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同事杨叔,在我家喝了十年茅台。
每次来都灌醉我爸,睡主卧,走时还要顺走两瓶。
我妈气得直哭,我却发现一个秘密——
杨叔每次醉倒前,都会偷偷往我爸口袋塞钱。
直到那天,我爸酒后吐真言:
“老杨,这十年你演得挺累吧?”
杨叔突然清醒,笑着掏出房产证:
“哥,你家这块地要拆迁了,我来帮你们争补偿款。”
我爸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在单位里混了个老实人的名声。杨叔是他同事,却跟我家纠缠了整整十年。
从我上初中那会儿起,杨叔就是我家常客。他来的日子不固定,但每月至少两三次,每次都拎着两瓶茅台。我妈刚开始还客气,后来渐渐没了笑脸——因为杨叔有个毛病,爱灌我爸酒。
“老李,再来一杯!咱哥俩谁跟谁!”
“杨哥,真不行了...明天还要上班...”
“上什么班!请假!我帮你打掩护!”
每到这时候,我爸就会被杨叔按在椅子上,一杯接一杯地灌。我爸酒量本来就不行,三杯下肚就开始脸红,五杯就说话打结,七杯直接趴桌上不省人事。
然后杨叔就会架着我爸,晃晃悠悠地往主卧走——对,就是我妈和我爸睡的那间屋。他把醉成一滩泥的我爸往床上一扔,自己就占了半边床,呼噜打得震天响。
我妈气得直跺脚,小声骂:“这算什么?一个月来几回,一回睡一宿,还占着我的位置!”
我只能劝:“妈,算了,杨叔跟爸关系好。”
“好什么好!每次走还顺你爸的茅台!你爸攒那几瓶容易吗?”
确实,杨叔有个习惯,走的时候总要“顺”两瓶茅台。有时候是我爸的酒柜里的,有时候是别人送我爸、我爸舍不得喝的。我妈为这事儿跟我爸吵过无数次,可我爸总是打哈哈:“哎呀,老杨就好这一口,给他吧。”
我那时候年轻,也看不惯杨叔。觉得这人脸皮厚,爱占便宜,把我爸当冤大头。可直到我上大学那年,偶然撞见一件事,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天杨叔又来了,照例把我爸灌醉。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主卧门口,门没关严,透着一道缝。我看见杨叔坐在床边,低头看着鼾声如雷的我爸,轻轻叹了口气。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了我爸挂在椅背上的外套内兜里。
动作很轻,很熟练,像是做过无数次。
我愣住了。
第二天杨叔走的时候,照例顺走了两瓶茅台。我妈在厨房摔碗,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杨叔摇摇晃晃地走出单元门。他没急着走,而是靠在楼下的花坛边,点了根烟。我从阳台往下看,看见他仰头往我家窗户看了一眼,然后低头掐灭烟,拦了辆出租车走了。
那之后我开始留意杨叔。我发现他每次来,都会“顺”走茅台,但每次都会在我爸口袋里塞钱。那些茅台,按市价算,一瓶怎么也得两千多,两瓶就是五千。可他塞的钱,我偷偷看过,每次都是厚厚一沓,少说也有三千。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买”我爸的酒,只是用这种方式。
可为什么不直接给?为什么要演这出戏?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去年,我爸退休,单位分的那套老房子突然传出拆迁的消息。
那段时间,我爸变得很焦虑。他坐在阳台上抽烟,一根接一根,我妈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说没事。直到有一天,杨叔又来了。
那次不一样。
杨叔没带茅台,也没灌我爸酒。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表情严肃,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我爸看见他,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老杨,你来了。”
“哥,有事跟你说。”
杨叔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妈一眼。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事,都是家里人,说吧。”
杨叔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往桌上一放。我爸的手抖了一下,没动。杨叔把纸袋推到他面前:“哥,你自己看。”
我爸打开纸袋,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我凑过去看,是房产证。
“这...”我爸的声音有点发颤。
“哥,这事儿我瞒了你十年。”杨叔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水,“你这套房子,地皮是当年厂里分的时候,划在生活区红线外头的。厂子倒闭那年,这块地没人管,我花了点钱,把产权弄下来了。”
我爸愣愣地看着他:“你...你弄这个干什么?”
“十年前,我听说市里要修地铁,规划图里有这条线。你这房子正好在地铁口上,将来拆迁,补偿款少说这个数。”杨叔伸出一只手,比了个手势。
我妈在旁边倒吸一口凉气。
“可当时我不能说啊。”杨叔叹了口气,“那时候厂里多少人盯着这房子,我要是明着帮你,咱俩都得被人盯上。所以我只能装孙子,隔三差五来你家喝酒,把你灌醉,睡你家主卧——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爸摇摇头。
“因为你家那间主卧,正好在地铁规划线上。我得时不时确认那间屋没被改造,没被转租,没被你们随便卖了。我睡那儿,是看着那间屋呢。”
杨叔又说:“我顺你的茅台,是故意做给人看的。让人以为我占你便宜,这样没人会怀疑我在帮你。我每次塞你口袋里的钱,是补偿你那些酒的——那些茅台,我根本没喝,都存着呢,回头给你拿回来。”
我爸的眼眶红了。
“还有,”杨叔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一个文件夹,“拆迁办那边我已经跑通了,补偿方案我帮你们争取到了最优的。按面积算,你们能拿三套安置房,外加一笔现金。你签个字就行。”
我爸接过文件夹,手抖得厉害。他翻了翻,抬头看杨叔:“老杨...这十年...你演得挺累吧?”
杨叔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哥,当年我进厂,是你手把手教我的。我家里穷,结婚的时候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是你把自家新打的柜子送给了我。这事儿我记了一辈子。”
我爸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那天晚上,杨叔没喝酒。他和我爸坐在阳台上,一人一杯茶,聊到半夜。我隔着门缝听见我爸说:“老杨,这房子拆迁了,咱俩还是邻居。我给你留一套,咱俩接着当同事,当兄弟。”
杨叔笑着骂:“滚蛋,谁跟你当邻居,我还得接着灌你酒呢。”
第二天杨叔走的时候,没顺茅台。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扔给我爸:“这是那十几瓶茅台,我存酒窖里的凭证。回头你自己去取。”
我爸接过来,看了一眼,突然说:“老杨,今晚再来喝一杯?”
杨叔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妈。
我妈这次没瞪眼,反而笑着说:“杨哥,今晚我给你炒两个菜。”
杨叔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好!今晚不灌醉老李,我不姓杨!”
那天晚上,杨叔又喝多了。他没睡主卧,睡的是客房。半夜我起来上厕所,路过客房门口,听见他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老婆,咱家那套老房子,别急着卖...对,留着,将来有用...”
我站在门外,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这十年,杨叔演得很累。可他演的不是坏人,演的是一个占便宜的同事,一个蹭吃蹭喝的酒鬼。他把自己演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只为了在暗处,替我爸守住了那间主卧,守住了这块要拆迁的地,守住了我们全家未来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杨叔走了。我爸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花坛,那里没有杨叔抽烟的影子了。我爸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对我妈说:“给老杨打个电话,问他到家了没。”
我妈拿起电话,拨过去,开了免提。
“杨哥,到家了没?”
“到了到了,刚进门。”
“那个...茅台别存着了,你留着喝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杨叔带着笑的声音:“那可不行,那是给老李存的。等他拆迁款下来,我得让他请我喝真的茅台,一瓶一瓶地喝,喝到他不省人事,我再睡他家主卧去。”
我妈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行,杨哥,主卧永远给你留着。”
挂了电话,我爸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那个牛皮纸袋。纸袋里除了房产证,还有一张纸条。我爸刚才没发现,这会儿才看见。纸条上写着:
“哥,这十年,谢谢你没赶我走。”
我爸把纸条折好,揣进外套内兜里。那个兜里,曾经塞过无数次杨叔塞给他的钱。
后来拆迁的事办得很顺利,我们家分了三套房子。我爸留了一套自住,另外两套租出去。杨叔呢,依然隔三差五来我家喝酒,依然带茅台,依然灌我爸。只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睡过主卧。
因为每次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妈就会站起来,把酒瓶收走:“行了杨哥,差不多了。今晚你睡客房,主卧是我的。”
杨叔就笑,笑完了看着我爸,低声说:“哥,嫂子这关,比拆迁办难对付多了。”
我爸也笑,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
有些情谊,不用说出来。它藏在茅台酒瓶里,藏在主卧的枕头下,藏在十年如一日的“占便宜”里。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替你挡住了风,挡住了雨,挡住了生活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难。
而那个替你挡风雨的人,可能正坐在你家客厅里,大大咧咧地喊着:“老李,再来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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