿着手机。路边的小店里，坐着穿工装的南亚面孔，在阴凉处喝着茶。再远处，是一大片正在施工的工地，塔吊密得像树林，脚手架上爬满了工人。老赵注意到那些工人的肤色——大多是深色的，南亚人，也有几个东亚面孔。

“那些是中国人？”他指着工地问。

马经理看了一眼：“有几个是。但大部分是孟加拉和印度的。咱们中国人现在很少干这种体力活了，都是带班、管现场、搞技术。体力活都让南亚人干了。”

老赵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深圳工地上搬砖的日子。那时候他也是一身臭汗，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累得倒头就睡。现在呢？他在迪拜的工地上，看到的中国人是管事的，是看图纸的，是跟业主谈合同的。那些真正流汗的人，换成了更穷国家的人。

这个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说不上来。可他忽然觉得，这个变化挺大的。

到了工地，马经理带他去看现场。那是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好几栋楼同时在建，最高的那栋已经封顶了。老赵仰头看着那栋楼，心里算了一下——大概有五十多层。楼体已经装上了玻璃幕墙，在太阳底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楼下停着一排水泥罐车，泵车伸着长长的臂架，正在往上面浇筑。

马经理指着那栋楼说：“这栋楼用的钢材，有一部分就是你上次发过来的那批。业主验收了，质量没问题。所以这次才让你继续供货。”

老赵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他正要说话，旁边走过来一个穿白袍的阿拉伯人。那人身材高大，白袍一尘不染，头巾也缠得一丝不苟，脸上架着一副墨镜。马经理赶紧迎上去，用阿拉伯语跟他打招呼。两个人说了几句话，那个阿拉伯人把墨镜摘下来，看了老赵一眼，然后用英语问：“你就是供应商？”

老赵的英语不太好，磕磕绊绊地说：“Yes, I am from China.”

那个阿拉伯人忽然笑了。他的英语很流利，带着一点英国口音：“我知道你是中国人。我是在问，你就是那个给我们供钢材的赵先生？”

老赵点头。

阿拉伯人伸出手来，跟老赵握了握。他的手很干燥，很有力。“我叫哈立德。这个项目的业主代表。”他用英语慢慢说，大概是照顾老赵的英语水平，“马经理跟我说了，你们的钢材质量很好。我用过很多国家的钢材，德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但你们的性价比最高。了不起。”

老赵听懂了“了不起”这个词。他有些意外，又有些得意。他做了二十多年钢材生意，国内客户夸他，同行夸他，可被一个阿拉伯人当面夸“了不起”，这还是头一回。

哈立德又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让马经理好好招待老赵，有什么需要尽管提。然后他戴上墨镜，转身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白色越野车。车子发动，消失在工地的扬尘里。

老赵看着那辆车的尾灯，问马经理：“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客气还是真的？”

马经理笑了：“客气当然有。但也不全是客气。哈立德这个人我认识好几年了，他说话比较直。他说你钢材好，那就是真好。你知道他为什么对我们中国人印象好吗？”

“为什么？”

“因为咱们能干。”马经理点了根烟，蹲在阴凉处，“哈立德负责这个项目的材料采购。他跟我说过，他以前跟印度供应商合作，签了合同，货期一拖再拖，质量还老出问题。跟土耳其供应商合作，价格倒是便宜，可交货的时候缺斤少两。后来找了中国的供应商，合同怎么写的就怎么来，说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质量还比合同上写的还好。”

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哈立德有一次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们中国人做生意的规矩，跟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一样。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差不多就行。你们的规矩是——必须按合同来。他说他一开始不习惯，后来发现跟中国人做生意最省心。”

老赵听完，心里有些触动。他在国内做生意，觉得按合同办事是天经地义的。签了字盖了章，该什么时候交货就什么时候交货，该什么质量就什么质量。这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可到了这里，他才知道，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在很多地方其实是“最高的要求”。

那天晚上回到公寓，老赵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哈立德说的那些话，想起马经理说的那个词——“省心”。他做了大半辈子生意，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一直遵守的那个“规矩”，在别人眼里，原来是一种本事。

第二天，马经理带他去迪拜的老城区转转。老城区在迪拜河的另一边，跟新城隔水相望。这边没有摩天大楼，没有豪华商场，全是低矮的阿拉伯老房子，土黄色的墙，窄窄的巷子，巷子里挂满了各种招牌——卖香料的、卖布料的、卖黄金的。街边的小店里坐着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伙计，见人就吆喝。

老赵跟着马经理在巷子里穿行。空气里混着香料味、烤肉味和河水的腥味。他看见一个卖藏红花的店铺，门口摆着一排小玻璃瓶，里面装着深红色的花丝。老板是个巴基斯坦老头，用中文喊了一句：“老板，进来看看！便宜！”

老赵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在这里能听到中文。

马经理笑着说：“这边做生意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几句中文。不会说的也在学。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国游客多？”

“游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是这边最大的贸易伙伴。你去迪拜的任何一个市场，问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最想跟哪个国家的人做生意？答案都是中国。中国人的购买力强，中国人爽快，中国人付钱不拖。”

老赵在一家香料店门口停下来。店老板是个中年男人，一看就是南亚裔，留着胡子，戴着小帽。他用中文说：“你好，进来看看。”

老赵进去了。店里面挂满了各种香料，一袋一袋地堆在地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气味。老板问他从哪来，他说中国。老板眼睛一亮，开始用夹着英文和中文的话跟他聊天。老赵听了个大概，大意是他以前在义乌待过三年，专门采购小商品运回迪拜卖。后来回到迪拜开店，现在从中国进口香料和干果，生意还不错。

“中国好。”老板竖起大拇指，“东西便宜，质量好，发货快。我在义乌的时候，认识了好多中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

老赵问他：“你觉得中国人怎么样？”

老板想了想，说：“能干。真的能干。我早上八点去义乌的市场，他们已经在干活了。我晚上八点走，他们还在干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干的人。”

老赵笑了。这句话他听过很多次。在非洲，在东南亚，在中东，别人夸中国人，用得最多的词就是“能干”。可他以前没太在意，觉得“能干”不就是说你能吃苦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可这一次，站在迪拜的老巷子里，听着一个南亚老板用不标准的中文夸中国人“能干”，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他想，也许“能干”这个词，在这些地方，比“聪明”“有钱”都更值钱。因为“能干”意味着你愿意付出，意味着你靠谱，意味着你说到做到。这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来的。

从香料店出来，马经理又带他去了一家阿拉伯餐厅吃饭。餐厅不大，墙上挂着波斯地毯，角落里摆着一个大水烟壶，几个阿拉伯人坐在靠窗的桌子上抽水烟，烟雾缭绕。马经理点了羊肉抓饭和烤鱼，还有一壶薄荷茶。

两个人边吃边聊。马经理给他讲了很多这边的事——这边的中国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怎么跟当地人打交道。他说这边的中国人都挺抱团的，有什么事互相帮忙。可不像有些国家的移民，一盘散沙。

“我跟你说个事。”马经理倒了杯茶，喝了一口，“有一年，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政府项目，工期特别紧。业主说，如果按时完工，给奖金；如果延期，罚款。我们算了算时间，觉得够呛。可老板说，接。然后我们整个项目部的人都拼了。白天干，晚上也干。中国工人不够，就从国内调。最后提前半个月完工。业主特别高兴，请我们所有人吃饭。那个业主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什么话？”

“他说，你们中国人做成这件事，我们阿拉伯人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在他们的观念里，一件事如果太难，那就不做。可你们中国人不一样，越难越要做。不但要做，还要做好。他说，这就是你们中国人比我们强的地方。”

老赵把一块羊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羊肉炖得软烂，香料的味道渗进了肉里，好吃得很。可他心里想的不是羊肉，而是马经理说的那番话。

他想起来阿联酋之前，他的一个老客户跟他说的话。那个老客户在迪拜做了十几年生意，跟他说：“老赵，你去了迪拜就知道了。在阿拉伯人眼里，中国人远比咱们自己想象的更强大。你以为你只是来卖钢材的？在他们眼里，你是代表着一种力量来的。那种力量叫做——说到做到，不怕吃苦，能把事情做成。”

老赵当时没太听懂。可现在，他好像有一点明白了。

接下来的几天，老赵跟着马经理跑了好几个工地，见了几个客户，谈了几笔生意。他发现，这边的生意比他想象的好做。客户听说他是中国人，态度都很好。有个客户甚至说，他宁可用中国的钢材，价格贵一点也愿意，因为放心。

老赵问他为什么对中国的钢材这么放心。那个客户说，他以前用过欧洲的钢材，质量是好的，可发货慢，出了问题推来推去。后来用了中国的，发现问题很少，偶尔有问题，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马上派人来处理。时间长了，他就认准了中国供应商。

“你们中国人做生意讲信用。”那个客户说，“信用这个东西，在这里很值钱。”

老赵点头。他想，在国内做生意，讲信用也是基本要求。可到了这里，他又一次意识到，那些在国内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这里，原来是一种稀缺品。

第六天晚上，哈立德请老赵吃饭。地点在迪拜市中心的一家高档餐厅，窗外就是哈利法塔，塔身上的灯光每隔几分钟变一次颜色，红的、蓝的、绿的、紫的，映得整个夜空都亮堂堂的。

哈立德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阿拉伯长袍，没有戴头巾，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比工地上看着年轻一些，说话也更放松。他点了很多菜，有阿拉伯的，也有西式的，还特意给老赵要了一壶中国茶。

“赵先生，你在迪拜还习惯吗？”哈立德用英语问。他的语速比之前慢，大概是知道老赵的英语水平。

老赵说：“习惯。比我想的好。”

哈立德笑了：“你来之前，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很乱？”

老赵有些不好意思地点头。

哈立德说：“很多人对阿联酋的印象都是那样。其实我们这里很安全，比很多欧美城市都安全。而且我们欢迎中国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老赵摇头。

哈立德放下手里的叉子，认真地说：“因为你们中国人跟别人不一样。我做过很多国家的项目，见过很多国家的公司。欧洲的公司技术好，但太慢，太贵，太讲条件。印度公司价格便宜，但质量不稳定，经常出问题。美国公司什么都要按他们的规矩来，不太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只有中国的公司，又能干，又便宜，又能商量。最重要的是，你们说到做到。”

他顿了顿，又说：“我父亲那一辈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他们觉得中国很穷，很落后。可我这一代人不一样。我们去过中国，或者在阿联酋见过中国人做事。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们的城市比迪拜还现代，你们的技术比我们还先进，你们的工人比我们最能干的工人还能干。可你们从来不炫耀。你们就是闷头做事，做完了就走。这一点，我们阿拉伯人很佩服。”

老赵听着，觉得脸上有点发热。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想客气两句，说“哪里哪里”，可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太合适。他不是代表自己来的，他说的每一句话，在哈立德眼里，都代表着中国。他不想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可又不知道实话该怎么说。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中国人，就是想把日子过好。”

哈立德点了点头：“对。你们想把日子过好。我们阿拉伯人也想把日子过好。可我们过好日子的方式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有石油，所以我们有钱。你们没有石油，所以你们只能靠脑子、靠双手。可最后你们比我们过得还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中国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

那天晚上回到公寓，老赵站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远处的哈利法塔还亮着灯，像一根巨大的荧光棒插在城市中间。楼下车流不息，车灯连成两条光带，一条白色，一条红色，在夜色里缓缓流动。更远处，是黑沉沉的沙漠，再远，就是海。

他掏出手机，给老婆发了一条微信：“这边挺好的，别担心。”

老婆秒回：“生意谈得怎么样？”

“还行。过几天就回去了。”

“注意身体，别太累。”

“知道了。”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抽烟。烟雾在夜风里散开，很快就没了踪影。他想起这几天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想起哈立德说的那些话。他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变，可他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看自己的眼光变了。以前在国内，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做钢材生意的小老板，没什么了不起的。可在这里，他忽然发现，自己身上那些最普通的东西——守时、靠谱、能吃苦、说到做到——在别人眼里，是一种了不起的品质。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品质。这是他们这代人的品质。是千千万万个跟他一样，从穷日子里熬出来，靠双手和脑子改变命运的中国人共同的品质。这些东西在国内不觉得珍贵，可到了外面，才知道它是多么稀缺。

他想，也许这就是哈立德说的“强大”。不是楼有多高，路有多宽，钱有多少。而是你身上有别人没有的东西，而你还不自知。

回国的飞机上，老赵旁边坐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二十多岁，戴着眼镜，穿着格子衬衫，一看就是做技术或者贸易的。年轻人主动跟他搭话，问他去阿联酋做什么。老赵说做钢材生意。年轻人说他是做太阳能板的，去迪拜参加一个展会。

“你觉得迪拜怎么样？”年轻人问。

老赵想了想，说：“比我想的好。”

“哪里好？”

“人好。”老赵说，“对我们中国人好。”

年轻人笑了：“那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嘛。”

老赵看了他一眼。年轻人的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自信。那是年轻一代特有的自信，他们生下来中国就已经在变强了，他们没见过中国穷的时候，没经历过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在他们看来，中国强大是理所当然的，外国人尊重中国人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老赵不一样。他经历过被人看不起的日子。那时候他去东南亚进货，海关的人故意刁难他，就因为他拿的是中国护照。那时候他在广交会上跟外国客户谈生意，对方一听他是中国来的，价格就往下压。那时候“中国制造”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迪拜，别人一听他是中国人，眼神就变了。那种眼神，老赵太熟悉了——那是羡慕，是佩服，是尊重。以前是他看别人的眼神，现在轮到别人看他了。

“你说得对。”老赵对年轻人说，“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可这个强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代人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年轻人点了点头，没再说话。飞机开始滑行，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老赵靠着椅背，闭上眼睛。他想起哈立德说的那句话——“你们中国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他在心里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地嚼着，嚼出了很多层味道。

有自豪，有感慨，也有一点说不清的沉重。

因为强大不是终点。强大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更多的期待，更多的目光。你做得好了，别人觉得理所当然。你做得不好，别人会觉得失望。这种期待，是压力，也是动力。

飞机升上天空，迪拜的灯火在下面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云层里。老赵睁开眼，看着窗外的黑暗。他想，等回到佛山，他得跟那些老伙计们说说这次的经历。他要告诉他们，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群人，比他们自己更相信他们能行。

你说，这种“强大”到底是什么？是钱吗？是技术吗？还是那些最普通的东西——守时、靠谱、能吃苦、说到做到？如果是后者，那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不是都带着这种“强大”的一部分？只是我们自己，从来不知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