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先秦兵学的价值重塑与“力”“谋”二范畴的考察——读熊剑平、黄朴民《力与谋：春秋战国兵学思想》

摘要：熊剑平、黄朴民合著《力与谋：春秋战国兵学思想》以“力”与“谋”为核心范畴，系统考察了春秋至战国晚期兵学思想从“谋”到“力”的演变历程。该书突破传统兵学史研究聚焦“智谋”或“武力”的单一研究范式，通过传世文献与出土兵书的互证，揭示“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制度基础与战略意义，以及在“力”“谋”辩证关系中重新理解先秦战争本质。本文在梳理该书问题意识、史料运用与核心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孙子佚书、张家山汉简及银雀山汉简等出土文献，对书中关于诸子“尚力观”的论述加以补充，指出儒、道、墨、法诸家在“力”的哲学理解上的根本差异及其思想史意义。《力与谋》不仅为兵学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范畴史的新范式，也为理解中国早期礼乐背景下春秋战国时期兵学思想向“力”“谋”二范畴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其学术贡献值得深入阐发。

关键词：《力与谋：春秋战国兵学思想》 兵学思想 力谋 范畴史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杨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文学批评尚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研究”（24CZW002）、中国人民大学2025年“求是学术—栋梁”研究项目“先秦诸子‘敬’观念研究”（RUC25QSDL017）阶段性成果。

战争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之一，客观上以暴烈、激进的形式推动文明进步。西周末年，天子式微，诸侯乱起，喋血狼烟，礼崩乐坏。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爆发的诸侯战争促成王官下移，诸子学说亦发轫于此。其中，先秦兵学思想得到学界的关注。《战争论》提到“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然而，先秦兵学思想虽与战争密切相关，却不囿于战事。学界对于先秦兵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左传》中诸侯国之间的博弈，或是对《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也”这一命题的外延研究。黄朴民提出，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开始由崇尚军礼转变到提倡诡诈。近年《孙子》佚文、张家山汉简、《黄帝四经》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同样表明，以“诡诈”为中心的先秦兵学研究范式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先秦战争的策略智慧，却也妨碍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战争本质的完整理解。熊剑平、黄朴民的《力与谋：春秋战国兵学思想》（以下简称《力与谋》）通过对“力”这一核心范畴的深度发掘，试图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实现诸子兵学的价值重构。该书打破先秦兵家仅为“智谋之学”的陈旧范式，围绕“力”与“谋”的辩证关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

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兵学思想发挥协助早期政权治理的重要作用。在现代意义上，若要重新激活春秋战国兵学思想的智慧，《力与谋》即可视作这方面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从贵族转向布衣，相应地由世卿世禄制变为军功食邑制。该书精准地抓住先秦时期政治、文化转型的关捩点，利用传世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系统考察，揭橥早期兵学思想从智谋诡诈转向图强求变，并最终崇尚实力的发展历程。春秋战国兵学思想呈现由“礼”到“谋”“力”的转变轨迹。作者以“力”与“谋”的范畴史作为研究进路，打通军事学与哲学、制度史等学科研究壁垒，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演进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

一、问题意识与史料运用：“力”与“谋”的范畴重构

《力与谋》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五章论春秋兵学对于智谋的发展，中篇四章围绕战国早期兵学的图强求变特质展开，下篇五章则以“力”的范畴史考察收束文脉。作者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力”与“谋”的嬗变是兵学进一步功利化现实化的产物，只要具备一定实力，再辅以谋略，就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力与谋》正是从战争观、作战指导思想以及治军思想三方面展开这一核心观点。上述三方面的考察离不开思想史研究的范式。中国思想史研究不能离开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剖析，亦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的土壤。作者敏锐捕捉到这一点，将历史与思想紧密结合进行论述，譬如结合孔子“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的评价而论述春秋、战国时期军事谋略手段的差异。又如作者结合《汉书》的“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论述，揭示春秋战国之际的谋略发展。

传统兵学史研究聚焦谋略思想的演进，强调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的转变。而《力与谋》对春秋战国时期兵学研究进行系统性的范式重构，主要从问题意识与史料运用两方面展开。

一方面，周代礼乐文明深刻影响早期兵学思想，故作者的问题意识即在“修德”思想下思考战争观念与作战指导思想的演变路径。郭沫若提出周人思想的形成以主观方面之“德”与客观规范的“礼”相结合。郑开同样指出，“德”作为“礼”的意义结构在先秦社会各方面的作用。作者强调“修德”并将其视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上篇第一章中，作者深入《左传》《国语》文本，论述修德在军事策略中的重要作用。以楚国司马子反与申叔时的对话为例，“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在诸多关系战争胜利的“器”中，“德”居于首位。并且申叔时进一步强调“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认为“德”能够加强军事与民生的联系，从而顺应节度月令，赢得胜利。然而，作者同样意识到，春秋兵学的“修德”思想仍无法摆脱鬼神论说之窠臼。而晋文公“退三舍避楚”的例子亦表明“守信”观念作为一种德行的重要性。中、下篇则围绕战国时期的兵学思想与礼乐文明之间的张力展开。战国时期的兵学思想呈现以实力保全胜利的战略特征。虽然战国兵学注重军事实力，但是在各兵家论述中同样强调“义”，银雀山汉简《见威王》记“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尉缭子》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管子》强调“兵以义动”，主张“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战国兵学思想崇尚实力，仍根柢于“德义”的美德伦理学基础。郭店楚简《尊德义》记：“爵位，所以信其然也。正钦（政禁），所以攻□［也］。刑□所以赏举也。杀戮，所以叙□也。不由其道，不行。”而作者同样指出，春秋战国兵学思想的演变逻辑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而逐渐削弱德性，更多关注谋略。

另一方面，《力与谋》在对传世兵书文献的考察基础上，深入出土文献，阐明“力”与“谋”二范畴在演变过程中的张力。以往学界对于上博简《曹沫之陈》的研究多围绕具体战争策略以及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展开。然而，作者创造性发掘《曹沫之陈》中文德思想与礼乐制度的关系，提出政治与战争获胜的重要关联。简文“是故夫陈者，三教之末”，明确指出政治教化与胜利的关联，既保留了礼乐教化的痕迹，又在目标追求上确立“攻人之所亡”的实战导向。而在先秦思想史中，“三教”多指“三和”，即“和于邦”“和于豫”“和于阵”之教。“陈”被置于“三教之末”，表明即使在实战导向日益增强的春秋末期，礼乐教化仍然是军事训练的基础。然而作者指出，“教”意蕴不仅政治教化，更有“作战之前之教”的基本军事技能训练的教导。因此早期军事对垒中，智谋相较于军队实力来说，更能够影响战争的结果。张家山汉简《盖庐》揭示南方兵学传统与中原兵学传统的差异。作者注意到，《盖庐》通过阐释战争探讨军队作战的进退之道，并发现其中内蕴的大量兵阴阳思想。“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冬战从高者击之，夏战从卑者击之”，简文将阴阳四时观念与虚实奇正之术结合，制定战争策略。战国时期的兵学发展既重兵阴阳又重实力。战国时期南方受中原礼乐文化影响较浅，兵学谋略之术更为突出，对智取、诡诈之术的追求也更为直接。

质言之，该书的问题意识在于，不仅要重返先秦兵学的“德礼”语境，更试图以此为基础熔铸古今，赋予“力”与“谋”以崭新的时代内蕴。在作者看来，“力”并非单纯的暴力资源，而是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理解与当代政治学的国家能力理论形成跨时空对话。一个国家的“力”，不仅体现为可量化的资源总量，更体现为将这些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家战略优势的制度能力与组织能力。从这一角度看，《力与谋》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理解先秦国家形态演进的新框架。西周时期的“礼治”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德”和“礼”为核心的软实力机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力”的崛起，则标志着硬实力逻辑的全面展开。然而，“力”与“谋”并非二元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谋”是“力”的优化与引导，“力”是“谋”的物质基础与实施前提。这种辩证关系的揭示，是本书最具理论贡献的部分之一。

二、从“智谋”到“实力”：礼乐制度下的战争观演变

该书的核心论证逻辑在于对“力”与“谋”关系的辩证纠偏。春秋前期，战争的发动与进行受到严格的军礼约束。其战争观高度强调“德”与“礼”的兴废。战争目的并非单纯的领土扩张，而是维护周天子治下的等级秩序，即所谓“讨不义”与“诛有罪”。黄朴民指出，春秋时期的古军礼，如“征讨不义”“不加丧，不因凶”“正大不诈”和“善后措施的宽容态度”等，体现礼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军队作战策略。杨华等同样考察春秋时期楚国治兵、观兵、致师、献捷、饮至等军礼的具体规范。以《司马法》为例，作者指出其治军思想体现为“军旅有礼，以礼治军”，军队被视为国家礼仪制度的一部分。春秋乃至战国初期的作战指导思想表现为君子之战，强调“阵而后战”“不重伤”“不擒二毛”等。故作者依循从春秋到战国晚期的时间顺序将礼乐制度背景下的兵学战争观进行详尽梳理。

春秋时期《司马法》体现春秋兵学“崇礼尚义”的特征。《周礼·夏官》曾记“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将军事行动的原因归结为九种非仁之举。值得注意的是，《夏官》所载“九伐之法”与《司马法·仁本》“会之发禁者九”的记载大体一致。然而，《司马法》呈现“仁”本论倾向，其不回避战争，甚至将战争作为君主治理地方诸侯的一种必要手段。《仁本》开篇即言：“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这种战争观在后世看似理想化，在当时却是政治伦理的基石。作者指出，《司马法》将战争的正当性建立在“以战止战”和“杀人安人”的基础上，当礼乐秩序遭到破坏、仁政无法施行时，贤明君王必须动用暴力惩罚不道者。“以礼为固”是核心，“以仁为本”虽重要但地位次于“礼”。《司马法》明确将战争发起原因归于“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于正刑”，作者认为这恰体现春秋兵学思想崇礼尚义的特征。兵家作战既立足于仁义，又努力避免伤及无辜。此外，作者指出，《司马法》并非单纯的“理想化兵书”，它同样重视“战权”“因敌用兵”“众寡之用”等务实内容。书中总结了九种可以发动战争的情况，如“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弑其君”等，表明战争的必要性，但将战争严格限制在道义框架内。

战国早期兵书体现礼乐制度下诸侯国图强求变的思想特征。《孙膑兵法》继承并发展了孙武的智谋思想，更加注重“势”的作用，强调在特定时空点上形成绝对局部优势，将整体实力之“力”转化为致命打击之“势”。作者围绕“人”在《孙膑兵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指出《孙膑兵法》贵人事，“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将作战方式中代表天时地利的自然因素最终都归结于“人和”层面。《吴子》“义兵必胜”与儒家伦理密切相连。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种，而兵书唯独赞成“义兵”，并认为治国应尊奉“道、义、礼、仁”四德。故《吴子》在治军方式上明确要求“以治为胜”，通过“教戒为先”和“恩结士心”构建如“父子之兵”的情感纽带，以高度的人性化关怀换取士卒的舍命效忠，从而将个体之力凝聚为整体战力。《尉缭子》则表现出明显的法家与兵家思想特征，强调“明法审令”和“以力胜人”，将战争胜负归结为国家制度的动员效率，通过严明赏罚与连坐制度将蒙昧的早期组织形式转化为高效的政权机器。不过，《尉缭子》同时重视“义战”，“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并且提出了“道胜”“威胜”“力胜”三种胜敌方式，其中“道胜”通过“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实现，并非单纯依赖蛮力。同时，作者发现一方面《尉缭子》强调将帅的威严，另一方面又要求其“劳佚必以身同之”。

以力为本，“力”是“谋”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战国时期的战争取胜关键更多在于综合实力的提升。《管子·重令》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国家强盛必须做到实力胜人一筹。司马迁称赞管仲治理军战懂得关注农事，所以才能协助齐桓公巩固霸业，“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同时，作者总结《管子》“量力而知攻”的作战原则，“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只有充分做好双方军事实力评估后才能根据具体形势发动进攻。这与《孙子兵法》“形势”之辨类似。作者认为“形”即是力的静态积累，而“势”则是力的动态释放。高明的将领通过“奇正结合、虚实相生”，实现对敌方力量的非对称消耗，从而在动态博弈中放大自身的实力优势。此外，作者对孙子“愚兵之术”的解读也极具洞见。“将帅在必要之时也需对士卒实施‘愚兵之术’，也即‘愚士卒之耳目’，不允许士卒对整个作战计划和高层的指挥策略等有更为详细的了解。”“愚士卒之耳目”是一种基于保密要求与心理动员的必要手段。在深入敌境的孤绝状态下，通过限制信息的获取使之无知，赋予将帅绝对的指挥权，“登高而去其梯”，使士卒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爆发出最强的战斗潜能。春秋时期素有“不鼓不成列”等的仁义战争传统。而《孙子兵法》提出“兵者，诡道也”，主张“以利动”，将战争视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同时，孙武又表现出慎战的态度。“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战争是消耗国力的凶事，唯有在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发展的情况下方可动用武力。这种以利为本的战争观与《司马法》的仁义之本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呼应本书从礼乐制度出发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承认“力”范畴的重要性。

以谋用力，在承认“力”是本源的同时，作者也强调“谋”对实力的优化作用。作者详细探讨了战术思想中“奇正结合、虚实相生”的逻辑，论证高明的将领如何通过“谋”实现对敌方力量的消耗，从而在诸侯争霸的战争博弈中放大自身的实力优势，如春秋时期论《司马法》时专门分析了“相为轻重”原则，“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这实际上是对“力”的运用分寸的把握，也是智谋的体现。春秋战国之际的兵学带有浓厚的过渡性色彩。西周礼乐秩序逐渐瓦解，战争被视为“礼”的延伸。因此，这一时期既保留兵家对道德正当性的追求，也体现对军事效率的初步探索。军礼不仅是军事活动的规范，更是春秋贵族对秩序与名分的重视。而《左传》所记宋襄公“不擒二毛”尊奉古礼导致泓水之役惨败的例子，说明在军事行动中不仅应讲求礼制，更要注重谋略。如果只一味遵循礼制而忽略战争的实际状况，则可能导致战败甚至国家覆灭。《司马法》记：“以礼为固”“以仁为本”，战争的唯一合法性在于“讨不义”与“诛有罪”，其中“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杀人安人，杀之可也”命题实质上是在战争与伦理之间寻求平衡。故军队能够得到有效管理，不加丧，不因凶，冬夏不兴师，讨伐敌国亦“见其老幼，奉归勿伤”。然而，随着争霸战争的升级，尤其是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晋楚邲之战后，兵家谋略的功利主义色彩浮现。外交与军事成为攫取利益的手段，进一步促进兵家重视谋略。战国中晚期，银雀山汉简《三算》篇则将“谋”范畴对兵学思想进一步延伸。“谋胜则知不用，力胜则刑不用，威胜则气不用”，作者认为所谓“三算”即德、谋、力，而《三算》强调“德”是制服天下之道的关键要素。由于汉简文字残缺，作者并未对“谋”展开进一步阐发，对“三算”内部各类德目之间的关系，也只能做初步探讨。不过笔者认为，不论是对于进攻、防御以及阵法的探讨，还是关于战争决策的研究，都体现了战国兵学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对于“谋”的重视。

三、诸子的兵学立场与尚力观：哲学分野中的“力”的逻辑

《力与谋》系统梳理诸子百家在面临社会剧变时对“力”的哲学关切与价值取向。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呈现出不同样貌，其兵学立场大致可分为四种：其一为反战，其二为主战，其三为慎战，其四为有区别地对待各类战争。其中，作者主要围绕儒、道、墨、法四家展开论述，不仅展示了先秦思想的丰富性，也揭示了“力”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下将循此脉络，对各家的兵学立场与尚力观展开更为细致的考察。

儒家关切的核心在于“民心”，对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从谨慎到积极肯定的演变。儒家对战争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由孔子、孟子再到荀子的清晰演变脉络。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的论述，已经隐含了对国家能力三要素的深刻把握。《论语·述而》记“子之所慎，斋、战、疾”，将“战”与斋戒、疾疫并列为其谨慎对待的三件大事，这充分表明孔子对战争持极其严肃的态度，既不轻言兵事，亦不轻易发动战争。这种谨慎并非源于对武力的否定，而是基于对战争巨大破坏性与伦理风险的清醒认识。孔子对管仲齐桓之战就予以正面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作者认为，孔子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是因为他认为应当摒弃无端扩军，而把仁义治军放在优先位置，“足食，足兵”并非急务。而孟子承孔子之学，进一步将儒家的战争观推向系统化。作者认为，孟子倡仁义，贵王贱霸，主张以德服人、行仁政以王天下，故竭力反对兼并战争。孟子对“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不义战争痛加谴责，称发动者“罪不容于死”“善战者服上刑”。这种强烈的反战立场，体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但另一方面，孟子对吊民伐罪的“义战”却持肯定态度。他以桀纣为残贼独夫，不斥汤武革命为以臣弑君，反认为是为民解厄，故民大悦如时雨降。这种区分“不义之战”与“仁义之征”的做法，表明孟子并非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而是在“力”的运用中注入了强烈的道义标准。到了《荀子》中，儒家的战争观发生了重要转变。《荀子·议兵》主张富国强兵，认为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支撑。与法家不同，荀子认为只有实行礼治、重视教化，才可以养成威行天下的“仁义之师”。换言之，荀子在承认“力”的必要性的同时，仍然试图以“礼”来规训“力”，使武力服务于道德目的。这一转变反映了儒法思想的某种交融，也表明儒家对于军事思想的思考在春秋末期的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

道家对“力”的理解，呈现出一种反向思维的特征，但道家内部也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与学派分化。老子反战最属典型。他视战争为凶事，谓“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其着眼点即在于战争对民生的破坏。然而，对“不得已”的战争，老子并未完全排拒，只仍主张“恬淡为上”与“善者果而已矣”。总之，好战是“乐杀人”，最要不得，故为道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中“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等论述，通过对力量的主动克制与对“不争”之道的运用，实现在更高维度上对实力的保护与利用。这种“反向用力”的智慧，在战略层面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不过，作者在书中并未明确提及《庄子》《黄帝四经》以及《鹖冠子》等文本，笔者在此尝试进行补充阐释。《庄子·则阳篇》对触、蛮二氏蜗角之争的讽刺，即可见他对兴战的蔑视。而戴晋人通过对犀首、华子与自身的“遣之又遣”，又反映了庄子齐物而不遣是非的主张。道家后学显然吸纳了儒墨两家的一些意见，这一现象同样见于近时出土于马王堆的《黄帝四经》之中。虽然唐兰考其书著成于战国前期之末以至中期之初，信否纵未能遽定，要之为战国黄老道家综合刑名而提出“刑德相养”的主张，故对战争的态度比老子更为积极。虽亦云“作争者凶”，却又同时说“不争亦无以成功”，故特提出“天极”为准则，认为战与不战，一应以天极为依归。《黄帝四经》对于侵伐掠夺的战争和义战的态度，一如文子，这几乎可视为战国诸子看待战争往后发展的一大共识。此外，尚有《鹖冠子》一书，传自先秦，《汉书·艺文志》亦入道家，但其内容驳杂，大抵兼含黄老刑名与阴阳、兵家之说。该书谓“兵者，礼义忠信也”，又说圣人之道须“先人”，而人道则须“先兵”（《鹖冠子·近迭》），这与老子的言论已大不相同。《鹖冠子》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道家兵学在战国中晚期的复杂化与多元化。综上所述，道家对“力”的态度经历了从老子的“不处”与“不得已而用之”，到庄子的“全然否定”，再到《黄帝四经》《鹖冠子》的“积极用兵、强调义战”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既是道家兵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反映，同时也体现当时各家兵学思想的互动与发展。

《墨子》也视战争为凶事，抨击非正义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故倡兼爱与非攻。但《墨子》同时也区分了“诛”和“攻”两者之异，判别了义战与非义战，所以墨家也并非一味地排斥战争。墨家通过城防工程与严密组织，试图构建一种防御性的力量均势，以抵消扩张主义带来的社会破坏。《墨子》中的“备城门”诸篇，详细记录了城防工事的建造标准、武器装备的配置方案、守城人员的组织体系，体现了一种高度技术化的力量观。作者认为，《墨子》注重防御工事，体现出尊鬼爱民、严明法纪、钻研战术的思想特征。墨家的“力”是一种以技术为核心、以防御为导向的约束性力量，而其“诛”与“攻”的区分，又为这种力量注入了明确的道义标准。

与上述诸家显然不同者为法家。商鞅不仅主战，而且认为战争的功能在于“以战去战”“以杀去杀”。作者认为，商鞅所代表的三晋法家关注农战，将国家视为纯粹的“耕战”机器，追求力的绝对化与管理效率化。《商君书》《韩非子》将“农战”立为国策，通过制度设计将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军事能力。所以在此基础之上，法家的“力”是一种以制度为核心，以扩张为导向的驱动性力量。韩非虽承商鞅法治主张，重赏罚，励耕战，图富国强兵而一天下，然其一因受学于荀卿，二则出身实力较弱的韩国，与商君出掌强秦有别，故亦诫轻启战端，同时亦崇重《老子》以柔克刚的教训，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以力胜人的同时也要积极应对战争。韩非的态度表明即使在法家内部，对“力”的运用也存在谨慎与节制的考量。法家代表了战国中晚期兵学思想对于“力”的发展，但也引发了关于“力”的合理边界与价值约束的深刻争论。

质言之，诸子各家在“力”的问题上既存在尖锐对立，又表现出相互吸收、渐趋共识的演变方向。《力与谋》通过将这些不同立场并置分析，为理解中国早期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框架。

四、关于春秋战国兵学思想与“力”“谋”范畴的几点再思考

《力与谋》在梳理春秋战国时期兵学思想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富有创见的学术视野与扎实的文献功底。作者对春秋时期、战国早期与战国晚期兵学思想的梳理，对“力”“谋”二范畴的贯通性阐释，特别是结合战争观、治军思想以及作战指导思想的思想史解读，皆体现突出的问题意识与巨大的理论勇气，为兵学思想史研究以及其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在具备开拓性意义的学术里程碑面前，学人不仅要充分学习作者的成果，更期为如此学术佳作提供一些可进一步讨论之处。

其一，忽略《黄帝四经》《鹖冠子》等黄老兵学文本中的兵学思想。《力与谋》下篇以“崇尚实力”为主题梳理战国晚期兵学思想时主要围绕《管子》《六韬》《吕氏春秋》与出土兵书展开论述，而对于战国中晚期兼具道家、法家与兵家思想特质的黄老类文献《黄帝四经》《鹖冠子》着墨甚少。先论《黄帝四经》。马王堆帛书《十六经》中大量论述与《国语·越语下》范蠡思想存在互见重出关系，其以黄帝战蚩尤故事为叙述框架，实则是对吴越战争经验的思想化总结。帛书《十六经·姓争》云：“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又《兵容》篇谓：“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刑”与“德”并非如法家所言的是单纯的暴力威慑，而是需要依据天道运行的“时度”来相互配合。这种思路对理解“力”范畴有着重要的补充意义。“刑”象征武力，其运用必须与代表文略的“谋”相参合，而“力”的释放又必须受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的综合制约。这与《力与谋》所论述的“实力为本”的战国晚期兵学思想特征有相通之处。次论《鹖冠子》。《鹖冠子·世兵》篇云：“昔善战者举兵相从，陈以五行，战以五音，指天之极，与神同方。……明者为法，微道是行。齐过进退，参之天地。出实触虚，禽将破军。”该篇与《国语·越语下》《十六经·姓争》在“明者为法，微道是行”的表述上几乎完全一致，显示出一个以范蠡思想为渊源的南方兵学传统。李学勤曾指出《文子》《越语》《黄帝书》《鹖冠子》一脉相承，代表了以楚国为中心的道家学派传统。《鹖冠子》将兵学置于“天地阴阳”的整体框架下加以讨论，主张“兵者，礼义忠信也”，认为用兵的最高境界不是单纯的实力对抗，而是以天道运行为法则、以五行生克为纪纲。这种将兵阴阳、黄老道术与权谋策略融为一体的思路，恰好填补了《力与谋》在处理南方兵学传统与中原兵学传统差异时的理论空白。若能将上述文本加以补充，“力”与“谋”的辩证关系将呈现更为丰富的层次。谋略并非仅仅是“力”的优化手段，而是与天地运行的客观规律相贯通的规律。

其二，该书中篇与下篇都以战国时期的兵学思想为论述中心，战国早期以图强求变为主要特征，战国晚期以崇尚实力为主要特征，两篇论述在思想史过渡上略显生硬。该书将战国兵学划分为“图强求变”与“崇尚实力”两个阶段，在理论框架上自有其合理性，然而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思想过渡机制尚欠清晰。具体而言，从《孙膑兵法》的“贵势”到《尉缭子》的“以力胜人”，其间关于“力”的理解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中介？结合帛书《黄帝四经》的思想资源，或许可以为这一过渡提供更为贯通的解释。《十六经·五正》云：“今天下大争，时至矣。”战争不再被理解为偶发的“争”，而被理解为一种基于“时”的历史必然性。春秋兵学的“谋”主要服务于具体战役的胜负，而战国兵学的“谋”则服务于国家生存与统一的整体战略。从这个角度看，“图强求变”与“崇尚实力”并非两个独立阶段，而是同一个“时”意识觉醒过程的不同面向。前者侧重于制度变革以积蓄“力”的存量，后者侧重于战略运用以实现“力”的释放。春秋到战国兵学思想特征的演变将不仅仅是战争规模扩大所导致的被动适应，而是战国兵学家寻求“力”与“谋”的平衡所作出的尝试，为后世兵学理论发展提供丰富思想资源。

结语

《力与谋》以“力”“谋”二范畴为核心，通过传世与出土文献互证，系统揭示了春秋战国兵学从“以礼为固”到“崇尚实力”的演进脉络，并在辩证关系中重新诠释了先秦战争的本质。其突破性在于将“力”界定为国家综合实力的制度能力，而非单纯的暴力资源，为兵学思想史提供了范畴史研究的新范式。依据这一兵学思想史研究的力作，可进一步对《黄帝四经》《鹖冠子》等黄老兵学文本进行梳理。总体而言，该书以宏阔视野与理论自觉，为兵学思想走向哲学史与思想史对话开辟了重要路径，是不可忽视的学术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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