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冒出新四害，相较旧时四害更折磨农户，农民叫苦连天无处诉苦

乡下冒出新四害，相较旧时四害更折磨农户，农民叫苦连天无处诉苦——这话我从前只在县城的饭桌上听人当笑话讲，直到那年清明，我回村看见我爸蹲在田埂上，脑袋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我才知道这新四害是真的把人逼到了绝路上。

我爸是个种了快四十年地的老庄稼人，再苦再难没见他掉过一滴泪。早上我给他打电话，说下午到家，他说“哦”，就挂了。那会儿他正站在自家那块七亩水稻田里，脚下全是粉红色的福寿螺卵，一块一块贴在稻秆上，像谁把烂肉甩进了田里。新出苗的秧子被啃得七零八落，漂在水面上，根都没了。旧四害是老鼠、麻雀、苍蝇、蚊子，那是脏是烦，可人心里有数，老鼠药一撒、蚊香一点，总能对付。可眼前这福寿螺，红不拉几的，捞了又长，长了又捞，我爸说，它比旧四害难缠一百倍，那是“打不死的外来户”，吸的是庄稼的骨髓。

我把他拉起来，他用手背抹了把脸，骂了一句：“畜生都不如。”我问他村里其他人呢？他说，大半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老的老小的小，管不住这些野东西。地荒了的荒，转包的转包，谁还有心思耗在这上头？可他舍不得，那是爷爷传下来的田，是他半辈子的命。

我陪他往回走，经过我家那块花生地，我爸忽然停下来，指着地头说：“你看。”我抬眼一看，心头一紧。那地像是被犁过了，不是人的犁，是野猪的嘴。一头带崽的母猪带着一群小猪，一夜之间把三亩花生拱了个底朝天，地里的土翻得跟刚耕过似的，花生秧子像嚼过的草渣。我爸说，这一亩花生的收成，够他交一年医保和电费，现在全没了。他不敢报警，也不敢打野猪，打了违法，不打它祸害你。他说去年隔壁村老胡家的狗，被野猪咬穿肚子，拖回家只剩半口气。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平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可我看见他后颈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

再往前走，田埂边有一坨新鲜的土堆，松松垮垮的，我爸叫我绕开走。他说那是红火蚁的窝，前阵子村里王婶在自家地里拔草，一脚踩上去，鞋都没来得及脱，整条小腿肿得跟柱子似的，送镇卫生院输液三天才消下去。他自己也被咬过两回，胳膊上留了两个疤，像烟头烫的，又痒又疼，半夜能痒醒。他说，旧四害里的蚊子，咬一口是痒，挠一阵就完了；红火蚁咬一口是毒，是恨，是别想安生。

至于那第四条害，不是虫不是兽，是蛇。不是一条两条，是遍地都是。因为村里人少了，地荒了，草一人高，老鼠多了，蛇也跟着多了。我爸说，他前天在稻田边还看到一条四五斤重的水蛇，盘在沟渠口晒太阳。去年秋天，邻村有人被毒蛇咬了，送到县医院时已经意识模糊，花了五万多才捡回一条命。五万，对一个农户来说，天都塌了。

我原本打算住一晚就走，厂里只批了三天假。可那天晚上，我爸发烧了。不是感冒，是白天踩了红火蚁窝，脚脖子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我连夜开车把他送到镇卫生院，医生说是过敏反应，再晚来一点，喉咙都可能肿起来。我守在输液室外面，走廊里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透过门缝看见我爸蜷在病床上，眉头锁得死死的，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田，田……”。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我忽然明白，他不是怕死，他怕的是他倒了，那些田就彻底没人管了，他怕的不是四害，是“没人管”这三个字。

第二天下午，我爸精神好转，非要出院。我拗不过他，开车回去的路上，他把脸贴着车窗，看着路边一片一片的荒地，长叹一声：“现在乡下，钱难挣，地难种，日子难熬。你说，这些新冒出来的害人东西，谁管？跟谁说去？村里干部说向上反映，镇上干部说研究研究，研究了一个春，研究出一个‘建议村民自行防范’。”他苦笑，说防范个屁，赤手空拳，拿什么防？

我把他送回家，本来还想劝他别种了，跟我进城，哪怕捡纸壳子也比在地里受气强。可那天傍晚，我站在他家门口，看见对面山脊上，太阳把天烧成一片金红色，我爸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灭，像一颗倔强的种子。我决定不劝他走了，我得帮他治治这对头的四害。

第二天一早，我没回县城，直接去了镇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接待我，听我说完，推了推眼镜，说：“福寿螺有药物可以泡田，红火蚁有专门的毒饵诱杀剂，野猪可以申请猎捕指标，蛇嘛……主要是环境治理。”他翻出一叠文件，上面有红头，有公章，什么“外来入侵物种防治项目”，什么“野生动物损害农作物补偿办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可这些文件，就像锁在抽屉里的存折，没人去领，就永远是死钱。

我又去了县农业农村局，跑了两天，三楼的办公室进进出出，终于找到一个管这事的老科长。他听我说完我爸的事，沉默一会儿，说：“你明天把人叫齐，我们局里派专家下去。”我愣住，他说：“不是没人管，是没人来喊这一嗓子。国家有政策，农户不知道怎么用，中间缺的就是你这个能跑腿、懂门路的人。”

回村那天，我爸把村里留下的十几个老哥们儿都叫到他院子里。老科长带着两个技术员来了，拉了一车东西，有药粉、诱饵、围网，还有四十只半大的鸭苗。技术员蹲在田边，指着水里的螺卵说：“福寿螺怕鸭子，鸭子吃螺卵，比人工捞强得多。”又指着田埂上的土包，“红火蚁用饵剂投到蚁丘上，工蚁搬回去喂蚁后，一窝全端。”至于野猪，技术员说，已经帮村里申请了合法猎捕名额，又在山脚地边拉上太阳能脉冲围栏，人畜碰了不伤人，但野猪碰了绝对长记性。

我爸蹲在旁边，听得很仔细，像个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课。他忽然站起来，拍了一下大腿：“干！”

那一个月，村里的荒地像被重新点着了火。老少爷们儿齐上阵，白天放鸭、投饵、拉网，晚上轮流看护地头。我爸瘦了一圈，可眼里的光一天比一天亮。福寿螺的卵块渐渐少了，稻苗挺直了腰杆；田埂边再没出现过红色的蚂蚁包；野猪倒是来过两回，碰上带电的围栏，哼哼唧唧地跑了。守夜的时候，我跟我爸坐在田头，月光下，稻叶沙沙地响。他说：“这东西，老话说‘地不亏人’，可也得有人替地说句话。”我没接话，可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地，是说他自己。

秋收那天，全村人像过节一样。稻子金黄，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腰。我爸割了一把稻子，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眼圈红了。他冲我一咧嘴：“行了，今年不但没亏，还多打了一千斤。”他顿了顿，又说：“其实新四害再凶，也没啥好怕的，就怕人心里先害了怕，一怕，就撂挑子，把好地都让给畜生。”

那天晚上，村里几户人家拼了桌，喝的是自己酿的米酒。老科长来了，我爸敬了他三杯，又敬了我一杯，说：“这小子，以前就知道在城里混，这回算是捡回了庄稼人的根。”我一口酒灌下去，又辣又甜，眼泪差点辣出来。我知道，我不是捡回什么根，我是捡回了一个道理：这世上的难事，只要有人愿意站出来张罗，就总有解开的法子。

如今我每隔一个月就回村一趟，帮家里买药、联系专家、跑保险。村里那几十亩田，重新绿汪汪的，新四害还有，但没人再叫苦连天了——叫苦没用的日子过去了。我爸总说，旧四害是穷出来的，日子一好，自然就少了；新四害是富起来的烦恼——地肥了，草旺了，林子密了，鸟儿多了，连野猪都回来讨口吃的。可人只要还在土地上，心还没走远，那就啥也害不了咱们。

后来镇上搞乡村振兴培训，还让我爸上台讲怎么治新四害，他大字不识一个，憋了半天，就说了一句：“不是四害厉害，是咱们自己得团结。”满屋子的年轻人都笑了，掌声哗啦啦的，像秋收时谷粒落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