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瓒被斩首后，我党一百多名同志惨遭电击并沉江；毛泽东、朱德得知消息后，悲愤交加

1931年2月的赣江，江水冷得刺骨。

几辆卡车停在南昌下沙窝附近的江岸边，车厢里装着麻袋。麻袋里是人，准确地说，是已经没了气息的人。

这些人被从车上拖下来，一个一个推进江里。麻袋上绑着石块，入水就沉，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

一百多具。

就在几天前，他们还活着，关在南昌下沙窝监狱里。再往前推几天，他们本来有可能被放出来。一切都说好了，就差最后一步。

这一步，始终没有迈出去。

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先从一个月前说起。

1931年1月28日，江西吉安东固。

腊月的风刮在河坝上，冷得人缩脖子。但河坝上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少说也有几千。有的人天没亮就出门了，走了一二十里山路，就为了看今天这场大会。

台上押着一个中年男人，灰布军装，脸上一层泥，领口扯开了。他的名字，东固没有人不知道。

张辉瓒。

东固的男女老少叫他“张屠夫”。

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得从一个月前说起。1930年12月，张辉瓒带着国民党第十八师进入东固地区。他是蒋介石任命的第一次“围剿”前线总指挥，手里掌握着一万多号人，在国民党军中有个绰号叫“张屠夫”——因为杀人不眨眼。

他进入东固之后，下达了一道命令，后来被多个史料所记载：“东固已赤化，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四十里内凡十岁以上男女，格杀勿论。”

这道命令带来的后果，今天读起来仍然让人脊背发凉。房子被烧了，粮食被抢了，青壮年被当成“共匪”杀了，老人被吊在房梁上活活烧死，妇女遭到凌辱。东固一带的村庄，整村整村地空了。

据东固当地群众后来控诉，张辉瓒部进入苏区后，多个村庄的青壮年被集体活埋，妇女被凌辱后杀害。这些暴行在苏区群众心中积累的仇恨，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

所以到了1月28日这天，当张辉瓒被押上台时，台下的人疯了。

何长工当时是红十二军军长，负责看守张辉瓒。毛泽东特地交代过他，要做好大会的组织工作，要派人保护好张辉瓒。何长工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在台前组成人墙。

但人墙挡不住人潮。台下的人往前涌，有人举着梭镖，有人把草鞋踢到了台边，更多的手伸向台上，要把那个人拽下来。何长工的战士被人群冲散了，张辉瓒被从战士手中抢走，拖下木台。

拖到河坝不远处的田头，当场处决。头颅被砍下来，装进竹笼，挂在树上示众，后来被扔进了赣江。

这件事发生得太快。

快到来不及通知任何人。

张辉瓒被俘，是在一个月前的龙冈。

1930年12月30日，雾大得对面看不见人。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从东固出发，向龙冈推进。他不知道的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四万余人已经在龙冈周围的山里设好了口袋。

红三军第七师在龙冈以东首先接敌，师长陈伯钧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把张辉瓒的部队一步步引进了山谷深处。张辉瓒误判当面只有红军小股部队，命令全力猛扑。

中午前后，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从侧翼杀出。下午，林彪率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从北面高山上压下来。两支生力军从雾中冲出来，第十八师的阵线被冲得七零八落。

战斗打到傍晚结束。师部和两个旅共九千余人被全歼，缴获步枪八千余支，电台两部。

张辉瓒本人是在万功山的一片茶林中被搜出来的。

他脱下了将官制服，换上一件士兵的灰棉衣，钻进了山坡上一个土坑里。红四军第十师的一个班长带着战士搜索到茶林边，看到土坑旁的枯草有被踩压的痕迹。扒开草丛，坑里的人蜷缩着，脸上糊着泥土。

战士把他拉出来，他自称是“师部书记官”。但随身的驳壳枪、钢笔和怀表暴露了身份——那支钢笔是德国货，怀表链子上挂着一个小铜牌。

他被押到龙冈街上的红军指挥部时，已经冻得嘴唇发紫。

毛泽东和朱德先后见到了他。

据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郭化若回忆，张辉瓒一见毛泽东就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毛泽东简单问了些敌军内部的情况，张辉瓒表示情愿捐款、捐药、捐枪、捐弹，请求免他一死。

朱德在万寿宫召集了一次军以上首长会议，讨论对张辉瓒的处理。

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句话：“人家诸葛亮擒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一擒就杀呢？”

从现有史料来看，毛泽东和朱德当时都不主张处决张辉瓒。

他们准备把他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筹码。

张辉瓒不是一般的俘虏。

他是蒋介石任命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在国民党军中有相当的分量。他被俘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非常快。

最先动起来的是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据当时在国民党南昌行营任职的人员回忆，鲁涤平得知第十八师覆灭、张辉瓒被俘的消息后，连夜召集幕僚商议，决定不惜代价赎回张辉瓒。

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从汉口赶到南昌，住在行营附近的旅馆里，每天数次催促鲁涤平“想办法”。她又致电程潜、唐生智等人求助，随后赶赴上海，通过关系找到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员龚饮冰。

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周恩来与中央经过研究，认为张辉瓒被捉对南京政府影响很大，如借此提出放人的条件，对红军有利。

鲁涤平的代表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后，双方初步商定的交换条件是：国民党方面提供二十万元现洋、二十担医药、释放南昌下沙窝监狱关押的一百余名共产党政治犯，以及可装备五千余人的枪械弹药。

周恩来还通过地下交通线致信朱德、毛泽东，指示他们做好放人的准备。

这笔交易对当时的红军来说，意义有多大？

红三军在龙冈战役前，三个人才有一支步枪。许多战士四肢打断了，没有麻药，是用盐水消毒，用钢锯截肢。二十担医药、五千人份的枪械弹药，能解决根据地多少困难？

更不用说那一百多名被关押的同志了。

但这条交通线太慢了。从上海到赣南苏区，密信要经过多个地下交通站辗转传递，耗时往往在二十天以上。

周恩来派出的通讯员，没能赶在张辉瓒被杀之前到达东固。

张辉瓒被俘的消息在苏区传开后，东固一带的群众反应最为激烈。

东固是张辉瓒部进入苏区后烧杀最甚的地区之一。被俘的第十八师士兵中，有不少人在红军俘虏收容所中交代了张辉瓒下达烧杀命令的具体情况。这些供述传到了地方苏维埃政府。

1931年1月中旬，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向红一方面军总部提出，要求将张辉瓒押到东固进行公审。

毛泽东接到请求后，派何长工前去处理。据何长工回忆，他与毛泽东商量后一致认为：让张辉瓒到会可以，但不能杀。毛泽东决定不参加群众大会，但要求何长工做好大会的组织工作，派人保护好张辉瓒。

何长工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公审失控后，他站在空荡荡的木台前，看着河坝上被踩倒的枯草和散落的草鞋。河坝下面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冬天的水面又浅又窄，河滩上的卵石被踩得东倒西歪。

他后来在瑞金向毛泽东汇报这次公审的经过时，毛泽东沉默了很久。

张辉瓒被处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南昌。

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还在等着中共的回复。释放下沙窝政治犯的程序还没有启动，二十万元现洋也没有交付。

据当时在南昌行营任职的人员回忆，蒋介石在得知张辉瓒被斩首并抛尸赣江后，当即下令对关押在南昌的共产党政治犯实施报复。

南昌下沙窝监狱在1931年1月关押着一百余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正是此前中共方面在谈判中明确要求释放的交换对象。

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在接到处决命令后，将这批政治犯从牢房中提出。

行刑的方式，后来被多个史料所证实：先用电刑逐一击昏。然后用麻袋装起来，用卡车运到赣江边，绑上石块，沉入江中。

这一屠杀发生在张辉瓒被处决后的数日之内。具体日期未见准确记录，但中共方面确认被害者超过一百人。

一条命，换了一百多条命。

毛泽东和朱德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反应是沉痛而复杂的。

据当时在红一方面军总部工作的人员回忆，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释放张辉瓒的来信时，张辉瓒已经被杀。时间差造成的后果，已经无法挽回。

毛泽东和朱德为此批评了负责公审组织工作的相关人员。

朱德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到，“张辉瓒那头砍得太可惜了”。这句话被多个回忆材料所记录。朱德还说过，如果当时留着他，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

从军事策略角度看，张辉瓒作为第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其交换价值不仅在于二十万元现洋和二十担医药，更在于一百多名在押政治犯的生命。这笔账，事后算起来，怎么算都是亏的。

张辉瓒之死带来的教训，很快就反映到了红军的俘虏政策调整上。

事实上，红军优待俘虏的原则早在1928年就已经提出。1928年初，毛泽东在江西遂川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规定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不歧视、不准搜腰包，受伤予以治疗，去留自愿。

1929年，朱德发布关于优待俘虏的命令。

同年，《古田会议决议》对宽待俘虏政策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

但政策的文本与执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近万人，如何管理、教育、处置这些俘虏，对苏区的行政能力和红军的组织纪律都提出了远超以往的要求。

张辉瓒被处决事件暴露了几个层面的问题：群众对国民党军暴行的仇恨情绪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得到疏导；红军在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时缺乏对现场秩序的管控能力；地方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总部之间在处置高级俘虏问题上的权限划分不清晰。

龙冈战斗之后，红军在俘虏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的尝试。

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被集中到俘虏收容所，由红军政工人员进行政治教育，讲解红军的土地政策和抗日主张。愿意参加红军的，经过简单审查后编入部队；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两到三元路费，开具通行证，由红军派人在苏区边界送出。敌军的伤兵则给予治疗，治愈后同样按去留自愿的原则处理。

陈毅在1929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详细描述过这种“欢送俘虏”的做法：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两元旅费，由士兵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们觉悟归田。

这套做法在第一次反“围剿”后得到了更系统的执行，并逐步推广到各苏区。

真正将俘虏政策上升到纪律层面，是在“不搜俘虏腰包”被正式纳入红军纪律条文之后。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最早形成于1928年，当时的内容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和“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到1929年之后，随着红军在赣南闽西的战斗中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在六项注意中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从而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早期版本。

“不搜俘虏腰包”这一条的加入，与第一次反“围剿”中俘虏管理的实际经验有直接关联。

张辉瓒被俘时，身上携带的驳壳枪、钢笔和怀表被红军战士缴获。这些物品作为战利品上交，但普通俘虏士兵的个人财物如何处置，此前并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

“不搜俘虏腰包”的规定，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张辉瓒之死还带来了另一个层面的影响。

他被处决后，国民党方面利用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将张辉瓒塑造为“舍身取义”的英雄。鲁涤平将张辉瓒的尸首收集起来，在南昌举行了盛大的公祭大会，蒋介石亲自为张辉瓒写了祭文。

这种宣传的直接后果是，此后红军在战场上俘虏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难度显著增加。国民党军官对红军的俘虏政策产生了严重的疑虑和不信任。

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岳维峻，其家属也曾提出用物资赎人，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旷继勋和徐向前商量后同意了交换条件，国民党方面先送来了十万套军服、九万大洋、一百万发子弹。但鄂豫皖红军新任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根据地后，放人的事情被搁置，岳维峻最终被处决。

这件事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对红军俘虏政策的不信任。

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张辉瓒事件在红军俘虏政策的演变中扮演了一个转折点的角色。

1934年2月，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采用极端杀戮政策，加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红军的俘虏政策一度出现了“以血还血”的表述。但这一表述很快就被纠正。

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在一份标明“万急”的电文中重新明确：“对敌军俘虏，应加以优待，在短促的政治宣传鼓动后，即释放之，其连以上官长，应送至总政治部处理。”

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明电，对俘虏政策做出六条规定：投降红军的不论官兵一律不准杀害并予优待；愿当红军的一律录用；要回家的发给路费；敌人伤病官兵一律给药医治；带武器军用品来投降的重赏；杀死卖国官长来投降的升职使用。

这些规定的基本精神，与1928年以来的宽待俘虏原则一脉相承，但在制度化和可操作性的层面上大幅前进了一步。

张辉瓒的头颅被从赣江中捞起后，国民党方面将其安葬在长沙岳麓山。墓地在麓山寺北侧，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主持建造，旁边是革命先烈陈天华、姚宏业的墓。

他的妻子朱性芳在张辉瓒死后，带着子女迁居上海，此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而南昌下沙窝监狱中被害的一百余名共产党人，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

1949年后，南昌市人民政府在下沙窝原址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堂，但能够确认身份的牺牲者不足半数。

下沙窝这个地方，历史很特殊。它位于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街道，北至赣江，唐代至明代期间被列为“豫章十景”之首，建有清风亭、龙沙亭等历史建筑。1928年南昌古城墙拆除后，该区域规划为西欧风格别墅住宅区。到了1931年，这片曾经的风景名胜之地，变成了政治犯的刑场。

东固河坝上的那场公审大会，后来在苏区的正式文献中很少被详细记述。

何长工晚年回忆起那个场景时，提到河坝上被踩倒的枯草和散落的草鞋。那些草鞋是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参加大会的农民们留下的。他们来的时候带着满腔的愤怒，走的时候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毛泽东在瑞金听取汇报后沉默了很久。那时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张辉瓒的来信，已经被他拿在了手里。

信是周恩来写的。信上说的那些条件——二十万元现洋、二十担医药、一百多名同志的自由——本来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时间来得及。

但历史没有如果。

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之后，再看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会发现很多值得停下来想想的地方。

群众在东固的愤怒，不是凭空来的。张辉瓒那道“十岁以上格杀勿论”的命令，让多少家庭没了人。那些失去亲人的人站在河坝上，看着台上那个下令的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不用多说。

何长工带着一个排的战士护在台前。他知道毛泽东交代过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人墙被人潮冲散的时候，他的战士不够用，台上的秩序压不住了。

毛泽东没有去参加那场大会。他让何长工去处理，让何长工带人保护。他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杀张辉瓒，后来群众要求公审时，他仍然叮嘱要做好组织工作。

郭化若后来回忆说，龙冈战役结束时，朱德在万寿宫开了一次军以上首长紧急会议，毛泽东做了说服工作。但后来有人并没有报告毛泽东，就把张辉瓒交给了地方开群众大会。

曾碧漪在《回忆毛主席》中写过另一个细节：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让张辉瓒跟着总前委一起走，还让他骑马。毛泽东在路上反复向群众解释，劝大家不要打，说“把他打死了就不知道敌情了”。

这些细节拼在一起，能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但东固的群众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那个人下令烧了他们的房子，杀了他们的家人。他们等这一天等了太久。

朱性芳从汉口赶到南昌，又从南昌赶到上海，找人托关系，想尽一切办法要赎回丈夫。她找到了龚饮冰，龚饮冰把消息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做了安排。

但交通员跑不过时间。

南昌下沙窝监狱里关着的那一百多个人，也在等。他们在等谈判的结果，等交换的程序启动，等走出牢门的那一天。

他们不知道张辉瓒已经被斩首了。等他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电刑、麻袋、赣江。

一百多条命，就这样沉入了江底。

他们的名字，大多数没有留下来。

现在回头看，张辉瓒这个人本身，其实也有过另一面。

他早年就读于湖南兵目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的是步兵科。后来又赴德国考察军事。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履历的军人不多。他曾经在湖南当官时铲除过一个叫“胭脂虎”的恶霸，救了不少人。

但这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自从投靠蒋介石之后，他变了。为了讨好上面，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痛下杀手。他发明了“电刑”和“水刑”，折磨死了不少革命志士。他勒索商户，强征民夫，在南昌搞得怨声载道。

张辉瓒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恶人。

但在那个时代，权力可以让一个人变成任何样子。当他手里有了兵，有了权，有了“清剿”的任务，人性中那些东西就被慢慢磨掉了。他在东固下的那道命令，是他自己签的字，是他自己下的令，没有人逼他。

所以东固的群众恨他，是有道理的。

但恨归恨，杀了他之后引发的那一百多条人命的代价，也是真实的。这笔账算在谁头上，都不好算。

唯一能确定的是：制度比个人的愤怒更可靠。如果当时红军有一套完善的俘虏处置程序，如果公审大会有足够的安保措施，如果交通联络能再快一点——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但历史没有如果。

张辉瓒的头在赣江里漂了很久。一百多名共产党人的遗体，也在同一片江水里。

赣江从南到北，穿过江西，流入长江。

那一年，江水一定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