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传播研究中的不平等与声望困境：全球南方期刊如何协商国际认可与本土代表性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equalities and the Prestige Dilemma: Negotiat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Local Representation in Global South Journals

作者简介：

Francisco Paulo Jamil Marques，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

Manfred Asuman，西安大略大学社会学系；

Meghan Sobel Cohen，瑞吉斯大学当代文理学院；

Brian Ekdale，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

Abubakar Ibrahim，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

编译：赵修齐

编校：张 竞

原文刊载于：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26年第3期，本文为简译版本，仅作学习交流使用，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本研究聚焦一个长期困扰全球南方传播学者的结构性问题：学术出版体系中的知识生产不平等。本文系统考察了来自27个全球南方国家的71种传播学、媒介与新闻学期刊，探讨它们如何在追求国际认可与服务本土学术社群之间寻找平衡。

研究背景与核心观点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本文借鉴马顿·德梅特（Márton Demeter）的界定，将其视为对地缘政治上处于依附地位、通常具有殖民经历并在历史上遭受剥削地区的概称，范围涵盖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大部分地区、亚洲较不富裕国家及东欧。尽管这一概念存在争议，作者仍认为它有助于考察全球知识生产与流通中的权力结构。

既有研究表明，全球南方学者长期面临三大困境：资金不足、研究基础设施落后、难以融入国际学术网络。即便成功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也往往被迫遵循全球北方学术界设定的理论与方法范式。例如，需要援引外来的理论框架分析本土新闻实践，以获得评审认可。更为关键的是，顶级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构成高度集中于北美和欧洲学者，一些顶级期刊虽然尝试通过专题刊或增加全球南方学者的编委席位来推动多样化，但作者指出，这类举措往往较为零散，并可能形成“地理象征主义”（geographical tokenism），强化多样性的表象，却未改变知识依附的深层结构。

面对这种结构性排斥，许多全球南方学者选择创办或强化本土期刊，以提升被忽视的研究的可见性。这些期刊通常接受非英语投稿，欢迎非主流理论，不要求作者论证为什么西方世界之外的案例值得研究。然而悖论在于，在追求国际认可时，这些期刊又常常需要遵循全球北方数据库和商业出版商设定的标准。作者引用“文献计量殖民性”（bibliometric coloniality）的概念来界定这种现象。由此，旨在为全球南方学者拓展空间的本土期刊，也可能被其试图挑战的框架所吸纳。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为SJR数据库中归类于“Communication”的481种期刊中，编辑部设在27个全球南方国家的71种期刊。这些期刊排名分布不均：Q1仅4种，Q2有9种，Q3有25种，Q4有33种。研究者将Q1/Q2合并为高排名，Q3为中排名，Q4为低排名。

研究建构了两个数据集。一是通过人工编码期刊官网信息形成的期刊属性数据，涵盖投稿语言、出版模式、开放获取状况及期刊网站的自我定位；二是由2431名编委构成的编辑委员会数据，研究者使用Microsoft Copilot辅助抓取姓名、职务、机构和国别信息，并逐项与网页进行人工交叉核对。此外，研究者还对期刊网站的叙事性描述进行了定性文本分析，以把握期刊如何在话语层面定位自身。

主要发现

语言政策方面，63.4%的期刊接受英语及至少另一种语言的投稿，32.4%仅接受英语，4.2%不接受英语投稿。换言之，几乎所有期刊（95.8%）都接受英语论文。不同排名与地区呈现显著差异：69.2%的高排名期刊仅接受英语，而中低排名期刊中这一比例仅约24%；拉丁美洲期刊尤为特殊，20种期刊无一仅接受英语，95%接受英语加至少一种其他语言；东欧期刊中68.6%接受英语以外语言的投稿，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欧的期刊只接受英语。作者还指出，殖民历史可能有助于解释部分全球南方期刊的语言政策。例如，样本中的4种非洲期刊有3种仅使用英语，显示殖民历史仍在影响当代学术出版实践。

出版模式方面，77.5%的期刊由大学出版，14.1%由商业出版社出版，8.5%由学术协会等非营利机构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的95.8%的期刊采用开放获取模式，这与全球北方以付费墙为常态的商业出版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作者认为，多数期刊由大学出版，可能与不向作者收费的开放获取模式对商业出版商吸引力有限有关。这进一步凸显了公共资助学术出版机构在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这凸显了公共资助在维护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中的关键作用，也使读者无需付费即可获取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获取的不平等。

就期刊自我定位而言，文本分析揭示了三种话语策略：第一类是强调本土责任，如智利的《Cuadernos.info》明确以拉美媒介传播研究为己任；第二类是标榜国际品质，但许多期刊仅含糊地自称“国际期刊”，少数则具体指向编委、作者或审稿人的跨国构成；第三类试图在两者间寻求平衡，既坚持本土学术根基，又谋求连接更广阔的国际学术网络。个别期刊如波兰的《Res Rhetorica》甚至明确批判全球知识生产的等级结构，每年专刊聚焦一个代表性不足的国家，将“国际学术社群”视为有待挑战的问题而非理想目标。值得注意的是，80.3%的期刊在“宗旨与范围”“关于”“使命”等栏目中并未明确规定地域偏好。

编辑委员会构成方面，总体来看，50.5%的编委来自期刊所在国，14.6%来自其他全球南方国家，34.9%来自全球北方。不同编委角色的差异尤为明显，86%的主编和65.7%的副主编来自期刊所在国，但普通编委层面，本国学者（43.7%）与全球北方学者（39.9%）几乎平分秋色。更关键的是期刊排名带来的差异，高排名期刊的编委中全球北方学者占50.5%，超过本国学者（32.2%）；中低排名期刊则以本国学者为主。这意味着全球北方学者在决定何种理论与方法值得认可方面拥有显著话语权，作者称之为“学术殖民主义”的延续。

讨论与启示

这些发现总体上表明，全球南方期刊更倾向于遵循全球北方的学术标准，而非充分推进以去西方化和南南合作为核心的议程。首要证据是英语的绝对主导地位；其次，编委构成中全球北方学者的高比例说明美国与欧洲学术机构被置于更显赫的位置；第三，排名进一步呈现出这种差异：高排名期刊更可能仅接受英语投稿，并拥有更高比例的全球北方编委。作者据此认为，遵循全球北方学术规范的期刊更容易在现有声望体系中取得优势。作者指出，虽然Scopus宣称重视编委的国际化与多样性，但这种评价标准缺乏透明、量化的执行机制，实际影响力远不及基于引用数据的排名指标。

但研究也揭示了区域差异与抵抗的空间。拉丁美洲期刊依托SciELO、RedALyC、AmeliCA等平台，形成了学界所说的“混合出版模式”，一方面追求进入Scopus等全球数据库，另一方面保持开放获取、多语言和非营利编辑结构。西语和葡语读者群体的文化基础使这些期刊无需完全依赖英语即可获得区域性学术影响。中国的案例则呈现另一种路径，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科研产出大国，但多数成果仍发表于西方商业出版社的期刊，每年出版支出超过10亿美元。中国政府正通过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改革，试图减少对外国出版商的依赖并降低西方主导科学议程的影响。

在结论层面，作者强调，全球南方期刊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既要提升学术严谨性、国际可见度与声望，又要支持本土学术社群。从语言政策和地域定位来看，这些期刊总体上明显面向更广泛的国际读者；与此同时，不同期刊采取了差异化策略，在国际认可与本土服务之间持续寻求平衡。这种持续存在的张力构成了本文理解全球南方学术期刊发展策略的核心。

原文来源：Marques, F. P. J., Asuman, M., Sobel Cohen, M., Ekdale, B., & Ibrahim, A. (2026).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equalities and the Prestige Dilemma: Negotiat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Local Representation in Global South Journals. 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03(3), 798–825. https://doi.org/10.1177/1077699026143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