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瘟疫：1918大流感加速一战结束

乌俄战争持续了四年多，俄国突然发生鼠疫。

对于经历过新冠疫情不久的人类而言，俄国鼠疫引发各国的高度关注，川普甚至惊呼“俄国遇到了大麻烦”。

于是，负责任的国家纷纷警告其本国国民不要前往俄国或离开俄国，尽管德国前总理施罗德10月7日前往俄国为普汀庆生，堪称“逆行者”。

俄国此次鼠疫情况仍然不甚明了，尽管爆发地10月8日据称伊尔库茨克州谢列霍夫市已解除隔离措施。

乌俄战争激化的阶段，这一鼠疫风波平添惊雷，尽管前途未卜，却令笔者想到了一战后期的大流感，即1918年大流感或西班牙大流感，这场流感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1918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西线战场上，协约国军队连续反攻，德军节节后撤；同时，一场致命流感正迅速蔓延，其引发的肺炎导致数百万士兵死亡或暂时丧失战力。

于是，前线的炮火尚未停息，后方的医院已人满为患。

战争与瘟疫严重消耗着各国的兵力、医疗资源和社会承受能力。

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西线主要战事结束。此时，1918年大流感最致命的第二波疫情刚过去，许多军营和城市仍在承受疫情造成的伤亡。

1918年大流感的确切起源至今仍存有争议。当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坎普·芬斯顿军营出现了有明确记录的疫情。

随着美国大规模征兵和赴欧参战，病毒通过军营、列车和运兵船迅速扩散。

部分研究认为法国北部的埃塔普勒军事基地是值得关注的疫情发生地，但现有证据不足以确定病毒究竟起源于何处。

一战为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量新兵集中训练，士兵挤在通风不良的营房和战壕中，伤员不断在前线与后方之间转运，各国又持续向欧洲输送军队。

战争建立的庞大人员流动网络，使流感迅速越过国界和海洋。

1918年春季，第一波疫情发生并广泛传播，但病死率相对较低。

英国远征军在法国从4月起报告病例，法军和德军也相继受到影响。

大量士兵患病，军队战斗力下降，但疫情在夏季有所缓和。

到1918年6月，英国陆军患病人数超过3万人，是前一个月的6倍。英军第29师原定于6月30日对比利时拉贝克发动进攻，但因大量士兵感染流感，行动被迫推迟。

英国皇家海军5月份有超过1万名水兵患病，导致舰队整整三周无法出海。

英军同样遭受严重打击，英国远征军在法国报告的流感病例超过31.3万例。

然而，真正致命的是第二波疫情。1918年8月起，流感再次大规模暴发，9月至11月间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也是西线战争胜负逐渐明朗、德国军事政治危机加深的阶段。

患者短时间内由发热、头痛和全身不适，发展为严重肺炎，部分患者出现皮肤发绀、呼吸困难等症状，病情恶化极快。

由于西班牙在战争期间保持相对开放的新闻报道环境，当地媒体较早大量报道疫情，“西班牙流感”这一名称也由此流行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病毒起源于西班牙。

当然，西班牙没有因此指责他国抹黑西班牙，一个还算正常的国家。

这场大流感最终感染全球约5亿人，死亡数千万。

1918年9月26日，美法联军在法国东北部发动默兹—阿戈讷攻势，试图突破德军防线，切断其重要交通线。

这是美国远征军在一战中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约120万名美军先后参与，战役持续了47天，直到一战结束前夕。

攻势开始时，流感已在美军中迅速传播。美军要应对德军防御，并处理大批士兵患病造成的人员短缺。

美国军事医学史研究给出的统计是，1918年美国陆军约26%的人员感染流感，病例超过100万。在美军本土军营和欧洲战场，合计约有4.5万人死于流感及其并发症，其中部分人在赴欧之前便死于美国本土军营。

与之相比，默兹—的美军战斗死亡约26277人，可见疾病给美军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失。

更大的问题是，大量感染者虽最终康复，却在数日乃至数周内无法执行军事任务。部队需要安排人员轮换和补充，医院挤满患者，医护人员也受到感染。

1918年10月，美国远征军的医疗系统承受了极大压力，部分医院的病患数量远超正常床位容量。

美国士兵约翰·R·亚当斯参加默兹—阿戈讷攻势期间，1918年11月3日死于流感及肺炎，后安葬在默兹—阿戈讷美军公墓。这个墓园埋葬着战死者，也有战役期间病死的士兵。

1918年10月2日，美国海军“利维坦号”运兵船上，一名士兵死于流感引发的肺炎。军官随即命令健康士兵下到船舱，清理染病士兵并把他们抬出来。士兵们集体拒绝执行这一命令，理由是船舱内疫情肆虐，下去等于送死——“没有什么威胁能比船舱里蔓延的瘟疫更让士兵恐惧”。

流感的直接影响远不止个别行动。美军在欧洲的伤亡中，近80%（约4.3万人）死于流感而非敌方火力。在整个战争中，死于流感的士兵多于死于战斗的士兵。大量士兵并非短期病愈，而是“数周内行动迟缓、虚弱无力”。

德国陆军统帅鲁登道夫在回忆中提到，流感削弱了德军和协约国军队的战斗力，使指挥官担心部队在敌军再次进攻时难以保持战斗状态。

疾病冲击了战争行动，一名军人即使没有死亡，只要因病无法参战，就会在关键时刻成为部队无法使用的兵力。数以万计的士兵同时患病，足以扰乱作战部署，增加后勤负担，并迫使军队把原本用于战斗的资源转向医疗救治。

相关研究记录的德国军队流感病例超过70万例，军中死亡人数约1.4万名，但受当时的统计条件限制，实际损失可能更高。

陆军统帅鲁登道夫策划的1918年春季攻势是德国赢得战争的最后机会，虽一度取得突破，流感在前线德军迅速蔓延。

到6月下旬，德军已有近50万士兵住院，医疗和后勤系统接近崩溃，补充兵员的质量和数量不断下降。。

鲁登道夫本人将攻势失败部分归咎于流感，称其为“阻止德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无形之手”。原定7月对协约国左翼发动的进攻，也因兵力被流感大量消耗而取消，德国也未能阻止美国持续向欧洲增兵

当年7月，德军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未能继续推进。

8月8日，协约国在亚眠发动进攻，德军遭受重大打击。此后，英法美等国军队连续发动攻势，德国军队转入持续撤退。

到了9月，协约国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增加。美法联军发动默兹—阿戈讷攻势，英军及其盟军则在其他战线上持续推进。德国难以重新组织一场足以扭转局势的大规模攻势。

流感恰好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德军要应对协约国的进攻，还要承受大量士兵患病、医疗系统超负荷以及部队有效兵力下降的损失。对于一支经历数年战争、缺乏充足补充兵员的军队而言，这些损失更难弥补。

疫情并非只对德国不利，协约国也有大量士兵感染，但美国能依靠人口优势和工业基础继续向欧洲输送兵员和物资，德国却受到英国海上封锁、粮食短缺和人力资源枯竭的多重限制。

因此，同样的疾病冲击，落在不同的战争承受能力上，产生的后果自然有所不同，德军面临更多困难。

大流感的影响并不限于军队，还使原本紧张的社会环境雪上加霜，1918年德国社会已承受长期战争带来的严重压力。

英国海上封锁限制粮食和原料进口，德国国内物资短缺，工业生产受到影响，军人伤亡也不断增加。战争延续到第四年，民众对生活困境和战争前景的不满日益加深。

医院需要接收大量患者，医护人员和其他劳动力因病缺勤，家庭失去亲人的风险上升。城市和地方行政机构必须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大流感让德国维持战斗力的代价进一步上升，且已越来越缺乏承担这些代价的能力。

1918年秋季，德军形势继续恶化，国内政治危机迅速发展。

10月26日，鲁登道夫离职，德国最高军事领导层内部出现重大变化；三天后，德国海军水兵拒绝执行高风险的出海作战命令，并在随后发动起义。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多个城市出现，反战情绪与政治抗议逐渐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革命。

同时，德国的盟国相继退出战争：保加利亚于9月停战，奥斯曼帝国10月30日签署停战协定，奥匈帝国11月3日停战。

德国越来越孤立，继续作战的战略前景急剧恶化。

11月9日，威廉二世退位，柏林政局发生剧变。11月11日，德国代表在法国贡比涅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西线主要战事结束。

大流感与这些事件密切关联，流感所造成的损耗使德国更难支撑这场消耗战。

德国投降后，大流感却没有立即结束。第三波疫情在1919年初继续传播，返乡士兵和战后人员流动为病毒扩散提供了条件。

德国士兵弗朗茨·泽维尔·鲍尔在服役48个月后，于1918年11月19日死于流感，比停战日晚了八天，许多国家在战后仍需面对大量的类似情况。

1918年大流感与战争重叠，二者相互影响：军事动员和人员运输使病毒迅速传播，疫情又反过来削弱部队、挤占医疗资源、增加后方负担，从而加速战争结束。

瘟疫造成的灾难缓解了战争双方的敌对行动，加速了战争结束。

随着战争主要参与国陷入疫情恐慌，其战争意愿与意志严重削弱，军事行动受到干扰。于是，战争就持续不下去了。

欧洲结束了四年多的战争，而瘟疫造成的死亡仍在继续。

同样继续且永远持续的是，人们对这场瘟疫的记忆；

这种记忆，时时刺痛着人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