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成就了中共革命胜利：从“裂缝”理论和社会结构说起

国民党在北方力量的薄弱，以错综复杂、各怀鬼胎的地方军阀为主，且北方社会组织程度不高，高度碎片化、原子化，都为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远远比南方更优越的环境。

长征是史无前例的艰难行军，本质是一场革命力量的巨大损耗，长征之前各地红军约30多万，长征之后仅剩8万余人，加上西征又损失了3万余人，实际到抗战爆发前仅剩5万人左右，包括留守南方的游击队。

尽管如此，我们还要说长征成就了中共革命的胜利，因为如果没有长征：第一，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会不会在蒋介石围剿下全军覆没？第二，即便红军撑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在南方也断无在北方的发展机遇，很难在抗战中成长为可以同蒋介石决战的力量，中国革命可能是另一种发展结果。

留在南方和突围到北方结果差异为何这么大？关于其中的原因，笔者想借助黄道炫先生的“裂缝”理论说起（具体内容可见黄道炫所著的《革命、裂缝、根据地》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裂缝”中成长》）。黄道炫把南方苏区的成长，解释为军阀割据造成的统治裂缝，几片较大苏区都是位于裂缝地带，等到1932年之后蒋介石逐渐消灭或收编长江中下游的军阀，这种缝隙大大缩小，因此，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是无空可钻。

因此，黄道炫在《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认为，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完全推给王明、李德的军事路线是不客观的，裂缝的弥平，以及仅有两百万人的苏区被过度动员，资源耗光（比如1934年宁都全县男子13.8万，入伍人数达5.6万，意味着基本所有青壮年男性都已经参军，导致大量农田荒芜，即张力达到极限），是更基本的原因。

黄道炫进而把长征的胜利，没有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也归因于中共高层对粤桂军阀和西南军阀与国民政府之间裂缝的运用。林彪在长征中抱怨毛泽东老是带领红军走“弓背路”，毛泽东则批评林彪“你还是个娃娃”，其实毛泽东是在避开主力，沿着裂缝转移。

试想如果国民政府能够对西南军阀使之如臂，形成严密的围堵，中央红军断然是无法一次又一次通过乌蒙山、赤水河、大渡河、川西高原和沼泽这些地理上的绝境的。并且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央红军通过此后一年，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又沿着同样路线平安通过，西南军阀故意放水已经昭然若揭了。

黄道炫的裂缝理论看似是一个很重要发现，其实深处局中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干革命时就认识到“裂缝”的极其关键意义了，只不过是后来的“秀才们”写革命史时，过度强调领导指挥或革命意志等主观性因素的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后人对当年这种基础常识判断当做理论新发现了。

比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阐述的第一条原因便是：“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他还很自信地说：“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我们沿着裂缝理论，也可以解析共产党革命武装为何在转移到北方后，可以如鱼得水，获得巨大发展，最终与国民党角逐天下的。

1.西北军、晋绥军、东北军与蒋介石的裂缝，及陕甘宁红军的绝境逢生

如果考察中央苏区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的运动战术不可否认非常重要，但是战术的发挥作用离不开国民党政权分裂的这个基本环境，土地战争初期苏区人口不超过200万，仅相当于江浙两三个县的人口，如果国民政府如能组织一个严密的包围圈，红军大概率是无法打破的。

然蒋介石初始并不把红军视为心腹之患，只用杂牌军来剿，第一次、第二次围剿以湘系部队为主，第三次、第四次围剿虽中央军有较大投入，但是仍然大量使用粤军和新倒戈的西北军，比如第四次围剿只有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一部是中央军，而左路军和右路都是粤军为主。

非嫡系军队将领都是深知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斗志不高，被红军各个击破，第一次围剿的总指挥湘军将领张辉瓒竟然被俘。地方派系更是不断与红军暗中媾和，第三次围剿之后，原冯玉祥部的第二十六军宣布举行暴动，加入工农红军；第四次围剿之后，身经百战的蔡廷锴部公开反蒋，建立福建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互不侵犯协议。这些缝隙使得朱毛红军越剿越多，最后竟然成为横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四省的割据势力。

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不仅亲自出任总司令，主力部队也全部改为嫡系，地方杂牌军仅为辅助之用，这次自己的爱将陈诚、顾祝同、蒋鼎文、薛岳、汤恩伯等悉数参战。军事史普遍认为国军的指挥、战术和武器在这次战争中都有本质性进步，一改涣散的军阀习气，是国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红军已无裂缝可乘，是以有惨败。

而到了陕甘宁后，红军人数虽少，地虽贫瘠，但整个西北政治版图充满缝隙，当时负责对付红军的是西北军杨虎城部、东北军张学良部和晋绥军阎锡山部，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郭冠英的采访时坦白地讲，蒋先生让我们两败俱伤，他坐收渔利，大家都不是傻子，谁愿意给他卖命打仗？

因此，地方派都避战自保，红军能够接连取得反围剿和东征的胜利。尤其是在周恩来穿针引线下，红军和西北军、东北军结成了西北三方大联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阵前对手已经握手言和，调转枪头对向南京，蒋介石竟然还浑然不知。

西安事变又促成了全面抗战的提前到来，进一步改善了中共生存空间，不到两年中共竟然从绝境，变为中国政治版图上三足鼎立的一方，这些机遇都是如果红军留在南方所不具备的，正如黄道炫所讲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逐渐被弥平的’裂缝’转移到一个更大的’裂缝’的过程”。

2.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军在华北的巨大裂缝乃至真空，日军在华北军力的薄弱，成就了中共武装力量的空前大发展

全面抗战后，北方的政治力量生态对中共来说，远远比留在南方好。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和国民党把军事主力都放在长江流域，即此前红军力量活跃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日本投降时关内有31个师团，华中达18个，华北只有5个；国民党方面来说，则是六、七、九和新第十战区，编制总计在150万人左右。

可以说日军重兵控制了长江水道和铁路沿线，国军则以2-3倍兵力坚守其他地区，反复拉锯寸土必争，况且长江中游的国军以蒋介石嫡系居多，中共军队如果在这里发展，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间隙。

而中共在华北面临的发展条件则远远好于南方。鉴于日本只能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所以中共军队发展主要竞争者还是国军。中央军远在南方与日军作战，留在北方的几乎全是晋绥军、西北军或东北军，他们已经在与日军作战中损失很大，并且与蒋介石的立场有很大差别，这无疑为中共成长提供了良机。

如驻守山东的是东北军第51军和57军，东北军对蒋扣押张学良非常不满，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提出“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的路线，对共产党的发展基本采取不干涉态度，八路军与于部甚至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合作。

1943年后，在鲁国军为了保存实力更是撤出山东，组建流亡安徽的“山东省政府”，而此时日军大部也都调往南方参加豫湘桂战役，仅留下两万人坚守济南、青岛几个大城市，不敢出击，山东基本变成日本和国民党的势力真空，1942年中共仅占有42个县、控制人口730万，1944年底则已经有96个县，1600多万人口，短短两年内，八路军在山东形成压倒性优势。

河北所在的冀察战区也是如此，该地以原西北军鹿钟麟部、高树勋部、石友三部为主，这些军队的特点一是战斗力弱，二是政治上摇摆不定，如石友三在抗战初与鲁西北中共地方武装合作（鲁西属于冀察战区管辖），后来又投降日军。等到1943年石友三和庞炳勋降日，第四十军南撤河南，偌大河北也只剩下高树勋的新八军，不足三万人。

中共利用这些比南方更大的裂缝，在河北迅速发展，1938年1月，陈再道率500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仅用了3个月就发展到1万人。晋察冀根据地系聂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约3000人创办，到1938年底就拥有70余县，根据地人口1200万人，武装力量约10万人。在山西，同样利用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矛盾，依托阎锡山的羽翼建立起共产党所控制的新军，规模达50个团，1939年底新军全部与阎决裂，纳入八路军序列。

日军力量的强弱，也相当程度决定了中共抗日武装情况发展情况。尽管在抗战爆发初期，及扫荡期间增强北方兵力，但是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分布与国军一样都是南强北弱，华中和华南常年保持有16-21个师团，华北只有7-9个师团，东北更是被日军严密控制，驻防关东军保持在11-15个师团。

以抗战结束时日本分布为例，山西58000人、山东70500人、河南72740人、河北及平津126800人，北方共计约32万人。而在南方，仅南京周边的苏皖沪就有34.6万人，此外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省有27.9万人，广东一省则达14.7万人，整个南方加起来共77万人之多，是北方的近2.5倍。

以中日军队的战力比较，日军只有在一个省保持3个以上师团才能维持住秩序，而北方一省平均只能达到2个师团，但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北可以达到这个密度。

所以，这些地方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都是步履维艰，很难有大的作为，比如中共在抗战前就派遣大量干部前往东北组织游击队，但是抗联最终被日伪各个击破，为避免全军覆没，被迫全部撤往苏联整训；中共在抗战初期就开始经营浙东根据地，其时间与经营鲁南差不多，但是到抗战结束，浙东武装力量才发展到1万人，还不及山东根据地一两个县的八路军人数。

抗战后期，毛泽东也曾经派遣王震、王首道率领精锐部队前往鄂湘两省发展，建立根据地，但是无法立足，最后被迫往更远离大后方的湘南前进，试图与东江纵队会合。

3.原子化社会，北方社会内部结构的缝隙

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属于全面性的社会革命，它不仅是要推翻一个政权，而是要系统改和重组整个社会，政府、军队以外，宗族、宗教、结社、地主经济、一般商品经济等都是它的革命对象，需要全社会极限动员才能实现革命的目的。

所以，革命动员潜力决定了革命的成功概率。南方不仅是反对革命的政权力量强大，同时，地主经济、商业、宗族、宗教、民间结社等都发达，反对革命的社会力量也强大，造成共产党早期骨干虽然以南方人为主，但是在本地却很难充分动员。

比如，中共早期党员集中于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但是除了发动工人罢工外，已经没有其他依靠力量，国共分裂后，被迫接纳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转入临近的社会力量不那么发达的山区。

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传统的“革命”与“反动”历史观察法，可以从很多资料中发现，即便是在这些“反动统治薄弱地带”，革命动员仍然遭遇到社会层面的抵触和反击，红军在南方的失败，不仅败于国民党的围剿，也败于社会反革命力量对红军的反扑。

比如，红军曾经八次攻打赣州，最后一次镇守赣州的是国民党朱培德部的滇军，仅有一个旅约3000兵力，而且是客场作战，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但赶来参战的地主民团、商会自卫团却有五六千人，并且作战极为凶悍，红军虽重兵围困，彭德怀和朱德亲临指挥，在付出了伤亡3000多人，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遇害的代价后，仍然没有攻克这个城市。

客家很多宗族依托坚固的围屋来抵抗红军，赣南四县拒不投降的土围就达200多个，其中新陂土围攻坚战，红军围困7个月才攻克，牺牲将士多达600多人；宁都赖村董姓氏族700多人及附近流亡地主武装，固守在土围内于红军周旋达七年之久，李志民将军曾经参加攻打赖村的战斗，他晚年对防守力量之强仍有清晰印象，说：“围墙筑得很高，有几尺厚，我们的子弹打不进 去。而他们在围墙上挖有枪眼，打出来好厉害。我们无掩护，又无炮弹……攻了好多次也没有攻下来。”（《中央苏区反一、二、三次大“围剿”的片断回忆》）

在江西督战“剿共”的何应钦，对这些民间抵抗力量的表现颇为满意，在给陆海空总司令部的汇报中说：“此地民风最为强悍，反赤三年，赤匪受损甚大，视为赣南苏区最大障碍……守寨不屈，即被攻破村圩，多数民众仍怀报复之心，是以我军一到，良民大半归来，热烈欢迎”。毛泽东和朱德则对这些宗族“土顽”颇感头疼，特意发布《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称“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但是直到红军撤出苏区，仍有大量没有攻克者。

鄂豫皖根据地也面临强大宗族和地主武装的反抗，仅六安县县政府就可以组织上万人民团和商团来镇压红军的革命暴动，皖西和豫南有四大民团之说，仅商城乡绅顾敬之一部就有四个团，5000多人。张国焘晚年对民团的强悍仍记忆犹新，他说：“（顾氏民团）横亘在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两片苏区之间，简直是我们极大的障碍。后来我们不知花了多少气力，企图拆掉这片墙，仍无大效”。（《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29页）

且地方民团对红军和革命群众的报复更凶残，根据1930年六安中心县委给中央的报告：“凡被捕获的革命者，特别用极残酷的刑法，先行拷打，用钉钉指心……后用腰斩、挖心、活割死，惨酷之状无以复加，凡革命家属均被杀完了”。六安县委下辖第一区死亡4500多人，第二区死亡2000多人，第三区死亡2700多人，第四区死亡1600多人，第五区死亡2000多人，第六区死亡2700多人，累计15500多人。（《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222页）

如果考虑到基于地主武装建立起来的湘军、淮军数次剿杀大规模农民起义，红军长久驻留此地并非良策，所以早在1932年南方土地革命进展最顺利的时候，鄂豫皖根据地就被迫向川陕交界处的转移。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在南方，红军不仅是在与国民党作战，也在与整个社会在作战。黄道炫在《中央苏区的革命》中指出“赤白对立”中的“白”，不仅指的是地主豪绅，还包括大量贫民在内的宗教、宗族等“非阶级性”力量，即是这个道理。

而北方社会在明清后基本实现小农经济化，地主经济并不发达，宗教也早在宋元之后就衰落，所以近世的北方更接近于官府-民众组成的二元社会，基层高度原子化。比如，建国初土改时，河北省委曾经对辖区内地主经济进行调查，调查范围和结果分别是：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11.86亩，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2.9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6页），山东和河南地主人均土地也都在10亩上下，拥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绝对是凤毛麟角。

另据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李景汉先生在定县所做的社会调查，62个村162个宗族中仅有19个设立祠堂，且11个历史都不超过50年，祖产更是少的可怜，加起来才有247亩，占62村土地的万分之六。（《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1-172页）

而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寻乌所做的调查显示，宗族祠堂控制的公田却占土地总数的24%，另外还有大量村集体学田、村民共济的公益田、庙宇寺观供养田，所有公产性质的土地竟然占到了40%。虽然我们无法从当时历史资料中得到南方祠堂的数量，但是21世纪初福建省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央苏区所到达的龙岩地区拥有的宗祠达2686座，平均每1100人就有一个祠堂，这还是进入现代社会宗族文化衰落后的情况，可知革命前南方宗族组织之发达。

所以，北方地主既缺乏组织力量与革命对抗的经济实力，也缺乏宗族和宗教等作为依托，很难形成与革命对抗的力量。共产党只要建立起一个地方的政权，就可以进行充分的革命动员，是以出现聂荣臻带领3000人，仅用一年即可控制几十个县的情形。华北不仅是地理上一马平川，在革命动员上也是一马平川。

同样奇迹也发生在进入山东的一一五师主力身上，一一五师主力入鲁发生在1938年底至1939年7月之间，但是到1940年底就建立了95 个县级政权，控制人口1200多万。尽管山东各地有不少土匪武装，但是比依托宗族、乡土意识建立的南方地主武装脆弱很多，除了少数投靠日本，被委以高级伪职的外（如刘桂堂），其他都不能对八路军形成威胁。

我们从《毛泽东选集》里，也可以看出南北方社会结构的差异，毛选第一卷的文章都是在南方所写，毛泽东用大量篇幅分析南方的社会结构，勾勒南方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革命对象，而在北方革命期间所写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则可以专注谈怎么对付日本和国民党的军事和战略问题。

所以，南方社会结构一个铁桶装满的大小不同又带着棱角的石头，而北方社会犹如一桶散沙，革命好比盖房子，在南方必须要先碾碎石头，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同理，中国历史上一般规律是北方统一南方，北方容易产生大一统政权，南方容易产生偏安割据政权，很多人从南北人的体格大小上找原因，其实更多原因在社会结构，北方同质化、碎片化的社会更容易形成大规模武力集团，而南方地理单元隔离，社会资源组团化，很难整合全部社会资源形成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