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会异化大脑吗？

“那些权势极大的人，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

随着杰弗里·爱泼斯坦私人岛屿的新内幕曝光，这个问题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回响。这座岛屿是一桩丑闻的中心，涉及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人口贩运网络，以及围绕其间的显赫精英圈子，其中不乏王室成员、亿万富翁、政界人士、好莱坞名流和科技巨头。

但让许多旁观者难以释怀的，是更深一层的心理问题：那些被指涉嫌参与此类行为的人，怎么能若无其事地重新以笑容满面、平易近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继续投身慈善、出席董事会，回到配偶和孩子身边？他们眼中的现实，真的与我们如此不同吗？

科学研究提示，最后这个看似“外行”的问题，或许确实触及了神经科学层面的机制。

2025年发表于《分子精神病学》（Molecular Psychiatry）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分析了近100万人的遗传数据，以及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约3.5万名参与者的脑扫描数据。英国生物样本库是一座追踪英国志愿者健康与遗传信息的大型生物医学数据库。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可测量的脑结构差异有关，尤其体现在帮助不同脑区相互通信的白质网络中。

研究人员采用一种名为孟德尔随机化的遗传分析方法，尝试厘清因果关系，发现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似乎有助于保护大脑，减少与衰老、认知衰退和痴呆有关的白质病变。换句话说，这项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地位可能在大脑中留下可测量的痕迹。

哈佛医学院神经心理学研修员伊丽莎白·马蒂尔（Elizabeth Mateer）博士表示，这可能影响人们处理信息和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这项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社会地位会嵌入我们的生物学之中。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长期掌握权力，就像长期处于匮乏之中一样，可能逐渐塑造大脑处理社会信息的方式，包括它有多重视他人的内心世界。”

“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马蒂尔补充道，“它会根据哪些事物看起来最切身相关、最有回报或最具威胁，不断分配注意力。”当一个人几乎不必承担社会层面的后果时，大脑就会减少对细微社交线索的关注。久而久之，这可能改变你感知他人的方式。讨论到这里，与其说我们进入了道德领域，不如说进入了神经认知领域：当无视他人信号的代价很低时，大脑会悄然重新调校自己的雷达。

不过，《分子精神病学》的这项研究并未直接测量共情，马蒂尔也提醒人们警惕遗传决定论。极大的权力并不会把出入上流圈子的人变成冷漠无情的怪物，也不会抹去他们察觉他人痛苦的能力。当然，那些本就具有精神病态特质、又能凭借极端特权在权力核心畅行无阻的人，可能另当别论。

“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人掌握极大的权力时，这可能影响他们多常、多自动地动用[共情能力]，”马蒂尔说。

不过，极端权力可能扭曲人类判断，这种更广泛的怀疑由来已久。早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除非存在非同寻常的制约机制，或者掌权者本身非同寻常，否则大多数人都很容易被权力腐化。现代神经科学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以神经科学家杰里米·霍赫芬（Jeremy Hogeveen）及其同事开展的这项著名实验为例：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诱导参与者产生掌权感，发现他们大脑中的“运动共振”减弱了。这是一种神经镜像反应，通常帮助我们在脑中模拟他人的动作和情绪。换句话说，他们的大脑确实更少与他人产生共振。

行为研究也指向同一方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保罗·皮夫（Paul Piff）主持的一系列研究中，驾驶昂贵汽车的人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的可能性高得多；而在实验室实验中，较富裕的参与者也更愿意变通规则，或拿走原本留给他人的资源。

综合来看，这些发现暗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可能性：当人们在社会阶梯上爬得足够高时，大脑自动感知他人心智的雷达可能开始变得迟钝。他人，尤其是地位较低者，开始从身居高位者的心智图景中消失。

“共情最先消退，而且消退得很快，”组织心理学家肖娜·沃特斯（Shonna Waters）博士说。她研究的是自己所称的领导者“高原反应”，也曾在乔治敦大学教授领导力和组织行为学。

“神经科学的发现相当令人不安，”沃特斯说，“身居权力位置的人，其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活动会减弱，而这套神经回路负责共情和换位思考。”她强调，这种变化未必关乎品格，而与掌权者所处的环境有关。

她的团队追踪了1600多名员工，研究提示，这种影响可能十分明显：高管和一线员工身处同一家组织，却可能体验着截然不同的现实。掌权者往往看到机遇，对前景感到乐观；执行命令的人则常常报告焦虑和不确定感。

沃特斯继续解释，这并非因为人们愤世嫉俗，或有意歪曲事实。随着一个人的权力上升，周围环境会逐渐自行过滤信息：好消息更容易向上传递，冲突尚未到达高管层面就已得到解决，社交圈也越来越局限于那些生活现实与自己相似的人。由此产生的结果并不陌生：员工福利计划包含员工根本用不上的项目；管理层信心十足地宣布AI转型战略，员工却担忧失业；许多“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举措，始终没能真正惠及副总裁以下的员工。“领导者和员工，往往确实是在回应两种不同的现实。”

“当人们说这些精英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时，从神经学角度看，这种说法是准确的，”沃特斯总结道，“权力会过滤信号。”

但事情仍有转机。沃特斯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可以采取行动，在心理上保持与权力结构中地位较低者的联系，那就是建立“结构性共情”。她在《Inc.》面向创业者的线上通讯中撰文指出，这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例如接受匿名意见、跟随某个团队观察一天的工作，以及通过反向指导向资历较浅的同事学习。

然而，如果不受制约的权力如同某种改变意识状态的药物，那么，有人能够掌握它而不被它改变吗？

柏拉图认为有。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他设想过罕见的“异类”：能够掌握权力，却不被权力吞噬的人。现代神经科学正从另一个方向探索这一概念。

神经心理学家克里斯·弗里思（Chris Frith）曾提出，人类的感知建立在共同的世界心智模型之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模型可能逐渐发生集体性的扭曲，从邪教心理到群体妄想皆是如此。现实仿佛是一种脆弱的、共同维系的幻觉。

他也指出了“异类”的作用：这种不合群的人能够抵抗群体的牵引，或许是因为遗传倾向使他们能够在其他人开始融入幻觉时，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如果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他们是否也有能力抵抗权力的操弄？如果有，爱泼斯坦事件会让这样的人浮出水面吗？

至少目前，最不合群的人、最鲜明的异议声音，根本不是来自权力体系内部。

而是来自受害者。

作者：Stav Dimitropoulos

编译：EY

原文：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a73889550/empathy-of-brains-people-in-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