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公园里溜达，公园舞场也确实乱了套，摸摸10块搂搂10块亲亲35

我去公园里溜达，公园舞场也确实乱了套，摸摸10块搂搂10块亲亲35

我今年六十一，退休前在公交场站修车。老伴走了三年，儿子在外地做生意，逢年过节才回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冰箱里常年放着两样东西：鸡蛋和挂面。

我每天傍晚去公园走一圈，不为锻炼，就是不想太早回家。

那天我刚走到湖边，就听见舞场那头有人喊：“摸摸十块，搂搂十块，亲亲三十五，现付现结，绝不赖账！”

声音又尖又亮，像菜市场里抢摊位。

我停在一棵榆树后面，探头往里看。

公园东角有块铺了水泥的空地，平时是老人跳舞的地方。音箱里放着慢三，二十来个人围着转。舞场边摆着两张塑料桌，桌上放着一只纸盒，旁边贴着一张红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三行字：

摸摸10块。

搂搂10块。

亲亲35。

红纸下面还画了个笑脸。

我以为是谁在开低俗玩笑，没想到真有人拿钱往纸盒里投。

一个穿白运动服的女人走到桌前，脸色难看。她五十多岁，短头发，手里拎着一只旧布袋，我以前见过她跳舞，大家叫她兰姐。

坐在桌后的男人抬头问：“兰姐，选哪个？”

兰姐说：“我不选，别拿我开玩笑。”

男人笑了笑：“不选也行，今天不跳就把场地费补上。音箱、灯、插排，哪样不要钱？”

“这块地方又不是你家的。”

“以前不是，现在是我管。”男人拍了拍桌上的纸盒，“大家自愿，谁也没逼谁。”

旁边有人小声说：“就是闹着玩，别当真。”

也有人笑着起哄：“兰姐，三十五呢，够买两斤肉了。”

兰姐的脸一下红了，转身要走。男人却伸手拦住她，指着红纸说：“你不愿意，别人愿意。别扫大家的兴。”

我看见她手里的布袋被捏得变了形。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老伴还在的时候。她也喜欢跳舞，晚上吃完饭总要拉我下楼。我嫌丢人，嫌自己跟不上节奏，从来没陪她跳过一整支曲子。

她临走前一个月，身体已经不能下床。有一天她忽然问我：“你说，人活一辈子，怎么连一支舞都没跳明白？”

我当时没听懂，现在却听懂了。

不是舞没跳明白，是想做的事总往后拖，拖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我从树后走出来，走到那张桌子前，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男人抬眼看我：“新来的？交两块场地费，想跳就跳，不想跳别管闲事。”

“跳舞收钱我不管。”我指着那张红纸，“拿人家的身体当价目表，也叫跳舞？”

男人叫郭大勇，原来是附近一家健身房的教练，四十多岁，平时负责搬音箱、拉电线，慢慢就把自己当成了舞场主人。

他把嘴一撇：“老爷子，你装什么正经？大家都是成年人，摸一下十块，搂一下十块，亲一下三十五，明码标价，公平得很。”

“谁同意你这么定的？”

“愿意交钱的人同意。”

“那她呢？”我指着兰姐，“她同意了吗？”

兰姐站在两步外，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

郭大勇靠在椅背上：“她不愿意可以走，谁也没拦她。”

兰姐刚迈一步，他又补了一句：“不过走之前把上个月欠的音箱钱结了。每次来跳舞都免费蹭，真当这里是救济站？”

兰姐停下了。

我这才知道，她丈夫前年中风，家里靠她做钟点工维持。她白天忙完家务，晚上才来公园跳一小时。郭大勇说她每天占地方，收她三十块月费，她已经交了两个月，最近家里老人住院，第三个月一直没补上。

她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

我掏出三十块钱，放到桌上：“她欠你的，我替她补。”

兰姐猛地抬头：“不用。”

“不是替你买清白。”我说，“只是这笔钱该不该收，咱们先算清楚。”

郭大勇把钱拿起来，在手里弹了弹：“算清楚？行啊。场地费三十，音响使用费二十，灯光费十，一共六十。”

我看了看那两盏挂在树上的小灯：“你哪来的灯光费？”

“电费。”

“电线插的是公园的公共插座。”

“那也是我接上的。”

“插座是公园的，音箱是你自己的。你有收钱的通知吗？有谁选你做负责人吗？”

这几句话一问，周围的人渐渐不笑了。

郭大勇把钱拍在桌上：“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把红纸撕了。”

他像听见了笑话：“凭什么？”

“凭这里是大家跳舞的地方，不是你的买卖摊。”

有人在后面接了一句：“郭哥，别弄这些了，难看。”

郭大勇回头瞪他：“你也想当好人？上周你搂了三次，钱还没给呢。”

那人立刻闭了嘴。

我看着纸盒里零零散散的钱，忽然明白了这场闹剧为什么会出现。不是所有人都真想花钱摸人、搂人、亲人。有人是为了炫耀，有人是为了起哄，还有人只是太久没有被人关注，宁愿拿十块钱买一个笑声，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孤单。

可孤单不是拿别人尊严开价的理由。

我伸手把红纸揭了下来。

郭大勇一下站起来，抓住我的手腕：“谁让你动了？”

他力气不小，我手腕立刻麻了。

兰姐往前一步：“你放开他！”

郭大勇没松手：“老爷子管闲事管上瘾了？你们两个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

我没有挣扎，只盯着他说：“你再不放手，我就叫保安。”

“叫啊。”他冷笑，“我倒要看看，收十块钱能不能把我怎么样。”

公园保安很快过来了，是个年轻小伙子，姓吴。郭大勇松开手，立刻换了副嘴脸，说我们几个老人闹事，影响别人跳舞。

我把撕下来的红纸递过去：“他在舞场公开收钱，拿身体接触当项目，还强行向跳舞的人收所谓场地费。”

郭大勇马上说：“都是自愿，别听他胡说。”

兰姐这时开口了：“不是自愿。他刚才拦着我，说我不交钱就别想跳。”

她声音不大，却很清楚。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也站出来：“我昨天被他搂了两次，根本不是我同意的。他说不让搂就不给我放歌。”

另一个老头说：“我交过场地费，从来没见过什么账。”

人一旦不再沉默，事情就没那么吓人了。

郭大勇的脸慢慢变了。他指着我们说：“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

保安让他把音箱和桌子搬走，说以后不能私自占用舞场，更不能收取身体接触费用。郭大勇还想争辩，可没人再替他说话。

他最后拎起那只纸盒，狠狠踢了一脚塑料椅，骂了句：“一群装清高的！”

然后走了。

红纸被我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音乐停了很久，没人说话。

兰姐走到我面前，把那三十块钱塞回我手里：“我不需要你替我出钱。”

我说：“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给？”

“我只是看不惯他把你的难堪也算成账。”

兰姐低头看着那三十块钱，半天没说话。她丈夫病了以后，她身上很少有能自己做主的东西。家里的药、菜钱、电费，哪一样都要精打细算。她来这里跳舞，本来只是想让自己喘口气，没想到连喘气都被人标了价。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会跳吗？”

我说：“不会。”

“那你刚才管得挺多。”

“不会跳，也知道什么叫难看。”

她忽然笑了一下。

音箱重新响了起来，是一首慢三。没人再坐到那张桌子后面，也没人再喊那些价码。大家站在空地上，动作比以前拘谨了许多，好像谁都怕别人误会。

兰姐朝我伸出手：“来，教你。”

我连忙摆手：“我六十一了，腿脚硬，踩着你怎么办？”

“踩着再说。”

我只好把手搭在她肩上。她的手放在我胳膊上，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服，温度很真实。

第一步我就踩到了她的鞋。

她疼得皱了一下眉，却没有松手：“你这不是不会，是完全没记住节奏。”

“我修车一辈子，车轮按规矩转，人哪知道往哪转。”

“跟着我。”

她带着我慢慢挪。我还是踩了她两次，但她没生气。舞场边有人看着，先是笑，后来也跟着下场。那一晚，没有人摸谁，也没有人花十块钱搂谁，更没有人拿三十五块钱买一个让人难堪的亲吻。

舞跳完后，兰姐坐在花坛边喘气。我去买了两瓶水，递给她一瓶。

她接过水问：“你老伴呢？”

“走了三年。”

“孩子在身边吗？”

“不在。”

她拧开瓶盖：“我丈夫还在家里躺着。”

“我听说了。”

“你别可怜我。”她看着我，“我来跳舞，不是因为我多坚强，是因为我也会累，也想听会儿音乐。”

“我没可怜你。”

“那你今天为什么站出来？”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年轻时总以为，男人就该少管闲事，少说软话，少陪身边的人跳舞。后来才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做，是觉得明天还有机会。”

她低下头，瓶里的水轻轻晃着。

第二天，郭大勇没有来。

第三天，他又来了，站在舞场外面看了几分钟。他手里没拿纸盒，也没放那张红纸，只是问大家：“真不让我放歌了？”

兰姐说：“你可以放，但不许定价，不许碰不愿意被碰的人，也不许拿场地费为难谁。”

郭大勇看着她：“你现在倒成负责人了？”

“我不是负责人。”兰姐说，“这里也不需要负责人。谁愿意放歌谁放，谁愿意跳谁跳，谁不愿意，谁也别逼。”

郭大勇沉默了一会儿，走到音箱旁边，把插头拔了。

我以为他又要闹，没想到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了一段音乐，放在水泥地上。

声音很小，却够大家听见。

他站在旁边说：“今天不收钱。”

没人回答他。

过了片刻，戴眼镜的老太太走过去，问：“那你跳不跳？”

郭大勇愣了一下，嘴硬道：“我不会。”

“不会就学。”

这句话原本是他对别人说的，如今又还给了他。

他站在那里，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还是走进了舞场。

没人欢迎他，也没人羞辱他。他跟着音乐迈了两步，踩了旁边人的脚，被骂了一句，讪讪地退开。后来他没有再来几天，等再次出现时，手里拎的是一只新的插线板。

他说：“旧的漏电，换个安全的。”

这一次，大家让他把线接好，却没有让他重新管谁。

日子慢慢恢复了原样。

我每天傍晚还是去公园溜达，走到舞场就停一会儿。兰姐有时来，有时不来。她丈夫病重的那几天，她连续一周没出现。第八天，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来了，站在场边看了很久。

我走过去问：“今天跳吗？”

她说：“跳一曲。”

“累不累？”

“累，但不跳更累。”

我点点头，伸出手。

她没有立刻握住，而是认真看着我：“先说好，只跳舞。”

我说：“我明白。”

“不能搂得太紧。”

“明白。”

“更不能拿三十五块钱乱开玩笑。”

我笑了：“我连十块钱都不花。”

她这才把手放到我掌心里。

那天的风很轻，树叶在头顶沙沙作响。音乐响起时，我们慢慢转着圈。我仍然跳得不好，却比第一天稳多了。

一曲结束，兰姐没有马上松开我。

她说：“老周，以后你别总躲在树后面。”

我问：“那躲哪里？”

“站到舞场里来。”

我看着那块水泥地。上面还有被胶带撕过的痕迹，红纸留下的胶印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可没人再盯着那几道印子看了。

公园舞场确实乱过一阵，摸摸十块，搂搂十块，亲亲三十五，听起来像是在给孤独定价。可人不是商品，陪伴也不是谁拿十块、三十五块就能买到的东西。

如今我还会去公园里溜达，也还会在舞场里被兰姐踩脚。她说我进步了，我说她要求太低。两个人都笑，笑完接着跳。

有时候我想，老了并不等于什么都不需要。人到了六十一，仍然会怕黑，仍然想有人说句话，仍然想在灯光下面转一圈。

这些需要不丢人。

真正丢人的，是拿别人的需要开价，却把无耻说成自愿。

以上文章纯属虚构，请勿对应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