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一户人家，六口人全走了，4个孩子考出去却一个没回来

我叫黄志明，今年五十二岁，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技术主管。我有三个妹妹，大妹在南宁当老师，二妹在广州做会计，小妹在桂林开了家民宿。我们四个，都是从南宁郊区那个叫那楼的小村子考出来的。我爹我妈供我们读书，供了一辈子。现在我们四个都出去了，一个都没留在他们身边。今年三月，我爹走了。四月，我妈也跟着走了。前后不到一个月。那栋老房子空了。我们四个回去办了丧事，又各自走了。村口那棵老榕树还在，树下乘凉的老人少了好几个。我站在树下抽了根烟，想起小时候我爹送我去县城上学，就在这棵树下。他帮我拎着蛇皮袋，袋子里装着被子和几件旧衣服。他说，志明，好好读，读出个名堂来。我走了。他站在树底下，一直看着，直到我拐过村口的土坡，看不见了。

我爹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种地，种水稻，种甘蔗，种花生。后来地少了，他就在村口的砖厂搬砖，一车一车地推，从早推到黑。我妈在砖厂做饭，大锅饭，几十号人的饭菜，她一个人掌勺。他们两个人，一个搬砖一个做饭，供出了四个大学生。那楼村那些年出的大学生，加起来没我们家的多。村支书说，老黄家风水好。我爹嘿嘿笑，说风水什么风水，就是砸锅卖铁。

我考上大学那年，我爹把家里那头猪卖了，凑了八百块钱，塞给我，说，去吧，别省着。后来我才知道，那头猪是家里最大的一笔收入，卖了以后，他们半年没吃过肉。我妹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爹把甘蔗地里的收成提前预支了，跟收甘蔗的老板借了两千。我妈把她的银镯子卖了，那是她嫁妆里唯一值钱的东西。这些事，他们从来没跟我们说过。是我妈走之前，跟我大妹聊天，说漏了嘴。大妹哭了一夜，给我打电话，说哥，我们欠爸妈太多了。

可欠再多的，我们也没能还上。

我毕业以后留在了深圳，从技术员干到主管，工资从八百涨到一万多。我每个月给我爹寄五百块钱，后来涨到一千。他从来不花，全存着。我问他存着干什么，他说留着给你们，万一哪天你们要钱。我说我们不要，你自己花。他说我有什么好花的，有吃有喝就行了。我每年过年回去一趟，待三四天。那几天他最高兴，杀鸡宰鸭，把冰箱塞得满满的。他跟我说话，说的都是村里的事，谁家儿子娶媳妇了，谁家女儿出嫁了，谁家老人走了。我听着，有时候插两句，有时候看手机。他不说我，就那么看着我，笑呵呵的。

我妈身体一直不好，高血压，糖尿病，可她从来不说难受。我打电话回去，她总说好着呢，你别惦记。我爹在旁边喊，说志明啊，你妈今天又去砖厂了。我妈就瞪他，说你就知道告状。我爹说，不告状你就不把自己当回事。后来砖厂关了，他们回了家，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清闲了些。我以为他们终于可以歇歇了。可我爹闲不住，又去村口帮人看工地，我妈去帮人摘菜，一天挣几十块钱。我说你们别干了，缺钱我给你们。他们说，不缺钱，就是闲不住。我爹说，你妈这个人，一闲下来就胡思乱想，干点活心里踏实。

去年秋天，我爹查出了肺癌。晚期。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我妹在电话里哭，说哥你赶紧回来，爹不行了。我请了假，飞回南宁，打车到那楼。我爹躺在堂屋的竹椅上，瘦了一大圈，脸蜡黄，可看见我，还是笑了。他说，志明回来了。我说，爹，我带你去南宁看病。他说，不去了，浪费钱。我说，我有钱。他说，你有钱是你的，我这病看不好了，别折腾了。

他在家里躺了三个月。那三个月，我们四个轮流回来照看。大妹离得近，跑得最勤。二妹从广州回来待了半个月，小妹从桂林回来待了十来天。我请了一个月的假，把年假都用完了。可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我儿子在深圳上初中，老婆一个人带不了，我待了一个月就回去了。走的那天我爹精神还不错，坐在门口晒太阳。我说，爹，我过几天再回来。他说，你忙你的，有你妹在呢。我走了。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坐在那儿，手搭在膝盖上，眯着眼。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走的那天是三月十二号，半夜。我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刚咽气。我订了最早的航班，赶到家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堂屋正中间的木板上了，脸上盖着黄纸。我跪下去，磕了三个头。我没哭。我看着他露在被子外面的手，干瘦干瘦的，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净的泥。他搬了一辈子砖，种了一辈子地，手上全是茧。那双手供出了四个大学生，可那四个大学生，没有一个在他闭眼的时候守在床边。

我妈是在我爹走后第二十天走的。她本来身体就不好，我爹这一走，她整个人就塌了。她不吃饭，不说话，坐在我爹常坐的那把竹椅上，发呆。我大妹请了假在家陪她，给她做饭，喂她吃，她吃两口就摇头。医生来看过，说没别的毛病，就是没了心气。一个人没了心气，什么药也没用。她走的那天是四月三号，凌晨。大妹给我打电话，哭得话都说不清楚。我那时候刚回深圳不到十天。我又飞回去。堂屋里多了一块木板，我妈躺在上面，脸上盖着黄纸，跟我爹一模一样。我跪下去，又磕了三个头。我还是没哭。我跪在那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他们走的时候，一个孩子都没在跟前。

办丧事那几天，我们四个都齐了。村里人来帮忙，搭棚子，摆桌子，请厨子。村支书来了，跟我们说，你爹你妈这辈子不容易，养了四个大学生，村里人都羡慕。你们以后要常回来看看，别让这个家空了。我们点头，说会的。可办完丧事第二天，二妹就回了广州，说公司催。小妹回了桂林，说民宿走不开。大妹回了南宁，说学校要开学了。我最后一个走。我站在那栋老房子门口，钥匙插在锁孔里，转了一圈，锁上了。院子里的龙眼树没人摘，掉了一地。我妈养的鸡没人喂，送给了隔壁三婶。灶台上还放着她用的铁锅，锅底有一层薄薄的灰。我站在那儿，想不起来上一次在这个灶台上吃饭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去年过年，我妈炒了一盘青菜，一盘鸡蛋，炖了一锅鸡汤。我爹坐在我对面，给我夹了个鸡腿，说，志明，多吃点，瘦了。那顿饭吃了很久，吃到天黑了，我爹喝了二两酒，脸红红的，话特别多。他跟我说，志明啊，你小时候读书，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走十里路去镇上，脚上全是泡。我说我不记得了。他说你不记得了，我记得。你脚上的泡，是我拿针给你挑的。我听了，鼻子一酸，低头扒饭，没让他看见我眼睛。

那栋房子现在锁着。我大妹偶尔回去一趟，开开门透透气，扫扫灰。她给我打电话，说哥，院子里的龙眼又熟了，没人摘，掉了一地。我说你摘了吃。她说吃不了那么多，摘了一篮子，剩下的全掉了。她说她站在树下哭了一场。我说你别哭，哭有什么用。她说哥，你说我们是不是不孝。我说，不是不孝，是没办法。她说，什么没办法，就是没心。我沉默了。她说，哥，我有时候想，要是当年没考出来，留在村里，嫁个人，生个孩子，陪着爸妈，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我说，你别这么想。爸妈供我们读书，就是为了让我们出去。我们出去了，他们高兴。她说，可他们最后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

我写这些，不是要诉苦，也不是要忏悔。我就是想把这件事记下来。我爹我妈，两个普通人，种了一辈子地，搬了一辈子砖，把四个孩子供出了大学。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我们四个考出去了。他们最大的遗憾，可能也是我们四个考出去了。他们从来没说过后悔，可我现在想起来，他们最后那些年，每次打电话，都说你们忙就别回来了，别耽误工作。我们真就没回去。一年回去一趟，待几天就走。他们笑着说走吧走吧，转身就坐在门口，看着村口那条路，看很久。

那楼村现在还有几户人家，都是老人。年轻人都出去了，有的打工，有的考学，有的嫁人。村口的老榕树还在，树下坐着的老人越来越少。我爹以前就坐在那里，跟人下棋，聊天，说他的四个孩子。他说志明在深圳，大妹在南宁，二妹在广州，小妹在桂林。他说他们忙，回不来。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笑的。可我后来想，他笑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

我今年五十二了。我儿子在深圳读初中，我跟他说，你以后考大学，考近点。他说为什么。我说离家近，回来方便。他说我想考北京的。我说北京也行，就是太远了。他说爸你当年不也是从广西考到深圳来的吗。我愣了一下，说是啊，我当年也考得远。他说那你怎么不回去。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我没法跟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解释，有些事情，出去了就回不去了。不是路远了，是日子远了，人心远了，远到最后，你站在老房子门口，手里攥着钥匙，却不知道该不该开门。

我爹我妈的坟在那楼村后面的山坡上，两块新碑并排立着，碑上的字是我大妹找人刻的。我爹的碑上写着他的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小字：育有四子，皆有所成。我妈的碑上也是。我每次回去上坟，站在那两块碑前面，看着那行字，心里就想，他们这辈子，值了吗？供出四个大学生，一个没回来。他们高兴吗？高兴。他们孤单吗？孤单。这两件事，同时存在，谁也盖不住谁。

我写这些，就是想说，如果你也有父母在老家，如果你也是那个考出去没回去的孩子，多回去看看。别等到站在两块碑前面，才想起你欠他们的不只是钱，还有那些回不去的日子。我爹我妈走的时候，身边一个孩子都没有。这件事，我一辈子都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