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一男子花3000元买下废厂房，当婚房住了8年，拆迁补偿傻眼了

我叫陈建国，今年六十三岁，退休前在县城机械厂当工人。要说这辈子做过最胆大的事，就是一九八五年花三千块钱买下那间废厂房。那时候三千块是什么概念？我在机械厂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我媳妇在纺织厂一个月三十八块，两口子加起来八十块。三千块，得不吃不喝攒三年多。我爹骂我疯了，我娘气得三天没跟我说话，我媳妇倒是没吭声，就是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知道她害怕。

可我不怕。我那年二十四，刚跟秀兰领了证，没房子。机械厂的宿舍排号排到第一百多位，等我分上房，孩子都能打酱油了。秀兰她妈说了，没房子别想娶她闺女。我急得满嘴起泡，天天在街上转悠，想找个能住的地方。后来听人说城东有家废厂房要卖，是以前社办企业的翻砂车间，厂子倒了五六年了，房顶漏雨，墙也裂了，院子里的草长得比人高。我跑去看了看，三间打通的大屋子，顶上石棉瓦碎了一半，墙是红砖的，有些地方砖缝里长了草。可地方大，前后院加起来有两百多平，院子前面还有条小河，水清得很。

我站在厂房门口，心里咚咚跳。我想，这地方收拾收拾，能住。我去找了产权单位，是城关镇企业办，一个姓刘的老头管这事。我说我想买那间废厂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那破玩意儿你买它干啥？我说住。他说那房子快塌了，能住人？我说我修。他说你出多少钱？我说三千。他愣了一下，说你说啥？我说三千。他看了我半天，说行，你回去等通知。

过了半个月，通知下来了，让我去办手续。我揣着三千块钱，那是我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才凑齐的，我爹给了五百，我舅给了三百，剩下的全是同事一块两块凑的。我拿着那张盖了红章的买卖合同，手都在抖。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秀兰家，把合同拍在她家桌上，说秀兰，咱有房了。她爸拿起来看了半天，说这啥房？废厂房？我说我收拾收拾，比楼房都好。她爸叹了口气，说行吧，好歹是个窝。

我们结婚那天是腊月二十二，天冷得滴水成冰。厂房里没暖气，我们买了个铁炉子，烧蜂窝煤，屋里也就十来度。秀兰穿着红棉袄，坐在我借来的木板床上，冻得鼻子通红，可一直在笑。她说建国，这屋真大。我说大吧？她说比我家都大。我说以后咱好好收拾，种点花，养几只鸡。她说行。那天晚上我们俩围着炉子吃饺子，炉火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好看得很。

后来我们就开始收拾那间厂房。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和泥、搬砖、补墙。秀兰下了班也跟着干，她手巧，会糊顶棚，会用报纸把墙面贴得平平整整。我们先把屋顶的碎瓦换了，又去砖厂捡了些人家不要的半头砖，把裂了的墙补上。前后院子的草拔了，翻了地，种了白菜和豆角。我又在院子里搭了个棚子，养了十几只鸡。秀兰在窗台上摆了几盆月季，夏天开起来红彤彤的。

头几年是真苦。夏天厂房里闷得像蒸笼，石棉瓦晒透了，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又冷，炉子烧得再旺，四面透风，屋里还是冻手冻脚。有一年下大雨，房顶漏了，水顺着墙往下淌，把秀兰刚糊的顶棚全泡了。她坐在床上，看着滴滴答答的水，眼泪掉下来了。我说你别哭，明天我上去修。她说建国，咱啥时候能住上正经房子？我说这就是正经房子，咱自己的。她擦了擦眼泪，说嗯，自己的。

我们在这间厂房里住了八年。八年里，秀兰给我生了个闺女，取名陈苗，在厂房里长大的。苗苗小时候满院子跑，追鸡，摘豆角，夏天在小河里玩水。她三岁的时候问我，爸，咱家咋跟别人家不一样？我说哪不一样？她说别人家是楼房，咱家是平房。我说平房好，平房接地气。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跑去玩了。

八年里，我把厂房又修了几回。换了屋顶，砌了院墙，把院子里的地铺了砖。邻居们都说，建国这房子收拾得跟别墅似的。我听了心里美。秀兰也说，住惯了这大屋子，让我搬楼房我还不乐意呢。我说那你当初还哭？她说那时候不是年轻嘛，现在想开了。

可谁知道，好日子没过多久，拆迁的消息就来了。一九九三年秋天，镇里贴了告示，说城东这片要开发，建商品楼，所有平房都要拆。我站在告示前，看了半天，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这厂房我住了八年，一砖一瓦都是我亲手拾掇的，院里的每一棵菜都是我种的。可拆就拆吧，国家要建设，咱不能挡着。我回去跟秀兰说了，她愣了半天，说拆了咱住哪？我说政府会给安置的。她说给多少？我说不知道，等通知吧。

通知下来那天，我正在院子里喂鸡。镇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姓赵，一个姓孙，拿着个本子，在院子里量了半天。量完了，赵同志跟我说，陈建国，你这房子有手续吗？我说有，八五年买的，合同在呢。他说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进屋翻了半天，把那张发黄的合同找出来了。他看了看，又跟孙同志嘀咕了几句，然后说，你这合同写的是买厂房，不是买住宅。我说我买的时候就是当住宅用的。他说那不一样，厂房和住宅的补偿标准不一样。我说差多少？他说差不少。我心里咯噔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按照镇里的方案，住宅拆迁是按面积算，一平米补多少钱，或者给安置房。厂房是按厂房算，补偿标准低得多，而且不给安置房。我算了算，我那两百多平，要是按住宅算，能补十几万，还能分套楼房。要是按厂房算，就补几万块钱，楼房没有。我拿着那张合同，坐在院子里，看着苗苗在追鸡，心里堵得慌。

我去找了镇里，找了赵同志，又找了孙同志，他们都说按政策办事，合同上写的是厂房，只能按厂房算。我说我住了八年，全厂区的人都知道我住这儿，你们可以问。他们说那不管，看合同。我又去找了企业办那个刘老头，他已经退休了，在家种花。我跟他说了情况，他叹了口气，说建国啊，当时卖给你的时候，就是按废厂房卖的，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我说我知道，可我是当婚房住的呀。他说那你当时咋不写住宅？我说我哪懂这些。他不说话了。

那段时间我吃不下睡不着，秀兰也跟着愁。她说建国，咱是不是亏了？我说不知道。她说那咋办？我说我想想办法。我骑着自行车跑了一个多月，找了镇里、县里、土地局、房管局，人家都说这事不好办。有个办事员跟我说，陈建国，你这事要是搁现在，根本不可能，厂房哪能当住宅卖？可那是八五年，那时候政策不完善，啥事都有。我说那现在咋办？他说你找找人，看能不能按住宅算。

我没找人。我这人一辈子不求人，可为了这事，我求了。我提着两瓶酒去了赵同志家，他没收，说老陈你别这样，我理解你，可政策是死的。我又去了孙同志家，他也这么说。我跑了两个月，跑得腿都细了，还是没结果。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进屋把那张合同翻出来，又找出了当年的收据，还有企业办开的证明，一张一张摆在桌上。我看了半天，忽然笑了。

第二天我去了县信访办。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戴着眼镜，说话很和气。我把材料递给她，说同志，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就是想问问，八五年我花三千块钱买了这间废厂房，住了八年，现在拆迁，按厂房算还是按住宅算？她看了看材料，说大爷您等等，我问问领导。她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大爷，领导说您这事特殊，得研究研究。我说行，我等着。

等了半个月，通知来了。镇里重新研究了我的情况，认为我虽然买的是厂房，但实际用途是住宅，且居住八年以上，应参照住宅标准补偿。我拿到通知那天，手抖得跟当年签合同的时候一样。我算了算，两百多平，补了十二万，又分了一套八十平的安置房。十二万在九三年，能在县城买两套楼房。我拿着通知跑回家，秀兰正在院子里晾衣服。我说秀兰，成了。她说啥成了？我把通知给她看，她看了半天，忽然哭了。我说你哭啥？她说建国，咱熬出来了。

苗苗那年八岁，她问我，爸，咱要搬楼房了？我说嗯。她说那鸡咋办？我说鸡也搬，楼房有阳台。她说阳台能养鸡？我说能。她高兴得在院子里跑了一圈。

搬走那天，我在厂房里转了半天。墙上的报纸还是秀兰当年糊的，已经发黄了，有的地方翘了角。窗台上的月季早没了，可花盆还在。院里的砖地是我一块一块铺的，有的地方磨得发亮。我站在院子当中，看着头顶那片天，蓝汪汪的，跟八年前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一模一样。秀兰走过来，说走吧。我说嗯。她说舍不得？我说有点。她说我也舍不得。我说那咱以后常回来看看。她说拆了还看啥。我说看地，地还在。

后来厂房真拆了，推土机轰隆隆开进来，一上午就推平了。我站在远处看着，没过去。秀兰说得对，看地，地还在。那块地后来盖了商品楼，六层高，白墙红瓦，一楼是门面房，开着超市和饭馆。我有时候路过，会站一会儿。我想起八五年我花三千块买下那间破厂房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傻。我想起我跟秀兰在里面结婚，生苗苗，养鸡，种菜，补墙，修屋顶。我想起那个漏雨的晚上秀兰哭，我说这就是正经房子，咱自己的。我想起拆迁通知下来那天，我跑断了腿，最后拿到了十二万和一套楼房。

三千变十二万，翻了四十倍。可我从来不算这个账。我算的是另一笔账。那间废厂房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八年日子，给了我苗苗的童年。它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胆大的事，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值的事。现在我跟秀兰住在安置房里，八十平，不大，可敞亮。苗苗结了婚，生了孩子，外孙今年上小学。有时候外孙问我，姥爷，你以前住啥样的房子？我说住厂房。他说厂房是啥？我说就是很大很大的屋子，能养鸡，能种菜，能看星星。他说那多好，我也想去住。我笑了，说那房子没了，拆了。他说拆了干啥？我说盖楼了。他说那楼好还是厂房好？我想了想，说都好。可我心里知道，还是厂房好。那是我这辈子最穷的时候，也是最踏实的时候。三千块钱买不来富贵，可买来了一整个家。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