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的银行，为什么正在成批合并?

文/单挑社

2026年3月20日，甘肃农商银行挂牌开业。半年后，武威农商银行等24家甘肃金融机构，被写进了同一份合并批复。文件为它们安排了共同的去处：甘肃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

甘肃农商银行要接走这批机构的资产和负债，也要承接业务、网点、人员与相关权利义务。按照这份9月14日签发的批复，吸收合并筹备工作完成后，还须办理法人变更、分支机构开业等申请。

对原来的客户，存款对应的债务和贷款对应的债权，都有机构继续承担。县里的银行将逐步退出法人名单，原有的营业网络则被纳入另一家银行。

这样的文件正在密集出现。根据企业预警通的数据，截至2026年10月9日，年内已有451家农村中小银行公告合并解散，2025年同期为288家。其中，村镇银行有280家，农商行有114家。

一家银行可以失去独立身份，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办理业务。沿着柜台往后看，变化发生在更远的地方：原来由一家银行独自承担的经营责任，转由承接它的银行统一承担。

县城曾经需要自己的银行

农户和小商户的生产经营，常常没有大企业那样完整的财务记录。判断一笔贷款能不能收回来，需要知道当地作物怎样收购、小工厂的订单是否稳定，以及借款人过去怎样履约。

这些信息散在日常交易和长期往来中。熟悉本地的人，收集它们的成本较低。让一家远处的银行重新调查，每笔小额贷款都可能要花费与贷款金额不相称的人力。

银行设在县里，信贷人员在当地工作，经营决定也在当地作出，这套安排曾经有它的经济理由。

2003年，国务院启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把管理责任交给省级政府，同时推动产权改革。方案允许符合条件的信用社组建银行机构，也允许以县为单位实行统一法人。

今天的合并，接续着更早的一轮合并。许多县域机构，是由原来的基层信用社整合而来。法人单位从乡镇集中到县，曾经用于减少管理环节、充实资本和提高支农能力；如今，一部分地区继续把县域法人集中到更大的区域。

县域银行上面还形成了一层省级管理机构。省内的县级联社等机构共同出资，组建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由它接受省政府授权，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的金融稳定报告，将其列为当时多数地区采用的管理模式。

于是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关系：下面的机构出钱组建省联社，省联社接受省政府授权，又对下面的机构进行管理。它与普通商业银行的总行、支行关系有很大差别。县域银行仍有自己的股东、资本和经营账目，省联社也要履行管理职责。

2004年的改革文件因此专门要求，省级政府尊重信用社的法人地位和自主权，不干预具体经营决策。如何让管理者、出资者和承担损失的人各负其责，贯穿了后来的改革。

一家小银行的成本

经营一家银行，除了接待客户，还要承担审计、合规、风险管理和信息系统的成本。省级平台可以提供共同服务，但独立法人依然需要自己的治理和资本安排。

这些成本很难随着一笔贷款金额的缩小而同比缩小。大银行把投入分摊给更多客户，小银行可供分摊的业务较少。

过去，较厚的利息收入能够容纳这种经营方式。近些年，贷款和其他资产的收益下降，原有的空间逐渐变窄。

联合资信整理的监管数据表明，农村商业银行净息差从2020年的2.49%降到2025年的1.60%。净息差用净利息收入除以平均生息资产计算：银行收进的利息，先扣掉付给存款人等资金提供者的利息，剩下的部分还要支付经营费用、承担贷款损失。

只为说明这项变化，假设平均生息资产都为100亿元：按2.49%计算，净利息收入是2.49亿元；按1.60%计算，则是1.60亿元。两者相差8900万元，员工工资、网点开支和贷款减值准备还没有从中扣除。

这只是保持资产规模不变的算术示例。实际银行也在扩大业务、调整存款成本，2025年农商行全行业净利润仍同比增长。只是对业务增长慢、历史负担重的机构，利润留存补充资本的余地会更有限。

县域经营还有一种风险：银行和客户生活在同一片经济环境里。

假如一个县高度依赖同一种产业，产业景气下降时，多家企业的订单可能同时减少，担保人的偿付能力也会下降。把贷款分给许多本地借款人，仍可能受到同一场冲击。

跨县整合能够扩大资金调度范围，让银行在更多地方配置资产；共同建设系统和专业团队，也有机会降低重复投入。收益取决于整合后的实际经营。几个县若同样依赖一个产业，合并后的贷款仍然暴露在相近的风险中。

旧账要先算一次

银行合并最费力的工作，经常发生在新招牌挂起来之前。

两家银行的账目可以相加，欠款人的偿付能力却不会跟着加法改变。假设一家银行有100亿元贷款，其中10亿元不良；另一家有100亿元贷款，暂时没有不良。两家合并后，不良贷款率从前一家原来的10%，变为合并后的5%，那10亿元不良贷款仍然存在。

清产核资要重新确认资产值多少钱，旧股东能带进新银行的权益是多少。对收不回来的贷款，需要计提损失、清收或处置；其中一部分代价会落到原股东的投资上。

内蒙古金谷农商行的一个股东，公开披露过这笔账。

证通电子通过子公司持有金谷农商行1775万股。当初获得这些股份，是用来抵偿7100万元债务。后来，金谷农商行参加内蒙古农商银行的组建。

证通电子2025年7月的公告显示，以2024年6月末为基准进行清产核资后，金谷农商行的净资产比原账面减少了约32.34亿元。按照原股本处置方案，这家子公司拟处置股份的金额约为3481.44万元，最终以实际收回为准。

截至2024年底，证通电子已经累计确认3618.56万元公允价值损失。这个个案里，旧股份的价值重新计算，损失在合并完成之前就进入了股东的账目。

旧股本如何处理，各地还有具体安排。海南农商银行的筹建公告要求，符合条件且愿意转股的原股东股份，经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净资产确认后，按确定的比例折算。原来持有多少股，不能直接决定最后能带入多少新股本。

新银行还需要补充能够承担损失的资本。2026年4月，甘肃金控披露向甘肃农商银行注资240亿元，持有53.43%的股份，成为控股股东。这笔投入与甘肃省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专项债券的用途调整相联系。

财政举债筹集的资金，经由金控平台进入银行，成为股东投入。银行得到资本支持，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仍须按约偿付。合并后的资本实力，需要结合重新确认的净资产和新增投入来评估。

合并给清理旧账、引入资本和调整股权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办理机会。此后的贷款如果继续产生大量损失，新补进来的资本也会被消耗。

贷款决定离县城有多远

省级农信改革有不同的做法。

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保留县域农商银行的法人地位，通过省级平台提供管理和服务。甘肃这样的统一法人银行，则让被吸收的机构转为分支机构，资产负债集中到同一个法人之下。

县域法人可以保留，也可以取消。科技、审计和风险管理适合在更大范围内组织，但对本地借款人的判断，需要能传到有权批准贷款的人那里。

经济学家杰里米·斯坦在2002年发表的研究，讨论过这种组织问题。他把一些难以完整记录、难以交给别人复核的判断称为“软信息”。一线人员长期了解客户形成的判断，就可能属于这一类。

在他的模型里，管理层级增加、决定权上移，会影响基层收集和使用这类信息的积极性。能够清楚记录并逐级传递的信息，则更适合大机构统一处理。这项理论解释了银行合并中的一种权衡，具体到中国县域银行，还要看实际的授权与考核安排。

例如，信贷人员了解一家小厂在淡季的正常回款节奏，但上级审批人员只能看到短期流水下降。银行需要决定怎样复核这项判断，以及多少金额的贷款可以由基层作出决定。

本地关系也可能包庇借款人，放松贷款标准。独立审查和关联交易约束，正是省级平台可以加强的工作。把审核集中起来，与保留有效的基层判断，可以同时安排在一家银行内部。

2026年4月，广州黄埔融和村镇银行公布解散公告，原有三个营业网点改为江门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客户可以继续到改名后的网点办理业务。对于居民，营业地址可以保持熟悉；对于借款人，接下来还要看新银行怎样办理续贷和新增授信。

改名后的网点仍要面对原来的借款人。总行给基层多少授信额度、允许多大金额在当地审批，以及怎样考核农户和小企业贷款，会直接影响这些客户下一次申请贷款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