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反清复明？1662年一场兵变牵扯出正蓝旗半世纪权力博弈与恩怨

公元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江山易主。

我们总习惯按民族划分立场讲那段历史，汉人拥明，满人拥清。

可就在大明王朝看似已经尘埃落定的1662年，偏偏有一群满洲旗人主动剪了辫子发动兵变，打算拥戴被俘的明朝末代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复辟明朝，而最终把这场兵变血腥镇压下去的竟是归降清朝的前明汉人军队。

您没看错，这也不是疯话，而是一段千真万确发生过的历史。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桩“八旗子弟反清复明”的往事。

关于这件事记述最详细的是民国史学家钱海岳所著的《南明史·昭宗本纪》，“昭宗”是永历帝死后，退守台湾的明郑政权为他上的庙号。

公元1662年，即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此前流亡缅甸的永历帝朱由榔在“咒水之难”后被缅甸方面交送给攻入缅境的清军，这成为朱明王朝覆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据《南明史》记载，永历帝被清军带回云南之后，每天头戴马尾编织的便帽，身穿粗绢制成的大袖长袍，腰系一条黄色丝带，举止端庄。

有清兵将士前去看他，他只静静端坐，并不看对方一眼，对方跟他说话，他也不作任何回答。

这时满洲兵中有一位正蓝旗章京名叫乌尔特，他见到这般情景感慨万端，说道：吴三桂世代享受明朝的厚禄，怎么能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恩之心呢？

他又对部下说：这才是真正的天子，拥戴他，可以建立流芳百世的功勋。

于是这批八旗将士纷纷向永历帝下跪，高呼万岁，还争先恐后剪去辫子，作为起事的标记。

此后，隶属统领少尔代管下牛录的一个叫莽出撒出的人，纠集了军官阿尔比、岳德济、苏坚色、对大拜、门都海、鄂柱西兔等四十余人，自称“平汉王”，私自刻好印信、备齐行装，打算借城里举办戏曲演出作掩护起事，先护送永历帝前往汉中，再发动起义，杀光汉中大营里的清军。

不料事情泄露，最终两千余人被杀。

这件事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并不是“1662年居然还有人反清复明”，关于明朝究竟亡于何时，学界本就有不同说法。

有学者把永历帝遇害半年后，在台湾的监国鲁王朱以海病逝金门视为明朝残余势力终结的标志。

钱海岳等人则认为直到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剃发归降、清朝统一台湾，明朝才算真正落幕。

真正匪夷所思的是，站出来反清复明的这些人分明都是满人。

带头的乌尔特已写明是满洲正蓝旗兵，后面长长一串名字，虽未逐一标注民族，但一望便知全是满人名姓，这才是整件事最不符合我们对“明亡清兴”传统印象的地方。

那么这段记载的靠谱性在同时代的许多史料中都能找到印证，比如永历朝翰林院编修刘湘客专门记述永历朝史事的《行在阳秋》；永历近臣、翰林院讲官刘茞记录永历君臣流亡缅甸及亡国经过的《狩缅纪事》；曾在南明鲁王政权任兵部主事的查继佐私修的明史《罪惟录》；以及刘健所著、记述吴三桂生平的《庭闻录》——刘健之父刘崑曾任云南府同知，在吴三桂属下任职，见闻甚为切近。

这几部大致同时代的原始史料都记载了这桩八旗将士拥立永历的事。

到了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曾聘请退休回乡的云南著名学者、原山西武乡县知县王崧主持编撰《云南通志》，搜集整理汉代以来有关云南的各类史料。

王崧同时利用这些史料以个人名义编写了一部《云南备征志》，其中也详细记载了此事。

对于最早称永历为“真天子”的那位正蓝旗章京，《云南备征志》译作“鄂尔特”，其他参与者的名字也与钱海岳所记有所出入。

按《云南备征志》，出面联络举事的并不是《南明史》所写的“莽出撒出”一人，而是莽出、撒出两个人。

其余参与者分别是阿尔璧、岳德济、苏坚色、对大拜、门都海、祝额、锡兔等人。

《云南备征志》还补充了事情败露的经过：有一个名叫魏章的分得拨什库，因为犯事被鄂尔特打了个半死、丢进马圈，他为了报复便跑去告发。

吴三桂闻讯，赶紧派兵转移了永历帝父子，随后亲自带兵镇压了这次兵变。

“分得拨什库”是满语的音译，汉名骁骑校，是牛录里的副长官，属八旗下级军官。

听过传统相声《学满语》的朋友对这个词大概有印象：段子里两个演员假扮在旗的满人，每个旗要报出两个人物，一个佐领、一个拨什库。

佐领和拨什库正是八旗每个牛录的正、副长官。

按包袱的说法，捧哏演员的父亲还总要去当“正绿旗”的拨什库，辅佐正绿旗佐领“武大郎”，纯属拿不存在的旗属和人名制造笑料。

若按王崧记载的名单去核对，在清代官修的《云南府志》里也能找到蛛丝马迹，其中有这样一句：“康熙元年四月，官兵鄂尔特、撒出等谋叛伏诛。”

地方志当然未必字字可靠，但作为清政府官修的志书，绝无可能凭空替八旗内部编造一桩叛乱丑闻。

将永历帝同时代南明遗臣的笔记与清代官修私撰的史料相互对照，我们大体可以断定：公元1662年确实发生过这样一桩八旗子弟反清复明的“魔幻事件”。

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把时间拨回更早的明神宗万历年间，弄清楚“八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熟悉明清史、尤其是了解《南明史》成书过程的朋友多半会想到一个关键背景：这部书的初稿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

这个时间点极其重要，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半壁河山沦陷，亿万生灵涂炭。

钱海岳从20世纪20年代起便着手搜集编纂南明史料，至40年代完成百卷《南明史稿》初稿，柳亚子曾郑重抄藏其稿。

以后钱海岳又陆续增删，扩为一百二十卷，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纪传体巨著。

这部书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它和钱穆的《国史大纲》一样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意在通过重述历史上的民族兴亡，鼓舞国人的抗战意志。

明末那场以弱抗强、苦苦支撑的抵抗在他笔下成了照进现实的一面镜子，因此书中对许多人物的记述与评价都明显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最典型的例子是制造了“嘉定三屠”的清朝广东提督李成栋，李成栋早年是李自成麾下的农民军，后来投降明军，被明廷任命为都督同知，驻守徐州。

清军入关南下，他又降清，掉转刀锋成了清军南下的急先锋，参与了清军在江南的大部分军事行动。

嘉定三屠的直接起因是李成栋的弟弟被抗清乡民杀死，他恼羞成怒，竟以屠城泄愤，数万百姓惨遭屠戮，这件事的主谋与执行者与满兵并没有直接关联。

再后来，李成栋因与清朝两广总督佟养甲争权失败、积怨难平，又重新投回南明，永历帝封他为惠国公，他转而与清军作战。

1649年，他在江西信丰兵败，坠马落水而死。

于是在钱海岳笔下，这样一个三度易主、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城刽子手只因人生最后约一年时间抗清，便成了一位“功败垂成、师出身死”的抗清英雄，连他生前的反复与罪孽都被轻轻带过。

从中不难看出一种深具时代特征的民族主义史观：一个人哪怕曾真心替别的政权卖命，甚至犯下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只要肯迷途知返、重新站到民族抵抗的一边，过去的罪过便可以既往不咎。

毕竟大敌当前，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比清算旧账更要紧。

这种史观在今天看来不无偏颇，但若放回那个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年代，它实在是一种为救亡图存服务的历史叙事。

当然，我丝毫没有贬低《南明史》的意思，历史本来就是借死人的故事讲活人的心愿，我们追求历史真相并不意味着要扼杀自己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情感好恶。

正如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在《历史学概论》中所说：历史研究不是简单地堆砌所谓客观事实，而是从研究者当下的处境出发去理解历史的真相。

一切历史本质上都是一种解释，感情与求真也并不天然矛盾，关键在于后人要分得清哪一部分是发生过的史实，哪一部分是写史者寄托的心愿。

也正因为这部书成熟于战争年代、背负着号召民族抵抗的写作目的，而八旗子弟反清复明的故事又实在过于颠覆常识，人们难免心生疑窦，这会不会像所谓“康熙亲爹是洪承畴”、“乾隆出自海宁陈家”一样是一段杜撰出来的野史？

需要说明的是，后面那两个说法本就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早已被史学界驳倒。

问题来了：正蓝旗不是清朝的“自家人”吗，这群八旗将士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还得从八旗制度的根儿上说起。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以先父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逐渐统一建州女真各部。

1593年，他又在今天辽宁新宾境内的古勒山，击败了海西女真、长白山女真以及锡伯部、蒙古科尔沁部组成的九部联军。

九部联军的盟主、叶赫部贝勒布斋兵败被杀，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被俘。

这一战彻底扭转了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之间的实力对比，即便不能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奠定了基础，至少也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汗国铺平了道路。

取胜之后，努尔哈赤对手下部众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整编。

起兵之初，他就确立了用不同颜色的旗帜区分部队的原则：自己的亲兵用红旗，胞弟舒尔哈齐的部众用黑旗。

古勒山之战后，他参照女真人传统的围猎编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金代的猛安谋克制度）规定：三百人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统领；五牛录为一甲喇，由甲喇额真统领；五甲喇为一固山，由固山额真统领，“固山”就是满语“旗帜”的意思。

经此整编，努尔哈赤麾下分为四个固山，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为标志。

到1615年，又将四旗扩充为正黄、镶黄、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镶白八旗，这便是我们熟悉的满洲八旗。

由于所有满族人都被编入八旗，满人便被称为“旗人”或“八旗子弟”。

这里有一个与通常的刻板印象很不一样的地方，历史书常说八旗制度是满族特有的军政合一制度，但若拿它来比附中原历史上的同类制度其实并不准确。

从东汉末年曹操推行屯田制，到明代的卫所制度，再到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制度固然都有军事与生产、行政相结合的特点，本质上却不能与八旗简单等同。

八旗并不是八个生产建设兵团，而是一整套涵盖军事、行政、司法、户籍的完整政治组织。

说得更直白些：八旗不是满族的八支军队，而更像是后金汗国的八个“加盟之邦”。

为避免混淆，这里把牛录额真称为佐领，牛录仍称牛录。

根据各牛录佐领出身的不同，八旗牛录大致分为勋旧牛录、世管牛录、轮管牛录和公中牛录四大类。

比例最大的是世管牛录，据学者对《钦定八旗通志》数据的统计整理，乾隆时期八旗共有六百八十个牛录，其中世管牛录四百七十八个，占总数的70.3%。

所谓世管牛录，就是佐领一职由某一家族世代承袭，世世代代管理这个牛录。

与此相近的是勋旧牛录，共66个，占9.7%，它本质上也是世管牛录，只不过其佐领家族都是努尔哈赤创业初期率部来归的其他女真部首领，出身高贵，世代与爱新觉罗家族联姻，属于满洲勋贵世家，享有世袭爵位，政治地位比普通世管牛录的佐领更为显赫。

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完瓜尔佳氏，早在1588年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同属建州女真的苏完部贝勒索尔果便率整个苏完部来归，成为努尔哈赤当时最大的助力之一。

创立八旗时，苏完部众被编为两个牛录，镶黄旗第二甲喇的第七、第八牛录，分别由索尔果的两个儿子费英东、卫齐统领，世袭罔替。

费英东是后金开国元勋，位列五大臣之一。

卫齐的儿子正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巴图鲁”的鳌拜，后来鳌拜虽被下狱治罪，镶黄旗这两个苏完瓜尔佳氏牛录仍由费英东的后人执掌，又因人丁兴旺，陆续增编出第九至第十二共四个牛录，也全部交给费英东后裔，成为勋旧牛录。

再有二十四个轮管牛录，占总数的3.5%。

轮管牛录也是一种特殊的世管牛录，只不过佐领不由一家独占，而由几家轮流担任，有点像马来西亚各邦苏丹轮流出任最高元首。

若只是两家互相轮换，也称互管牛录，若几家本就同宗、出自同一个大宗族，则可称族袭牛录。

最后剩下112个公中牛录，占16.5%，这才接近中原传统认知里的“军政合一”.

公中牛录的佐领不能世袭，由朝廷在本旗之内，从没有实际官职但有世袭爵位的贵族，以及二品以下、五品以上的在任官员中定期拣选委任。

也就是说，八旗之中绝大多数牛录其实是一个又一个封建式的小王国。

牛录属民与本牛录佐领之间，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政府或军队里的上下级关系，而是领民与领主的关系，这才是八旗最核心的内涵。

它当然是一套军事与行政复合的组织，但若只把它理解成八支军政合一的军队就远远不够了。

八旗是一种植根于历史、服务于现实的组织结构，里面装着每个人的财富、地位、权力，也装着他的家庭、宗亲、部族，是一种代代相传的身份认同。

一个旗人说自己“在旗”，不是说他在八旗里当兵，而是说他属于某个旗、某个牛录，他的父亲、祖父也属于这个旗、这个牛录。

当年他的祖先追随“天命汗”开国、追随“世祖爷”入关时同样属于这个旗、这个牛录。

他的家族、宗亲、部族都在这同一旗、同一甲喇之中。

只有先讲清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那段看似匪夷所思的历史，为什么到了1662年，大明已丢掉整个大陆，还会有一群属于清朝统治阶层的满人主动剪辫，去拥戴一位身陷囹圄的明朝皇帝。

答案还要从这种根植于血缘、家族与利益的八旗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里去找，毕竟这些人都来自命运多舛的正蓝旗。

八旗中的正蓝旗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舒尔哈齐的部众。

前面说过，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尚未建立八旗时，自己亲统红旗，胞弟舒尔哈齐统黑旗。

后来兄弟反目，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幽禁致死，黑旗部众被拆分，其中五十一个牛录交给努尔哈赤次子代善，这就是后来的两红旗。

至于黑旗为何改蓝学界并无公认说法，按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的玄孙奕赓在《管见所及》中的记载，八旗原设黄、白、红、黑四色，后来因黑色在夜间用兵时难以辨认才改用蓝色。

不过这时的蓝旗其实是后来的镶蓝旗，正蓝旗是四旗扩充为八旗时才第一次出现的。

与黄旗分出镶黄、自身改正黄，红旗分出镶红、自身改正红不同，正蓝旗最初的来源与镶蓝旗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来自红旗和白旗。

其中红旗即原舒尔哈齐黑旗的一部分，与镶蓝旗渊源极深，白旗则主要由最晚被努尔哈赤征服的海西女真组成，像海西哈达部、乌拉部的王族当时都隶属正白旗。

换言之，正蓝旗从一开始就汇集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的失败者。

当然在努尔哈赤时代，除了大汗嫡系的两黄旗，其余六旗不是舒尔哈齐旧部，就是被爱新觉罗家族武力征服的女真部族，大家多少都算“失败者”。

但对正蓝旗而言，霉运才刚刚开始。

1635年，正蓝旗属人冷僧机出面检举，已故的正蓝旗旗主、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生前曾与同母弟德格类、同母妹莽古济密谋造反。

结果莽古济被处死，德格类及其子孙被废为庶人，莽古尔泰被追夺贝勒封号，子孙削去宗籍，由宗室降为觉罗。

此后，正蓝旗被大汗皇太极嫡系的正黄旗全面接管，直到皇太极任命长子豪格为新的正蓝旗旗主。

这时的正蓝旗已不是原来的正蓝旗，而是以一部分豪格原掌的镶黄旗牛录加上一部分旧正蓝旗牛录重新组编而成，为的是打散莽古尔泰的旧班底，确保豪格的权力不被威胁、不被架空。

需要强调的是，豪格的镶黄旗其实就是努尔哈赤时代的镶白旗，所以正蓝旗属民的构成并未根本改变，仍是海西女真加舒尔哈齐旧部，而新正蓝旗与皇长子之间这种过于紧密的政治捆绑又一次给它的未来埋下了雷。

1643年皇太极突然去世，接下来便是豪格与多尔衮争夺皇位的风波。

最终豪格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不仅与皇位失之交臂，让异母幼弟福临（即后来的顺治帝）捡了便宜，自己连摄政王也没当上，反而成了摄政王多尔衮重点打压迫害的对象，1648年被治罪下狱，死于狱中。

豪格死后，多尔衮亲自接管正蓝旗，为加强控制，再次调动其下属牛录，把自己嫡系正白旗的人掺了进去。

多尔衮死后，局势再度天翻地覆。

顺治帝为兄长豪格平反追罪多尔衮，多尔衮手中最精锐的正白旗被顺治直接掌握，从此有了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之说。

原由多尔衮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执掌的镶白旗则被顺治交给豪格第四子富绶，豪格一系的肃亲王就此成为镶白旗世袭罔替的旗主，而多铎的子孙全被安排进了正蓝旗。

顺治没有把事做绝，他虽把多铎次子多尼的爵位由亲王降为郡王，仍让他做了正蓝旗旗主。

1658年，多尼被任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成为清军进攻西南永历政权的最高统帅。

由此产生一种说法：鄂尔特等人本想先拥戴多尼在云贵称帝，再挥师北伐，夺回多尔衮兄弟一系的江山。

不料多尼突然被调回京师、不久去世，兵变的消息又已走漏，他们只好转而拥戴永历帝反清复明。

据《清史稿》，多尼卒于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次年兵变才发生，时间仅差一年，这一说法聊备一说未必是实情，却颇能说明时人对正蓝旗处境的观感。

所以1662年的正蓝旗实际上已经历了努尔哈赤打压舒尔哈齐、皇太极打压莽古尔泰、多尔衮打压豪格、顺治再打压多尔衮与多铎兄弟这样好几轮权力洗牌。

舒尔哈齐的遗老旧部、莽古尔泰的残余属人、豪格的旧部、多尔衮兄弟的死忠，各式各样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都被塞进了这同一面蓝旗之下。

他们一次次卷入最核心的权力角逐，一次次被胜利者重组、整编，又一次次因为旗主的获罪或死亡而遭到打压乃至清算。

当永历帝被押送到昆明时，在这些正蓝旗将士的心底仍压着这些层层叠叠的历史记忆。

常言说，内部斗争不宜把事情做绝，否则后人不好相见。

鄂尔特他们显然就是一群不打算“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人，半个世纪的权力分配积攒下来的不满、愤怒乃至怨恨并不是入一次关就能立刻消散的。

1662年这场兵变真正向我们展示的是清初那个仍在剧烈重组的政治世界：一个已经攻灭明朝的政权内部竟然真有人决定去救回那位被同僚抓回来的明朝皇帝。

这个故事留给我们的不只是“真满人要救永历，而汉人吴三桂反而勒死了永历”的历史荒诞，还有一套只有把时间推回八旗初立的年代才能真正看懂的逻辑。

1662年昆明城里这场看似荒诞的“八旗子弟反清复明”并不是一次偶然的疯癫，而是清初八旗政治在长期演变之后某些陈年旧怨借永历帝这个出口突然爆发出来的一次回光返照。

站在今天，满汉各族早已同属中华民族，明清易代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段曲折。

忠奸从来不能按民族标签来划分，一边是舍命护持亡国之君的满洲甲士，一边是弑主求荣的汉人藩王，真正划分人的是各自的利益、选择与心中那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