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印度打工，发现一个怪事：当地女人，从不要求男人有房有车

我在印度打工的第三年，发现一个怪事。

当地女人，从不要求男人有房有车。

我叫赵远舟，河南周口人，二十八岁那年被公司外派到印度德里做基建项目。刚到的时候，看什么都新鲜，街上的突突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牛在马路中间慢悠悠地走，喇叭声从早响到晚，空气里永远飘着咖喱和焚香混在一起的味道。真正让我愣住的，是当地同事拉杰什娶媳妇那天。

拉杰什二十八岁，家里三个兄弟挤在两间租来的平房里，月薪折合人民币不到两千块，存款几乎为零。可他媳妇妮莎嫁过来那天，笑得像捡了宝。妮莎家条件比他好得多，父亲在菜市场有个固定摊位，算是小商贩里过得去的。婚礼上我问拉杰什，你岳父没让你买房？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被槟榔染红的牙，说，我们印度人结婚，女方给嫁妆，男方有份稳定工作就行。房子？租的也是家。

我站在嘈杂的婚礼现场，看着妮莎给拉杰什戴花环，手指头都在微微发抖，那种高兴劲儿装不出来。那一刻我想起老家周口的相亲市场，想起那些明码标价的条件，房子、车子、彩礼，一个都不能少。我表弟去年相亲，女方开口就要县城一套房、一辆十万块的车，外加十八万八彩礼，我姨把养老钱都掏空了还差一大截。表弟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晚上烟，第二天就去南方打工了，走之前跟我说，哥，我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了，结不起。

在印度待久了，慢慢发现这种事不是个例。工地上的印度工人拉姆，二十五岁，娶媳妇花了女方家给的嫁妆钱，自己一分没出。他跟我说，在印度，男人要房子要车的也有，但那是高种姓或者特别有钱的人家，普通老百姓嫁女儿，讲究的是男方人品好、有工作、不喝酒打老婆。我问他，那你们男人不觉得丢人吗？他反问我，为什么要丢人？她嫁给我，我养她一辈子，房子可以慢慢挣。

这话说得轻飘飘的，却像根针扎在我心里。

我结了婚，媳妇叫苏文秀，是我在国内相亲认识的。结婚的时候我买了房，首付是我爹把家里两头牛卖了凑的，月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苏文秀在县城超市做收银员，每个月工资两千二，她自己花都不够。我外派印度工资高一些，每个月能攒下七八千，全都打回家还房贷。苏文秀偶尔打个电话来，说的都是钱的事。房贷该交了，她看上一件羽绒服一千八，她妈过生日要包红包。我从来没说过什么，我觉得男人养家天经地义。

直到上个月，苏文秀她弟苏文强要结婚。

那天晚上我在工地上值夜班，印度夏天的热浪裹着沙尘往脸上扑，手机响了。苏文秀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轻快。远舟，文强要结婚了，女方要二十万彩礼，还要在周口市区买套房。爸妈手里凑了十万，还差四十万首付和彩礼，你看能不能先打过来。

我握着手机，看着远处德里的灯火，那些光在热空气里微微扭曲。四十万。我攒了三年，卡里一共四十二万。那是准备把老家房贷一次还清的钱，是我爹卖了牛之后没日没夜给人盖房扛水泥攒出来的家底，是我在这边每天吃两顿咖喱糊糊省下来的。

我说，文秀，那是咱家还房贷的钱。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苏文秀的声音变了调。赵远舟你什么意思？我弟结婚是大事，你这当姐夫的不该帮一把？房子房子你就知道房子，那房子写你名了吗？写我名了吗？我妈说得对，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嗯了一声。苏文秀把电话挂了。

我蹲在工地宿舍门口，看着一只流浪狗翻垃圾桶，扒拉出半块馕，叼着跑了。我想起我爹的手，那双手上的裂口能塞进一粒玉米，冬天往外渗血。他跟我说，远舟，好好干，别让人家看不起。想起苏文秀第一次去我家，看见我家瓦房后面那个土厕所时皱起的眉头。想起结婚那天她妈拉着我的手说，远舟啊，文秀从小没吃过苦，你得多担待。

印度工友阿米尔从我旁边走过，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印地语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但看他的眼神，大概是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他也没追问，坐在我旁边一块石头上，掏出烟递给我。我们俩就那么坐着，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远处传来火车轧过铁轨的声音，轰隆隆地滚过德里的夜。

第二天我跟工头请了假，去德里老城区逛了一天。在月光集市狭窄的巷子里，我看见一个卖纱丽的老头，头发花白，坐在摊子后面打瞌睡。他的摊子上挂着各种颜色的布料，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风一吹就飘起来，像一片会动的晚霞。我站了一会儿，想起苏文秀说过想要一条印度纱丽，我说等回国带一条给你，她说得了吧你，别乱花钱。

我在那条巷子里走到天黑，最后在一家路边摊吃了份坦都里烤鸡。老板是个大胡子锡克教徒，看我一个人，多送了我一份馕。他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印地语，我们俩比划了半天，最后他指指天，又指指我，双手合十笑了笑。我猜他的意思是，天大地大，人总能活下去。

回宿舍的路上，我给苏文秀发了条消息，说钱的事我再想想。她没回。我翻着朋友圈，看见她弟苏文强发了条动态，配图是一双新买的运动鞋，得两千多，配文是“结婚要花钱的地方真多，头疼”。底下苏文秀留言：别愁，有姐呢。

我盯着那个“有姐呢”看了很久，把手机塞回兜里，去冲了个凉水澡。水浇在头顶上的时候，我想起我妈。我妈走得早，我十二岁那年得病没的，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远舟，以后要好好疼媳妇，别让人家受委屈。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哭。现在我懂了，可好像懂错了方向。

三天后，我给苏文秀打了电话。她接得很快，喂了一声，语气里带着期待。我说，钱我可以给，但有条件。她说，什么条件。我说，让你弟写借条，按银行利息算，五年内还清。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苏文秀笑了，那种笑声我从来没听过，又冷又轻飘。赵远舟，你行啊，跟我弟算利息？你还是不是人？我妈说得对，你就是个白眼狼。

我说，文秀，咱家的房贷还没还完。她说，那是你家的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弟结婚是正事，你不帮忙，以后别叫我媳妇。

电话又挂了。我攥着手机，指甲掐进掌心，没觉得疼。窗外德里的夜色沉得像一口井，我看不见底。

又过了两天，我妈的坟前该去烧纸了。我回不去，给我爹打电话。我爹说，别操心家里，你在外头好好的就行。他顿了顿，又说，远舟，你媳妇最近没回来，你老丈人家在村里放话说你抠门，挣了钱不帮小舅子。我没吭声。我爹叹了口气，说，儿啊，咱不欠谁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床板上，看着墙上贴的那张中国地图。周口在豫东平原上，一个小黑点，我得拿手指头戳着才能找到。德里在地图右下角，隔了整整一座喜马拉雅山。我在这两个点之间来回，用了三年，可有些距离越走越远。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周口老家的院子里，我爹坐在枣树下纳鞋底，我妈在灶房烧火做饭，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被风拉成一条细细的白线。我站在门口，手里提着行李箱，想进去又迈不动腿。我妈回头喊我，远舟，吃饭了。我想答应，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德里天还没亮，远处清真寺的宣礼塔传来晨祷的声音，悠长地穿过灰蓝色的天。我穿上工装去上工，路上看见妮莎蹲在路边水龙头前洗衣服，看见我，笑着打了个招呼。她手上戴着拉杰什去年给她买的塑料手镯，五颜六色的，在晨光里亮晶晶的。

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有些账，你越算越糊涂。可有些账，不算不行。

那天下午，我给苏文秀发了最后一条消息。我说，钱的事，一分没有。以后你的工资你自己花，房贷我还，但我只还我该还的那部分。你弟结婚，让他自己想办法。

消息发出去，我关掉手机，去工地食堂吃了份咖喱鸡饭。今天的饭格外咸，咸得我眼睛发酸。我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嚼着嚼着就笑了。旁边印度工友看我，我也看他们，然后我们都笑了，笑得莫名其妙。

晚上回到宿舍，我翻出银行卡，那张卡里存着四十二万。我给工头打电话，说下个月加班都给我排上。工头问为什么，我说我要攒钱。他说你攒钱干嘛，我说回家。

其实我也不知道回家能干嘛。但我想回去看看我爹，看看那两头牛卖了之后空下来的牛棚。想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下坐一坐，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想在灶台前烧一把火，哪怕只是烧壶水。

至于苏文秀，至于那套写了两个人名字的房子，至于周口和德里之间这一万里的距离，我想，总得有人先停下来。

印度的夏天还在继续，热浪滚滚，街上的人照样慢悠悠地走，牛照样在马路中间拉屎，喇叭照样从早响到晚。我每天上工下工，吃咖喱糊糊，跟工友学几句印地语，晚上给我爹打个电话。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吵不闹，也不回头。

那个月光集市的纱丽摊子我还记得，老头还在那儿打瞌睡，布料的颜色在风里飘啊飘的。我想，等回国的时候，我要去买一条，带回家，哪怕没人穿，挂在墙上也行。

就当是给那个曾经信了什么的自己，留个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