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红薯价格暴跌，我的希望也跟着凉了

今年开春，育好的红薯秧子该往地里移的前一天晚上，秀兰把化肥店的欠条从抽屉里翻出来，拍在饭桌上。三千六，前年赊的，利滚利到今天。

她把筷子放下，一条一条给我数：秧钱、肥钱、地膜钱，往后还得请人挖、请人装。“去年种玉米没挣着，今年村里都传种红薯，可你咋知道秋天啥价？万一行情不行，这些全押在地里。少种两亩吧，先把欠款还上一半，我这心里踏实。”

我扒完碗里的饭，没接话，出门去看地。新翻的土在月亮底下泛着潮气，垄沟直得像拿绳子弹过。我心里那本账其实早打好了：八亩，一亩不减。

地还是这块地，前年玉米旱成那样，它照样给我结了棒子。我信一个理，它不亏待下力气的人。

我信一个理，它不亏待下力气的人。

第二天栽完最后一垄秧，天擦晌午。我站在田埂上掏出手机，对着那片新栽的地录了一段。拍这个不为别的，开春总有人问我今年种啥、敢不敢多种，我想着录一段，秋天也好回头看看。

我说：春天你种这个红薯的时候，到秋收你不知道行情咋样，也不知道能收多少，但是你依然还得种。因为咱相信这块土地，它不会辜负咱的汗水，不辜负咱的辛勤劳动与付出。

有的时候啊，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发出去，不一会儿就有人点赞。秀兰在地那头直起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没吭声，弯下身把一棵叫风吹歪的秧苗按实，又往前挪两步，按实了另一棵。

我朝她喊：“中午吃面！”她应了一声，声音顺着垄沟飘过来，听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老周是踩着收工的点过来的，在我田埂边蹲了半袋烟的工夫，说他也跟着扩两亩，秋天搭我的车找销路。临走他拍拍裤腿上的土，站起来说：“老弟，土地管长，市场可未必管卖。”

我笑他扫兴：“地还没长出来你先怕卖？照你这么说干脆别种了。”他也不恼，慢悠悠地说：“种当然要种，我就是胆子小，给自己留条后路。”

说完背着手回自家地头去了。晚上秀兰又提了一回还钱的事，我说等秋天红薯卖了一起结。她把碗一放：“行。那秋天我可得一样一样看着。”

灯底下，她把栽秧换下的两身泥衣裳泡进大盆，搓了很久，肥皂沫子堆得老高。

入了夏，秧子蹿得欢，藤子爬满垄，扒开叶子能看见土裂了细缝。七月中旬一天傍晚，老周拎着两瓶啤酒进了我家院，往饭桌上一墩：“给你带个信儿。镇上淀粉厂收红薯，提前定价，三毛五一斤，管挖管运，秋后现钱。我打算把我那两亩锁给厂里。”

我一听就摇头：“三毛五？咱这沙土地的薯，皮光条顺，下到市场上鲜薯八毛起。老周，你是被前年那阵行情吓怕了？”他起开一瓶推到我面前：“我就是胆小。便宜是便宜点，可人家白纸黑字，到点儿装车结账，两不耽误。你胆大，你等你的高价，我不拦你，你也别笑我。”我举着瓶子没跟他碰，心里想：三毛五，那还叫种红薯？

第二天我把六户人叫到我家院里——根生、水生、德贵、四清、来顺、老蔡，都是这些年跟着我联系车的老户。我把两条路摆开：一条是老周那个厂价，三毛五，啥年景都保收；一条是我联系的鲜薯客商，电话里答应秋后来车，凭品相给价，八毛往上走。

院里静了静。德贵先问：“客商要是不来呢？”四清也说，这两年电话里说得天花乱坠的多了去了。我把胸口一拍：“来不来我都担着。真有个闪失，我豁出这张脸，也再给你们张罗下家。”

老蔡蹲在磨盘上，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那就听你的信儿。”众人就都点了头。这事定下来的时候，谁都觉着八毛是往低了说的，没人再提老周的厂。

晚上秀兰听说了院里的事。她没跟我吵，把那张欠条从抽屉里取出来，压到饭桌的玻璃板底下，正对着我平时坐的位子。“我不拦你等高价，等高价是你自己的胆量。”

她说，“我就记一条：胸口拍给别人听行，别拍给我。你替六户张罗可以，可你那句‘我担着’——地里的汗你担得起，行情你担得起吗？这三千六，我记着账还了两年，一笔一笔抠出来的。”

我说哪能让你还，她把筷子一根根摆齐：“我不是算计你。我是怕到了秋天人家问你，你又拿‘相信土地’那一段回人家。”这话我那晚没往心里去，筷子一撂，又去看手机上客商回的四个字：放心，准来。

霜降前十天，地里开犁。犁头一翻，红薯从土里滚出来，一堆连着一堆，红皮上还挂着湿土。水生家那块地起出一窝七斤的，大伙围过去看，跟看年货似的。

德贵在地头喊：“哥，你这薯长得，神仙来了也得夸！”我笑骂他一句，心里受用。头两天我把六户都催了一遍：赶紧挖，赶紧装袋，客商的车一到，利利索索上车。

歇工的时候四清举着手机跑过来：“哥，你春天那段视频叫镇上的号转了！”我点开一看，两千多个赞，有人评论：“这就是庄稼人的底气。”

还有一条写着：“坚持就有希望，学习了。”我乐得把手机揣回兜里，抓起锨又装了两袋。那半天我觉着，春天在田埂上说的那番话，正一步一步往兑现上走。

变化从第三天开始。头一个电话，客商还客气：“老板，今年各地集中上市，货压得太厚，八毛给不了，七毛，行就把车派过去。”我说七毛就七毛，先来车。

隔天下午电话又来，降到六毛，说运输成本涨了，油钱、过路费样样在涨——这是人家的说法，我隔着电话也查不着他的油箱。我压着没跟六户多说，心想六毛虽疼，总还比厂价高出一截。

第三天一早，电话里像换了个人：“车不派了，你们另找门路吧。”就这一句，挂了。那会儿院里的袋子已经码到齐胸高，东墙根一溜，西墙根一溜，塑料袋上还挂着夜里返的潮气。

我站在袋子中间挨个给六户拨电话，根生在那头就一句：“哥，咋办？”我说再等等，话音落地，自己听着都发飘。

当晚，六户人把我家院里坐满了。我说各人先说各人的难处。根生头一个开口：“我等不了，娃在县里上高中，月底就得交生活费。”

水生说他的窖去年塌了半边，装不下多少，薯堆在场院里心里发毛。德贵说还有两亩没挖完，棚布就一块，就怕遇上坏天气。四清和来顺蹲在墙根不吭声，烟头一明一暗，临了四清开了口：“哥，不是催你，我们是心里没底。”

老周也来了——他那两亩前几天就挖完送进了厂，三毛五，现钱，地窖空着。有人让他拿个主意，他把手一摆：“我的薯便宜卖完了，你们的事我兜不住，也兜不了。”

顿了顿又说：“厂里跟我说过，那边还能接货，价就是那个价，一分不多。话我带到了，去不去你们自己定。”说完起身往家走，出门又回头补了一句：“别怪我扫兴，我早说过的。”没人接他的话，也没人怪他。

屋里，秀兰攥着玻璃板底下那张欠条出来：“三毛五看着低，好歹是现钱，好歹人家来车。今天认赔，赔的是价钱；再等下去，赔的就是薯本身。”

我把她的手按下去：“客商压价是压价，可眼下各地扎堆上市，等大户出完手，价自然回来。给我三天，就三天。”德贵追问：“到第三天要是还不回话呢？”

我说：“第三天我上镇里摸摸散客的价，总不能干等。”她盯着我看了半天，把欠条又压回玻璃板底下：“三天。三天以后，按我说的办。”

院里众人见我们两口子划了期限，各自散了，回去的手电光柱在土路上晃。人都走净了，我又拨了一遍客商的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蹲在棚子口，把盖袋子的油布一角一角压实，抽了半根烟，烟灰掉在鞋面上也没觉着。三天这道线，是秀兰划的，也是我自己认的。

第二天一早，手机弹出天气预报：后天起降温，一夜掉七八度，低温天红薯搁不住。我心里还存着半分念想，先看客商有没有来信——没有，昨晚那条“车不派了”还在最上头。

我打着电手下到地窖，一步一步用脚量，又扯了根绳子比划：满打满算，装得下四千来斤。院里、地头拢共还堆着小两万斤。真按三天等下去，降温那晚一到，多出来的就得先挨冻，冻坏的薯，白送都没人要。这个账我是蹲在窖底算明白的，爬上来的时候，后脖颈子全是凉的。

我没等三天。晌午拉了两袋薯上镇里集市零卖，想探探散客的价。集市东头五六个卖红薯的，好几个是熟人。我的摊刚摆开，隔壁的就把价从七毛喊到六毛；再过一阵，一个老汉干脆五毛往外倒，扯着嗓子喊：“自家的薯，不图挣钱，图个窖里清爽！”

买主拢共就那么些，拎着兜在人堆里来回挑，谁便宜称谁的。轮到我这儿，一个女的问几毛，我报了六毛五，她扭头就奔五毛那边去了。

我咬咬牙喊六毛，前头那老汉又落到了四毛五，一边称一边朝人招手。临了有个后生提着兜站住，端详我两眼：“叔，你是不春天发视频那个？说坚持就有希望那个？”

我脸上臊了一下，还是给他称了三斤，抹了零头。守到晌午，两袋薯卖出一袋半，装钱的布包瘪瘪的。回程的三轮顶着风，风从领口灌进来，把心里最后那点“再等等”吹了个干净。

到家天还没黑，我先办了一件迟迟没脸办的事：把春天田埂上那段视频删了。镇上号转发的我管不着，自己号里的，长按，删除，两下就完了。

秀兰站在边上看着，没说一句风凉话，转身进屋给我倒了碗热水。然后我拨了淀粉厂的电话。厂里回得干脆：“三毛五，一斤不变，管挖管运，随到随装。”

我说客商跑了，家里还堆着上万斤，就这一个价？那头说：“就这一个价。爱装不装。”我举着手机站在院里，看着东墙根那几溜袋子，把账在心里过了三遍：三毛五，刨去请人挖、装袋、拉运，正好打平手；春天的秧钱、肥钱、膜钱，一分回不来。

我挨个把电话回给六户：“厂里的价就这样，我原话传到。去不去，各家自己定，这回我不替谁拿主意。”根生在那头半天没出声，末了说了句：“哥，这两年，难为你了。”

接下来两天，事情反倒比我预想的顺。根生、水生、德贵三户，各自算完窖和现钱，把薯全交给了厂；四清和来顺年轻，合雇了一辆小卡车，自己进城，往小区门口摆摊去了；老蔡家喂着四头猪，干脆留下两窖不出手，冬天正好顶饲料。

我家的薯，大半装车进了厂，剩下能存的，一筐一筐下到窖里，装了大半窖。装车那两天，厂里的车来了三趟，老周也来搭了两回手，扛着袋子不提价钱的事，只在歇气的时候说了句：“窖里留的够吃就行。”

六户人再没人问我“下一步咋办”，各人忙各人的，路过我家门口，该递烟递烟，该搭把手搭把手。

最后一车装完，天擦黑。我在堂屋点灯算账，秀兰坐对面替我念数：秧钱六百，肥钱一千一，膜钱、请工钱、油钱，她念一笔，我在纸上记一笔。

卖厂进的钱摊在那儿，两下一抵，差着三千出头，等于白流半年汗，倒贴力气给地上了供。欠条上的三千六，一个子儿没动。她念完最后一笔，屋里静得能听见灯丝嗡嗡响。

我出了趟门，站在院里。院子空了一多半，就剩地窖口浮着点土腥气。我冲着那半截空院说：“今年种红薯的希望，全他妈凉凉了。完了，种红薯的，全他妈凉凉了。”

声音不高，屋里的秀兰听得见。她没骂我粗，等我一回屋，把欠条从玻璃板底下抽出来推到我面前：“凉就凉了，三千六还在。明年还种不种？”

我看着那张欠条，这回没提土地，也没提坚持：“先不忙答。把欠款、销路一样一样摊开算；算完还种，也就种咱卖得掉的数，卖不掉的，一亩不多栽。”她把欠条往我这边又推了推：“那今儿就算。”

那一夜我俩都没睡踏实。秀兰翻出一本旧账本，扯下几页白纸铺在灯底下，我画了三栏：头一栏写欠谁、欠多少，三千六的化肥款打头；第二栏抄电话，淀粉厂的、进城收菜的，还有四清晌午报来的小区门口那个号码，一个一个往上誊——他在电话里没提卖得咋样，只说了句“比蹲着等强”；鲜薯客商的号我也抄在栏尾，后头画了个问号。

第三栏空着，表头我写的是“能卖掉多少”。写完，秀兰把欠条夹进第一页，玻璃板底下空出来的那块，露着桌面磨得发亮的木纹。

她合上账本压在那块空处：“睡吧，明儿还得下窖翻薯，翻了才存得住。”我关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