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天没有停下来的连线
每天都在连线。连台里的同事都开玩笑:“睿姐,天天见。”
我说没办法,我也不想天天见,真的太累了,没有一天能够真正休息。谁叫伊朗和美国的战争还没有打完。
就这么拖着,一天又一天,已经七个多月,两百多天了,我们的连线几乎没有断过。
今天问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阿曼经过几周的技术磋商,已经就商业船舶安全通行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也协调了如何把坐标通报给有关国际海事机构。但具体的经纬度没有公布,这当然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恢复通航。
更有意思的是另一边。伊朗革命卫队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则公开否认,强调美国和地区伙伴仍然能够保障航行。双方都在说自己掌握着海峡,可真正从海峡里经过的船还是很少。
最新的航运数据显示,10月6日只有7艘货运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天也只有10艘,而战争以前每天通过的大型商船大约有125艘。最近经海峡运输的原油已经恢复到每天一千多万桶,但石油流量恢复,并不等于船回来了,更不等于海峡已经安全。
我在连线里说,现在伊朗实际上正在做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它试图把战争期间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的军事控制,慢慢变成未来通航安排中的实际影响力。和阿曼谈航道坐标,就是其中的一步。
这些话每天说,说完一场,准备下一场。有时候自己都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像是已经长在脑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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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家的Starlink被拿走了
今天朋友L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会儿,他有意无意、若无其事地提起了家里装的Starlink。
这两年伊朗经常断网,一些伊朗人和公司偷偷装了Starlink。大家知道这是违法的,可真到了断网的时候,有些人也顾不上那么多。
他说,他家的Starlink出事了。
安全人员直接找到了他的公寓,到了楼顶,把Starlink天线收走。整个过程倒没有发生冲突,对方态度甚至还算客气,也没有闯进家里,更没有当场把人带走。只是站在门口告诉他,大意是:既然你现在人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麻烦你自己把设备交给我们。
于是他把Starlink交了出去。
没有抓人,没有长时间问话。对方拿着设备就走了。
但朋友觉得,这件事大概还没有结束。他猜自己过几天可能会接到通知,让他过去说明情况:你拿Starlink干什么?既然知道Starlink在伊朗是禁止的,为什么还要装?用它做过什么?
第一次被查到,也许罚款,也许签一个承诺书,保证以后不再使用。他现在也不知道。
这段时间,伊朗国内针对Starlink的说法越来越重,甚至有人把它直接和间谍活动联系起来,仿佛“谁有Starlink,谁就是间谍”。
“太吓人了。”我说。
朋友说,其实有关部门是可以监测的。他们会观察不同社区的网络使用情况,什么地方出现了什么类型的网络,使用状况怎么样。如果真的有针对性地查,是有可能顺着信号找到来源的。所以他现在就在等,不知道安全部门什么时候会再找他。
他说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里的人在城市里寻找秘密电台发报机的信号,一点一点逼近它的位置。
小时候看的电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和今天德黑兰一个普通公寓楼的屋顶连在了一起。我开始在脑子里补那个画面,竟然有点毛骨悚然。
又要去南部了
没多久,穆森打来电话。外交部通知外国媒体报名,下周组织记者去南部霍尔木兹甘省采访三天,这一次是跟着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一起去,行程里又有米纳布和锡里克。
我们两个月前才去过。
米纳布那所被炸的小学,锡里克的婚礼现场,那些地方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来。本来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快再跑一趟,可这一次副外长一起去,也许会有新的话要说。我还是请示了领导,领导也同意,于是又报了名。
晚上和伊朗妈妈打电话,我告诉她,再过几天,我可能又要去南部了。
上一次去,两个人一趟花了七千万土曼。这一次媒体还是要自己付机票。我现在倒不只是心疼钱,我更担心到时候局势会变成什么样。
“我现在就希望到时候别打起来。”我说。
如果真的开战,最先出问题的就是航班。到时候还飞不飞得了都不知道。
更何况,我这次感冒才刚刚好。
当局说头巾,人们想到的却是战争
晚上和伊朗妈妈聊天,又说到了头巾。
我问她:“妈妈,我听说现在司法部门又开始要处理不戴头巾的人了?”
她也听说了。最近又重新强调“不戴头巾”的违法性质,司法部门也出来表态,说会进行处理。至于接下来到底会不会重新大规模执行,还要再看。
但真正有意思的是普通人的反应。
消息出来以后,她看到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讨论头巾。没有多少人在问,以后是不是又必须戴了,街上是不是又要开始查了。大家反而在网上问另一件事:
“是不是要发生什么更大的事情了?”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为什么偏偏现在又把头巾拿出来?是不是有什么更大的事情快要发生,所以先把社会的注意力引到头巾上?
“他们是不是想拿头巾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开?”
这是她看到的很普遍的一种反应。
当局说的是头巾,人们想到的却是战争。
战争拖得太久以后,好像任何事情最后都能被人和战争联系起来。美元突然涨了,是不是要出事?学校要改线上,是不是要出事?现在连头巾政策突然收紧,人们第一反应也是:是不是要出事?
伊朗妈妈又说起今天下午的那场暴风雨。风是突然刮起来的,屋里一扇原本开着的门被风猛地带上,“砰”的一声,很响。她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第一反应竟然是:是不是导弹又来了?
伊朗爸爸在旁边安慰她:“没事,就是刮大风。”
“天啊,真的吓了我一大跳。”她说。
我听着觉得有点难过,我说我也是这样。战争打了这么久,有些东西已经留在人的身体里了。以前一声巨响就是一声巨响,现在我得第一反应却会先想到导弹;打雷会想到空袭。理智上明明知道战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可身体好像比脑子记得更牢。
“所有人真的太累了”
说着说着,我跟伊朗妈妈说:“我这次生病后特别特别累。我现在每天很早就想睡觉,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累。”
她听完以后,开始替我数过去这一阵到底干了多少事情。
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真正停下来过。焦虑、压力、战争本身,还有每天不停变化的消息;一会儿直播,一会儿连线,一会儿打字,一会儿写稿,这边刚发完消息,那边新的新闻又来了。每天从睁开眼睛开始,脑子里就塞满了事情。
她用了一个很好玩的波斯语说法,说那段日子简直就是一锅面条汤(“آش شلهقلمکار”。)
这是伊朗一种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的浓汤。豆子、肉、谷物、香草,乱七八糟全在里面。她的意思是,那一阵我的生活也像这样,什么都搅在了一锅里。
“光那些事情就已经够把你累坏了。”她说,“结果那一阵的疲劳还没有从身体里退掉,你马上又病了。现在病才刚刚好一点,又开始工作。”
她说我至少还需要十天真正的休息。
然后她忽然说了一句:“真的没人受得了了。”
“大家都没有那个精神了,也没有那个耐心了。所有人都累了。真的,所有人都累了。”
我知道她说的不只是我。
战争七个多月了。两百多天里,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看新闻,晚上睡觉以前还在看新闻;谈判了,以为也许快结束了,没过多久又打起来;打完了,又开始谈;海峡开了一点,又关一点;今天说不会打,明天又不知道会怎么样。
一个人的神经很难一直绷在那里。
我说,可工作没有办法。如果外交部真的组织这次采访,领导也让我去,那最后还是得去。
“你能不能不去?”她问。
“肯定不行。已经报名了。”
她叹了口气。她也知道,这毕竟是我的工作。
“而且你这个人工作又特别认真。你是那种职业责任心很重的记者,做事情很仔细,又特别积极。你的领导一直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你,所以他当然会觉得,这一次你也还是会去,还是会把事情做好。”
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
“但是工作是一回事,身体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这几天一定要好好休息。离出发还有一个星期,就用这个星期把身体养回来。饭要按时吃,别再乱吃东西,也不要一天到晚只顾着工作。
她嘱咐我: “你去买点羊腱子肉。”
“什么都不用放,就那么炖。汤喝掉,肉吃掉。真的会让你身体恢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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