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42岁上门女婿被岳父当众扇倒,妻子扶起他说了句话,全家慌了。我叫刘志强,今年42岁,山东泰安人,是个上门女婿。说起上门女婿,很多人觉得是沾了光,可真正过日子,那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家在宁阳乡下,弟兄仨,爹走得早,娘拉扯我们长大,穷得连娶媳妇的彩礼都凑不齐。后来有人给我介绍县城里的王秀兰,说她爸退休了,想招个养老女婿。我第一次去她家时,岳父王德福还算客气,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俺闺女不娇惯,你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俺家不会亏待你。”我听了心里热乎,觉得自己命好。可我娘哭了好几夜,说:“儿啊,你进了人家的门,头就低了一辈子。”我说:“娘,咱家穷,人家不嫌弃咱,低头就低头吧。”
结了婚,我才明白低头过日子是什么滋味。岳父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家里大小事都要他点头。我挣的工资,一分不少交给他,每个月他给我二十块钱零花。秀兰替我争过几回,岳父一拍桌子:“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他一个外姓人,吃我的喝我的,还想翻天?”秀兰怕我难堪,就不再说了。头两年还行,后来我娘生病住院,我偷着寄了两千块钱回去,不知怎么让岳父知道了,他差点把饭桌掀了,骂我是白眼狼,说俺家那么些儿子,凭啥要我管。从那天起,他就更看不上我,动不动就说我是“吃白饭的”。在家里,我睡客厅,吃饭坐边上,过年也回不了宁阳,因为岳父说家里走不开。丫丫出生后,他做主让丫丫姓了王,我连个“不”字都不敢说。有时候半夜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灯,真想一走了之。可一想到秀兰夜里偷偷给我掖被子,想到丫丫趴在我腿上喊爸爸,我又忍了。这一忍,就是十五年。
去年腊月十六,岳父过七十岁大寿。为了这场席,我提前两天就跟工头请假,骑着三轮车跑批发市场,订了鱼、肉、青菜,又把饭店的几个包间走了一遍。当天晚上,福满楼饭店摆了八桌,亲戚朋友来了乌泱泱一片。我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站在门口迎客,见人就递烟,脸上一直堆着笑。有人喊我“老王家的女婿”,我心里堵得慌,脸上还得应着。开席以后,我挨桌敬酒,敬到主桌时,岳父已经喝得脸红脖子粗。他端着酒杯,半眯着眼看我:“志强,今儿俺过寿,你当着大家伙儿的面说说,这些年你给这个家挣了啥?”我赶紧赔笑:“爸,我就是个干活的,挣的钱都交家里了,家里有秀兰管着。”谁知这话更惹他烦,他把酒杯往桌上一墩:“交家里?俺闺女跟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你现在还在工地上和水泥呢!”一桌人都安静了,我脸上烧得慌,小声说了句:“爸,您喝多了,我先给您倒杯茶。”岳父猛地站起来,一巴掌就扇了过来。
“啪”一声,我压根没防备,整个人往后一仰,凳子被带翻了,后脑勺磕在桌腿上,眼前一黑,摔了个四脚朝天。桌上的酒杯盘子哗啦啦碎了一地,汤汁溅了我一身。我躺在地上,耳朵嗡嗡响,半边脸火烧一样疼,鼻血流了下来。四周的人全站起来,有女人尖叫,有孩子哭,有人喊“快拉住亲家”。我试着撑地爬起来,胳膊发软,浑身打颤。地板是瓷砖的,冰凉,我躺在那儿,看着头顶挂的拉花彩带,红红绿绿的,像一场笑话。我真想就这么躺着,谁也不看。
这时秀兰从隔壁桌冲过来,她一把把我从地上扶起,用手绢给我擦脸上的血,手抖得厉害。她看了看我肿起来的半边脸,转过身,对着岳父,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爸,这一巴掌,您打的不是他,是打我的脸。志强是上门女婿,可他是个人,不是块抹布。您要是嫌他碍眼,我们今天就走。这个家,不要了。” 这话一出口,整个饭店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一点声音都没有。岳父举着的手僵在半空,岳母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地上,几个姨赶紧站起来:“秀兰你胡说啥呢,你爸喝多了……” 秀兰没理她们,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我愣愣地跟着,腿还是软的。丫丫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哭着喊“爸”,抱住我的腿。秀兰一把揽过丫丫,头也不回。身后传来岳父砸杯子的声音,岳母的哭声,还有满屋子乱糟糟的议论。我们一家三口,顶着那些目光,走进了外面的大雪里。
那天晚上,我们又回了王家院子,秀兰一声不吭地翻出蛇皮袋,把我们的衣服、被褥、锅碗一股脑装进去。岳母追过来,拉着秀兰的胳膊哭:“闺女啊,你爸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喝点酒就犯浑,你跟他较啥劲?”秀兰说:“妈,不是较劲。我们出去过,不用他一分钱,省得他说我们白吃白喝。”岳母又看我:“志强,你劝劝秀兰啊。”我低下头:“妈,我跟秀兰走。”岳母见拦不住,坐在门槛上骂我不懂事,骂秀兰狠心。我扛起袋子,心里像有人拿刀剜。可我也知道,要是今天咽了这口气,这辈子就真的直不起腰了。
我们搬进城南一条老胡同,租了一间平房,一个月一百五十块。屋里空荡荡的,连张像样的床也没有,我找了几块砖头垫起一块旧木板。头一夜,秀兰把唯一的热乎被子让给我和丫丫,自己裹着旧棉袄靠在墙边打哆嗦。我拉她:“你上来睡。”她摇头:“地上凉,你腰不好。”我眼眶一热,硬把她拽上来,三个人挤在一床窄被子里。丫丫小手摸着我的脸说:“爸,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她吹了吹:“吹吹就不疼了。”秀兰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地哭。
从那天起,我们两口子像换了个人。我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在工地上干一天,晚上去夜市帮人卸货。秀兰更苦,凌晨三点起来和面,四点推着三轮车去早市摊煎饼果子。丫丫放学后就在摊子旁边写作业,小手冻得通红。有一回我去给她送热红薯,看见她拿着铅笔在本子上画画,画了一栋小房子,门口站了三个人,房顶上歪歪扭扭写着“我们的家”。我把红薯塞给她,转身抹了把脸。那会儿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了命,也得让这娘俩过上好日子。
日子慢慢有了起色。第二年春天,老张找到我说,邻县有个安置小区外墙赶工期,问我能凑几个人不。我叫上一个会泥瓦匠的表舅,还有两个村里出来的后生,把活包了下来。那一个月,我天天吊在脚手架上,手磨得全是血泡,晚上睡在工棚里。完工那天,老板结了八千块钱工钱。我攥着那一沓钱,站在楼下看了半天,给秀兰打电话:“秀兰,咱有钱了。”她在电话那头,半天没说话,我听见她吸鼻子,后来哇一声就哭了。我用那笔钱买了辆二手小货车,跑建筑材料,又接了几家民户的装修,生意一点点像样了。再后来,我租了一间小店面,让秀兰开早餐店,不用再风里雨里摆地摊。
其间,岳母偷偷来看了我们好几回,给我们送米送面。秀兰不收,岳母就红着眼睛走。有一回我开着货车送货,在路口看见岳父,他背着手站在路边,远远望了我一眼。我停了车,想下车叫一声“爸”,可他转身走了,背有些驼。我盯着他背影看了很久,心里那口气突然软了。可我知道,要是现在回去,一切又回到从前,我不能对不起秀兰和孩子。
又过了半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岳母突然打电话来,说岳父起来时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说话含含糊糊,送到县医院,是脑血栓。秀兰一听,拉着我就往医院跑。到了病房,岳父躺在床上,右手蜷着,嘴歪眼斜。他看见秀兰,眼泪先掉下来,嘴里呜呜地说不出话。秀兰扑过去握住他的手:“爸,你别怕,我在这。”岳父又看我,眼神里全是说不清的东西。我走上前,说:“爸,您安心养病,家里有我。”他听了,眼泪流得更凶,喉咙里挤出一个音,听着像“悔”。
岳父出院后,身子右半边不能动,坐上了轮椅。岳母一个人照看不了,秀兰说:“把爸接咱家来吧。”我点了点头。我们那间门面房后面正好隔出一间卧室,我买了张护理床,接他们过来住。起初岳父拉不下脸,吃饭只要岳母喂,我给他翻身他也躲。有一回他大小便失禁,我给他换裤子,他推着我的手,头别到一边,浑身直哆嗦。我说:“爸,您就把我当儿子。”他愣了半天,忽然呜呜哭了,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片。从那天起,他慢慢不再躲我。
那年腊月二十九,我们把岳父岳母接来一起过年。除夕晚上,我剁馅、和面、包饺子。岳父坐在轮椅上,看着电视里的春晚,含含糊糊地嫌岳母包的饺子馅儿太小。岳母笑着骂他:“嫌小?让你女婿给你包!”岳父就嘿嘿笑,笑到一半,眼圈红了。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水饺,放上筷子,说:“爸,尝尝我的手艺。”我夹起一个饺子吹了吹,送到他嘴边。他咬了一口,嚼了半天,吞下去,忽然说了一句清楚话:“志强,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屋里一下子静了。秀兰端着碗愣在门口,丫丫抬起头,岳母揉着眼睛说:“老头子,你可算说了句人话。”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电视里春晚倒计时喊着“过年好”。那一刻,我觉得我这个上门女婿,总算活出了个人样。
现在,岳父身体比前些日子好多了,每天推着轮椅在小区里转悠,逢人就说:“那个是我女婿,比亲儿子还孝顺。”我听了心里又酸又暖。有时候我也想,要不是那年的那一巴掌,要不是秀兰那句让全家都慌了的话,我可能还在王家那个屋檐下,低眉顺眼地过一辈子。人这一辈子,谁没受过委屈呢?落难的时候,有人愿意拉你一把,站在你身边,那就是活着的盼头。秀兰把我拽起来了,我自己也得争口气。我今年四十二岁,往后的日子还长。我想好了,等丫丫考上大学,我就带着秀兰去照相馆拍一套婚纱照。当年她没穿婚纱就跟了我,这个遗憾,我得给她补上。日子嘛,就是守着这个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走稳了,天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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