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烟灰缸满了。
区长周德明的手指头戳在桌面上,震得茶杯盖哐当一声响。
“赵建国,你负责的旧城改造项目三个月没动静,我看你这个副区长是干腻了! ”
我坐在长桌末尾,面前摆着一份被红笔圈了十几处的进度表。
区委常委会开到晚上九点四十,窗外雨点子砸在玻璃上,会议室里七个人,没人吭声。
周德明把烟屁股摁进烟灰缸,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铁腿蹭着瓷砖地,那动静比雷声还刺耳。
“给你三天,干不了就换人。 ”
三天。
我盯着进度表上“纺织厂家属院”那栏——二十七户还没签协议。
那地方我跑了十一趟,最清楚里头的事。
可周德明要的是数字,不是理由。
散会时没人跟我搭话。
区委办主任孙茂林从我身边过,夹着笔记本,步子比平时快了两拍。
我回到办公室,手机上有老婆发来的微信:你妈降压药没了,明早去买。
下面是一条转账记录,两百块。
我盯着那两百块看了半分钟,把手机扣在桌上。
纺织厂家属院的事没那么简单。
三号楼的老孙头,七十多了,儿子在深圳打工,儿媳妇带着孙子在老家。
他家那间房不到四十平,评估价四十二万,可老孙头要六十五万。
他蹲在门口抽旱烟,跟我说,赵区长,我不是讹人,我这房子住了三十八年,儿子娶媳妇在这屋,孙子满月也在这屋。
你让我搬,我搬哪儿去?
我找过开发商,对方咬死四十八万封顶。![]()
两边差了十七万。
周德明在会上骂我没本事,可他知道这些事吗?
他大概只知道他那小舅子开的评估公司,给老孙头家出的报告,每平米比隔壁小区低了八百块。
第二天一早,我去信访办。
老孙头坐在接待大厅的长椅上,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头是半块馒头和一瓶水。
他说,赵区长,我昨晚一宿没睡,我想通了,四十八万就四十八万。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儿媳妇打电话来了,说孩子九月要上小学,得交择校费,两万八。
我蹲在他面前,看见他指甲缝里的黑泥。
我说,老孙,你再等我两天。
他点点头,把塑料袋往怀里揣,说,赵区长,我知道你难。
电视上说了,当官的都难。
我鼻子一酸,没让他看见。
第三天上午,市里来人。
组织部副部长李长明带着两个干事,直接进了区委小会议室。
周德明当时正在主持一个招商调度会,被叫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激光笔。
李长明把文件往桌上一放,说,经市委研究决定,赵建国同志任中共城关区委委员、常委、书记。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外机的嗡嗡声。
周德明手里的激光笔啪嗒掉在地上。
他脸上的肉跳了一下,嘴角往上提了提,没笑出来。
“建国同志,”他开口,嗓子有点劈,“恭喜。 ”
我点点头。
市里来的同志简单讲了几句话,无非是“加强班子团结”“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些。
散会时,周德明走在最前面,步子快,差点被门槛绊了一下。
我回到办公室,孙茂林跟进来,手里端着一杯茶。
他脸上的笑跟三天前完全两个样。
赵书记,您看接下来怎么安排?
我接过茶,放在桌上没喝。
我说,老孙,你通知一下,请周德明同志把办公室腾出来。
孙茂林的笑容僵在脸上。
他张了张嘴,那个“周”字在嘴里转了三圈,最后变成一声含混的“好”。
周德明在区委书记办公室坐了六年。
那间屋子朝南,冬天太阳晒进来,能照到办公桌的第四格抽屉。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把抽屉里的东西往纸箱子里码。
桌上摆着一个旧搪瓷缸,上头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红漆掉了大半。
他看见我,手停了停,又继续往箱子里放东西。
一摞笔记本,三盒没拆封的签字笔,一个相框,里头是他跟老伴在公园的合影。
“建国,”他没抬头,“纺织厂那边,你打算怎么弄? ”
我说,老孙头的房子按实际面积重新评估,评估公司我建议换一家。
他把搪瓷缸放进箱子,盖子没拧紧,晃荡一声。
他直起腰,看着窗外。
雨停了,梧桐树叶子往下滴水。
“你比我强。 ”他说了这四个字,声音很低,像是说给自己听。
我没接话。
他抱起箱子往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他说,赵书记,那个搪瓷缸是八三年发的,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在纺织厂当钳工。
后来厂子倒了,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他走了。
走廊里脚步声越来越远。
下午我去纺织厂家属院。
老孙头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看见我,站起来,手里的旱烟袋往下掉灰。
我说,老孙,评估公司明天来重新量面积。
他愣了好一会儿,眼圈红了。
他拉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汗,黏糊糊的。
他说,赵区长,不,赵书记,我儿媳妇说,说您是个好官。
我说,我不是好官,我就是知道四十平米的房子装不下三十八年的日子。
他松开手,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几个煮鸡蛋。
他说,你拿着,你拿着。
我没推掉。
鸡蛋还温着,揣在口袋里,烫着大腿。
晚上回到家,老婆在厨房炒菜。
油烟机嗡嗡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妈今天血压又高了,药买了吗?
我从兜里掏出药盒,放在餐桌上。
她又说,儿子班主任打电话来,说下个月要交课后服务费,四百八。
我说,知道了。
她把菜端上来,一盘青椒炒鸡蛋,一盘醋溜白菜。
她坐在对面,看了我半天,说,你当书记了,咱家日子能松快点不?
我夹了一筷子白菜。
我说,该咋过还咋过。
她没再问。
电视里放着本地新闻,播音员念着“我市旧城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我关了电视。
那晚我坐在阳台上,楼下有人在吵架,一个男人吼,一个女人哭,摔了一个玻璃瓶子。
我抽了根烟,想起周德明说的“你比我强”。
哪儿强?
我只不过比他多跑了十一趟纺织厂。
第二天一早,孙茂林来汇报工作。
他拿出一份名单,说是周德明任期内几个项目的承包方。
我翻到第三页,看见一个名字——周德明的小舅子,承包了旧城改造的评估业务。
我把名单合上,推回去。
我说,老孙,按程序办,该审的审,该查的查。
孙茂林额头上冒了汗。
他说,赵书记,周区长那边……
我说,现在没有什么周区长,只有周德明同志。
他走了以后,我把老孙头给的鸡蛋剥了一个。
凉了,有点腥。
我一口一口吃完,把蛋壳扔进垃圾桶。
窗外,纺织厂的大烟囱还立着,不冒烟了。
那烟囱底下,二十七户人家的灯一盏一盏亮着。
没人知道三天前我在常委会上被骂得像个孙子。
也没人知道,那天晚上我回家,在楼下的车里坐了四十分钟,把方向盘攥得咯吱响。
有些事不需要解释。
老百姓看的是你能不能把四十平米的房子,还给他们三十八年的日子。
这官当得再大,也大不过一个人蹲在门口抽烟时,心里那份对家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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