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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是一个小小的东非内陆国。它体量极小,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自然资源也并不十分丰富,即使在原本就贫困落后的非洲显得也并不起眼。然而,去过卢旺达的人都知道,非洲是非洲,卢旺达是卢旺达,这个号称“非洲新加坡”的小国名不虚传,遥遥领先于非洲的平均水平。不仅社会治安良好,秩序井然,而且产业兴盛,就业岗位充足,人民生活充满希望。21世纪20年代以来,卢旺达的GDP增速常年维持在8-9%,跟本世纪初的中国相比也不遑多让。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市容市貌的整洁程度可以达到东亚发达城市的标准,甚至比起欧美那些治安堪忧的大城市而言,观感还更好。除了工农业之外,基加利现在正在逐渐建设成为东非的商务,会议,金融和科技中心,在第三产业上逐渐发力。可以说,现在的卢旺达虽然并没有真的富裕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但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小而美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就在短短30年前,卢旺达还是人间炼狱的代名词。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是卢旺达占多数的胡图族对图西族以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略大屠杀,造成了将近100万人死亡,是当时卢旺达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从四月到六月,这场大屠杀持续了整整三个月,不仅政府和军队大开杀戒,胡图族平民有不少也广泛参与进了这场大屠杀当中。这场大屠杀的情景之恐怖,影响之恶劣,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挂的上号的惨剧,更给卢旺达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雪上加霜,大批劳动力丧失,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大屠杀还使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14岁以下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40%,许多妇女成为寡妇。
对于这个大屠杀前因后果与是非曲直,我们不去过多展开,因为现实中,也是国际上目前公认的说法是,所谓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这一民族划分完全就是比利时殖民者造的孽。为了方便殖民者的统治,比利时殖民者强行把卢旺达人按照鼻子的宽度分成了两个民族,鼻子宽的的图西族,窄的是胡图族,然后让人少的图西族统治人多的胡图族,再在两伙人之间煽动矛盾。这样,他们一走,卢旺达的国内矛盾就自然爆发了。最后,是保罗·卡加梅带领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联合乌干达军队,平定了全国局势,推翻了极端政府,这算是彻底终结了卢旺达的惨剧。而这位爱国阵线的军事领袖保罗·卡加梅,也正是如今卢旺达的总统。
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与卢旺达本土其他的政治势力有很大的不同,它并非依靠部落势力组建军队,割据一方的军阀,而是相当现代化的政党。它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干部体系,能够掌握国家的基层行政,并且基于政治组织建立的军队,成员有组织,有信念。因此,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战斗力很强,不仅迅速平息了国内局势,而且巧妙地利用后大屠杀时代人民的厌战心理,迅速安定了民心,把国家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卡加梅对卢旺达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中央集权。在2006年和2011年,卢旺达先后进行了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将全国分成了东西南北四省以及首都基加利市。在省以下,进一步划分成了区,县,乡,村五级行政单位,各级行政单位各有各的职责,都要听中央政府的指令。这从根源上打破了殖民时期遗留的族群地理分布,同时逐渐淡化原来的胡图族、图西族划分,只强调卢旺达人的国家认同。就这样,卢旺达的人都成为了卢旺达人,而不是某个部落的人,某个民族的人。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在省、区、县、乡、村五级行政机构中都设立了党组织,实现党政合一,确保政策执行与政党目标一致。在这样严密的组织体系下,卢旺达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
此外,卡加梅还建立了严格的公务员制度,公务员通过考试录用,并且每年申报财产。反腐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确保对腐败的零容忍。2023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显示,卢旺达在非洲排名首位。同时,卢旺达的各级政府官员的晋升和政策目标挂钩,执政合法性来自于大大小小官员的绩效,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命。卢旺达中央会定期评估基层治理的成效,比如清洁饮用水覆盖率,电力普及率等。从1994年到2023年,卢旺达电力覆盖率从2.4%增长到了74.4%,公路里程增长五倍,这些都得益于高效的执行和严格的监管,让卢旺达治下的普通百姓切实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文化上,卢旺达也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而是将传统习俗纳入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框架之中。例如卢旺达传统的“加卡卡法庭”,说白了就是部落长老评理制度,或者说“仲裁”,就被纳入到了现代司法体系当中,用于处理大屠杀后的族群和解案件。通过公开忏悔和宽恕机制,加速案件的审理,并且促进了社会和解。此外还有乌布德赫项目,借鉴传统的集体互助模式,组织村民按经济能力分级缴纳资金,用于社区修建道路、帮助困难家庭等等基层治理开销。通过这些项目,既保留了文化传统,又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传统可以保留,但必须是在现代政府的规范下以及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领导下去保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
在外交上,卢旺达也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新路。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卢旺达与区域内大部分的国家都保持了相对不错的关系,不起冲突,节省出的资源和国力专注于国家的内部发展。
在世界尺度来看,卢旺达也是非常少见的能同时和东西方的关系都搞得不错的小国。在面对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时,卢旺达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正确模组”:卢旺达国民议会,作为国家名义上的权力机构。国民议会不需要你去做太多高难度的国家治理,它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满足西方的政治正确指标。国民议会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女性,并且吸纳了卢旺达国内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比例比欧美国家的还高。国民议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卢旺达大屠杀的善后事宜,种族和解,爱与和平,这些内容不容易犯错,还能很好地引起西方的好感,为卢旺达争取到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并且从西方国家吸收了不少的医疗卫生、教育发展等方面的援助。
但是对于那些又枯燥又复杂的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无聊但却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事务性工作,则由政府的职能部门直接跟中国方面对接。与其他非洲国家不同,卢旺达政府的执行效率很高,无论是基建合作还是跨国贸易,只要能在合同上达成共识,推进效率都相当高。卢旺达的公路基建,电力供应,医疗卫生等方面,都是在与中国的深度合作中建立的。近年来,中国企业也深度参与了卢旺达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卢旺达财政部门将中卢合作的智慧教育项目列为了中卢合作的重点项目。应该说,卢旺达近三十年来的成就,与它同中国的深度合作是分不开的,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卢旺达自己强有力、高效率的政府,为它与中国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如果站在更高的历史尺度上来说,卡加梅能够在非洲建立起这样一个有严密组织的现代化国家,形成鲶鱼效应,其实是一件好事。这样可以敦促其他的非洲国家在危机意识中主动开始富国强兵,建立强有力的大政府,真正去着手进行基层治理。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仍然太弱,如果没有外在的动机去逼迫大家强化权力,那么大家就会满足于现在这种部落分治,豪强割据的状态。而只有有力的大政府,才能够真正推动基层的发展,推动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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