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规律，中国很可能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

为何说中国极有可能是人类文明中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这一判断的依据究竟是什么？

要理解这一命题，或许可以从一位长期扎根中国乡村、又深度参与全球南方合作的学者的治学与实践中寻找答案。

今年夏天，我前往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小村子，观摩了一场关于发展的社会实验，即一个自愿匮乏、交通不便、族群杂居的边缘村子，如何找到自己在当代社会的位置。

出发之前，我也读了一些报道，了解到诸如乡村振兴、精准扶贫这样的说法，但总的来说，大词很多，实操很少。直到真正踏进村子，才开始明白这些词汇、这些数据，落实到每一块田、每一户人家身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场实验的主导者，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教授和他的团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留学归国之后，李小云教授就长期从事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

他一边在大学里、在书斋里撰写论文，另一边也在田间地头与农民们一起种植粮食、盖建房屋。许多贫困村子在他的介入下重获新生，最知名的案例便是后来广为流传的云南河边村。

李小云也是国内最早关注NGO并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学者。在此过程中，他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发展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吸收，并结合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国的现实，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发展理论体系。

因此，他也常常被称作中国发展学之父。关于发展，我们今天其实时常感到许多迷思。

比如我们常常听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过去，当我们在谈论发展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仍然是GDP、指标、城镇化的速度之类的数据。

但在今天来谈论发展，它又有了许多不一样的内涵。研究生毕业以后，李小云本来是学农业科学的，属于自然科学。

随后，他有机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机构工作。在这样的机构工作，谈论的东西就是发展，讨论最多的就是城镇化、工业化。

那个阶段讨论劳动力转移，怎么支持农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去，怎么发展乡镇企业。所有这些东西，在他当时理解中就是发展。

他实际上是在这样一个阶段走入发展研究的，但那个时候并没有从学科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来讨论发展学，一直到他到欧洲学习，才发现欧美人也都在讨论发展，但他们讨论发展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讨论的是中国的发展、非洲的发展，很少听到欧洲的发展。

于是他明白了，发展是发达地区的那些搞学术、搞实践的人，来研究落后地区。那个时候八十年代，中国属于落后地区，当时中国的农业人口都在70%至80%以上，和今天有很大的差别。

像他这样的人到欧洲学习，和非洲人、印度尼西亚人、泰国人一样，都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的，学的是如何回去发展自己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实现发展，这叫发展研究或者发展学。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选择做这件事。他清楚地记得1997年、1998年时，从发展实践转向发展学科的时候，写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够在大学里设立发展研究课程。

那个时候讲农业大学的发展研究，大家不太懂，但农村发展大家都懂，就是把农村怎么发展起来。1998年，他在中国发起成立了第一所农村发展学院，这应该是我国高校里第一个发展研究的学院。

编的教材、培养学生的目标，都是按照西方欧洲的发展研究来的。这个阶段他称之为"盲目学习"——盲目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那些理论，什么性别发展、公民社会发展、援助与发展，真心实意、非常虔诚地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发达国家的技术。

今天看来，很多做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但这个学习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看来，哪些可能不一定正确呢？

回溯向发达国家学习的那个过程，他对发展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发展研究里边，比如追求经济增长、推动劳动力转移、城市化，这些被称为经典的现代化路径，是通用的。

中国的现代化一定也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共同特点。所以发展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对中国是适用的。

但是在实践里面，他会发现发展研究这个西方的理论，是这样一个东西：它确有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发展道路的线索，比如对市场的理解、对国家的理解、城市化工业化，但是很多是基于西方的经验，特别到了70年代以后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有很强烈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历史逻辑。

而发展研究本身还有一部分，在这进程里也吸取了相当多全球南方发展的经验。但是中国的特点不一样。第一个是政府的作用。

这个过程里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西方在发展里面很多对政府的理解，不管是有限政府还是对市场的理解，都存在诸多差异，不是细微的差异。

第二条，是对社会稳定、对民主的形式和形态的理解，对民主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与经典发展理论强调民主推动发展、特别是推动选举式民主的立场不同。

中国自身的实践，也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最典型的、亚洲南亚国家，现在都很清楚了，西方比较主导的一些概念、话语，与中国的实践本身是存在差异的。还有一点，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在发展的进程里解决三个问题。

一个是社会公平，这就是他一直在搞的扶贫。

第二，他经常用一个例子讲英国当年工业化：英国工业化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180年至200年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整个农村的人口都在逐步下降，但有一点，将近一百多年里，农民的工资和最底层的工资都是没有提升的，一百多年没有变化。

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早期的工业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剥夺下层、包括农民的利益作为资本积累来源的。

这是过去的历史，我们今天站在发达国家、英国、欧洲的这样一片土地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纠正了这个过程之后所形成的一个福利型国家、更加公平的状态。但它一百多年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今天不能说，中国的发展等了一百年以后，就要牺牲这一代人来实现一个资本积累，做不了这个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发展的过程里面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第三是环境问题。我们经常讲，今天所产生的碳排放，发达国家已经极大地产生过，我们不能说那我也来排放，等到那个时候再来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做不到的。

所以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高度压缩的情况下，要推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能够实现社会经济繁荣，实现环境的友好，同时能够让人民受益，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社会工程。

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中国今天的发展研究和当年西方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多数东西就不适用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自主发展知识体系所面对的问题。

他回忆，当年八十年代到欧洲去，坐在教室里听那些老师讲述发展的历程，所说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性别"和发展有关系吗？从来没听过。

什么是公民社会？也没听说过。觉得非常新鲜。

但是今天年轻人在讲发展的时候，有很多概念，首先就不会认为发展是一个模式了，首先就有很多批判的角度了。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时代了。

我们处在一个重建发展研究、发展理论的新阶段，已经不再是一个单向的发达和不发达的关系。今天全球的建构，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结构性关系，而是多重的、相互嵌入的、非常复杂的。

即便是全球南方内部，也有一定的结构关系；即便是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结构关系；发达国家也在面对发展问题，比如移民问题、环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所有曾经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已经开始在发达国家出现。

相反，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中国是最典型的，开始在技术上领先，AI、电动汽车等等，都在崛起。算法发展一直是全球化的问题。

今天的发展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发展，它是一个新的议题。今天来谈论发展，确实它包含的东西可能会更复杂。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确实实现了经济上、物质上的巨大增长，但今天如果再去跟年轻人交流，大家的感受可能又很复杂：一方面认为经济需要继续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会更加看重，个人个体的命运是不是能够从经济发展当中得到照顾，年轻人或者更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公平有没有被兼顾到。

比如中国的企业，高速发展、大量创新、市值不断增长，但如果另一方面对待自己员工的福利、对于社会的整体效应以及环境的效应没有做到应做的部分，那大家对它的感受也不会是单向度的正面。大家现在对于经济发展这件事所占据的优先级是有一定变化的。

另外，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对比，可能也没有像过去那么明显。

比如在欧洲前几年，气候行动、关于能源的转型其实是有一波高峰，但是后来随着疫情、随着俄乌战争，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绿色能源转型的成本开始需要让普通民众去负担，带来生活变得更贵了，所以也会产生一些民意上的反弹。

一方面欧洲的民众确实认可气候行动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对于自己越来越高涨的生活物价也会有一些抱怨。所以什么样的发展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更好的，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也在变得更复杂。

那么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在他看重的发展模式当中，一个健康的发展理想状况下应该是怎样的？当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不能兼顾，或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能兼顾时，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代，又应如何看待这中间所需要做出的取舍？

中国经过40多年的内养式市场的现代化，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群体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有一部分人非常后现代，还有一部分人非常追求现代，还有一些人处在前现代状态。

相对而言，欧洲社会和北美社会更加成熟，不同群体——年轻的、中年的、年长的——过去对环境保护、对性别问题、对很多问题，容易达成共识。而中国这个比较不容易达成共识，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些断层。

第二个还要注意到，这个变化一定伴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随着城市群体收入提升，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有更多的表达，容易形成比较强势的群体，来影响社会的观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观念上群体的不一样，在权力结构上，由于收入、经济各方面也不一样，影响力也不一样。这和他那个年代不一样，他那个年代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条心，全社会一门心思地去挣钱，大学生和农民是一样的，都是要去挣钱。

现在不是，诉求多样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凝聚不同群体的诉求，就得有一个理念。所以最近这十多年以来，国家提出了新的发展观。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要做这样的事情，富裕的群体、富裕的地区需要做出牺牲，不可能靠自愿来做，所以有帮扶计划，发达地区和发达省份帮扶欠发达地区，到现在就有大量的财政转移。

除了中央直接转移外，还有大量的地方之间的转移，还有群体之间的转移，民营企业也有帮扶实践。我们过去九十年代的时候经常没电，中国投资大量的能源解决能源问题，就可以用新的技术了，可以太阳能，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他和他的团队在非洲实践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在非洲种玉米、搞豆浆，把中国的石磨拿过来。

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们地方没有电，你做一个现代的豆浆机去做豆浆，没用，用不了。那么把中国的石磨拿过来，几家人一起把自己的豆子加工成豆浆，让小孩的营养就提升了，就有市场了。

一个豆浆一块钱，一个小孩学着营养，就比很多国际组织提供的非常贵重的东西要好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坚持的做法就是平行界最简单的技术，和非洲来分享，这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

平行学习就是我按照我的经验，然后你分享我曾经做过的事，你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回望文明史上的超级大国序列，从依靠蒸汽机崛起的英国，到吃到第二次科技革命红利的美国与苏联，每一次更迭都伴随着资源、科技与制度的全面跃升。

而中国的崛起，则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持续探索之上——从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爆炸式成长为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到河边村这样的边境山村实现户均收入七倍跃升，这个古老国度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重塑了自己的面貌。

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门类、庞大的技术人才储备和普及化的基础教育，这使得发展的上限远高于其他潜在竞争者。

随着全球化深入、产业分工定型，而成为超级大国所需的资源消耗又极为庞大，俄罗斯、加拿大受制于人口，印度受制于教育基础，硬性条件的失衡注定难以创造腾飞奇迹。人类科技发展越快，所需资源越多，这正是后发国家很难再成为超级大国的根本原因。

或许，除非人类走向深空、移民星际，否则按照历史规律，中国很可能就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