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这门生意

从民间祈福到帝王天命，一株嘉禾是怎样变成政治的

文｜钟崟

（清·郎世宁《聚瑞图》，172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元年（1723），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在清宫画了一幅《聚瑞图》。

一只青瓷弦纹瓶，插着并蒂莲、莲蓬和几穗谷子。没有龙凤，也没有神仙，乍看只是一幅雅致的花卉小品。可画家在右上角题了款，开头是：

“皇上御极元年。符瑞叠呈。”

题款接着记述，原野里长出了“分岐合颖之谷”，禁苑池中开出了“同心并蒂之莲”。画家奉命把它们画进瓶里，记下天地对新君的祥应。

几株庄稼和一朵花，就这样和皇帝的统治连在了一起。一株嘉禾，长在田里是农事；送进宫里，再经过一番解释，就可能成为政治。

这套逻辑在中国延续了两三千年。王莽凭金匮图策建新朝，武则天接受洛水宝图，宋真宗迎奉天书，嘉靖皇帝不断收到官员进献的灵芝与白鹿。与此同时，民间也喜爱祥瑞：嘉禾寄托丰收，灵芝象征长寿，龙凤寓意美满，被画在年画上，刻在铜镜上，装点在屋檐间。

同一种祥瑞，为什么在朝廷与民间的作用如此不同？当它能影响官员的升迁、君主的判断，甚至天下的归属时，又会带来什么？

一、“祥”与“瑞”

先看字。

《说文解字》：“祥，福也。”段玉裁注则补充，笼统地说，灾异也可称“祥”，分开来说，才专指好的征兆。“祥”最初只是征兆，吉凶是另一回事。

“瑞”的来历更有意思。《说文解字》：“瑞，以玉为信也。”这是一种信物：诸侯朝见天子，持什么玉，便是什么身份，有点像今天的证件。后来，这个证明人间身份的凭据，渐渐被用来证明天命。

凭据一旦涉及天命，就会引出一个问题：谁来发现，谁来进献，谁来解释？

观察征兆的传统很早。商王遇事占卜；到了西周，天命与德行的关系变得突出，周人解释商周更替时强调，天命不属于某一家族，君主失德，就可能失去天下。《尚书·洪范》把风雨寒暖与君主行为相联系，《礼记·中庸》则说：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到了汉代，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谶纬之说交织，麒麟、凤凰、白鹿、甘露、嘉禾、灵芝，都可能被赋予“德政昌明”“圣王出世”的含义。

这里要先分清三样东西。祥瑞，指被认为预示吉庆的现象，如嘉禾、甘露；符命，指宣称上天授予某人政治使命的凭证，如刻字的石头、藏在匣中的图策；谶言，则是以隐晦文字暗示未来的预言。三者常常缠在一起，分量却不同：一株嘉禾可以只是对丰收的祝愿，一块刻着帝王姓名的石头，就是改朝换代的证据了。

二、王莽：天帝的任命书

（王莽时期货币“大泉五十”）

若论以符命为政权更替建立系统论证，王莽留下的记录尤其丰富。

公元8年岁末，王莽称帝前夕，一个叫哀章的人抱着铜匮来到长安高庙。匮中有两份图策，称天帝与汉高祖已将天命交给王莽，并开列了十一名辅佐大臣。其中八人是王莽现成的班底，另两个名字叫“王兴”“王盛”，最后一个，是哀章自己。

天命的人事安排表，顺手把自己也安排了进去。

王莽接受了。哀章做了国将，封美新公。

“王兴”“王盛”这两个名字，是哀章为凑齐名单写下的，图策并未指明是谁。王莽却认真起来，派人按姓名去找，找到十余名同名者，又经卜相，选出两人授以高官。王兴原是城门令史，王盛以卖饼为生，二人因此做了将军，其余同名者也都授了郎官。

一份人为制作的天命名单，经朝廷认可，改变了十几个人的命运。

王莽称帝后，又向天下颁布《符命》四十二篇：德祥五篇，符命二十五篇，福应十二篇。黄龙、怪石、神井、金匮，连雌鸡化雄也收了进去。祥瑞至此成了由国家编纂、解释和传播的政治材料。

接下来就是风气了。《汉书》记载，许多人竞相制作符命，希望借此封侯。没有作符命的人，还要被人取笑：

“独无天帝除书乎？”

难道天帝还没有给你下任命书？

甄寻的遭遇更说明问题。他先造符命，称新朝当仿周制设两伯，让父亲甄丰任右伯，王莽照办。第一次得手，他又造一道，称汉平帝的皇后、王莽的女儿应嫁给自己。这回触到了王莽的底线：甄寻被追捕，甄丰自杀，案子越牵越大，数百人因此丧命。

同一个人，同一种手艺，前一次得官，后一次招祸。差别只在于，符命有没有碰到皇权自身的利益。符命有多大效力，终究取决于人间的权力。

后来制作符命的人实在太多，连王莽也觉得不妥。司命陈崇指出，这等于给奸臣开了谋利之门，王莽便下令查验，未经官方认可者交付法办。

符命帮他登上帝位，又催生出争相造天命的风气，最后他不得不亲自出来收拾。这里藏着祥瑞政治的一个内在矛盾：

当进献祥瑞能换取官爵，制造祥瑞就有了利益动机；至于真假，反倒退到了次要位置。

三、两个刘秀

王莽之后建立东汉的刘秀，名字也与祥瑞有关。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末尾的史臣论述说，刘秀出生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父亲刘钦时任济阳县令。生他的那夜，室中有赤光，请占卜者王长来看，王长屏退旁人，说是难以明言的吉兆。同年县境又生嘉禾，一茎九穗，孩子因此取名为“秀”。

“秀”本义是禾谷抽穗。《论语》里“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说的就是这个。农业社会里，谷物抽穗意味着收成有望，嘉禾容易被赋予吉兆的含义，与此有关。至于九穗嘉禾的故事是否确有其事，今天已无从独立证实。它保存在后世的帝王受命叙事中，我们读到时，不妨多留一分心。

另有一个巧合：王莽的国师刘歆，也曾改名“刘秀”。

《后汉书·邓晨传》记载，王莽末年，刘秀与姐夫邓晨等人在宛城聚会，熟悉图谶的蔡少公说：

“刘秀当为天子。”

在座者先想到国师刘秀，我们这位刘秀却笑着说：

“何用知非仆耶？”

凭什么就不是我？满座大笑，只有邓晨暗自高兴。

一句预言，指向两个同名之人。谁是真正的“刘秀”，光靠文字说不清，得等结果出来，再由人去解释。

后来登上帝位的是南阳的刘秀。他同样用了符命。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准备称帝，旧日同学强华自关中带来《赤伏符》，其中写道：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群臣据此劝进，刘秀在鄗地即位。

王莽用金匮图策说汉室气数已尽，刘秀用《赤伏符》说汉室重新受命。两人立场相反，用的却是同一种语言。

四、官制里的祥瑞，传统里的怀疑

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符瑞继续被用来论证正统。沈约修《宋书》，专设《符瑞志》。到了唐代，祥瑞进了官制：礼部管理，瑞物分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四等，大瑞一出，百官入朝称贺。

武则天称帝前，有洛水宝图。公元688年，朝廷收到一块自称出于洛水的瑞石，上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石为武承嗣所造，由唐同泰进献。武则天受图、行礼，两年后称帝。

但同一个唐代，也出了最清醒的批评。柳宗元《贞符》说：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唐文宗更以皇帝的身份颁布《禁奏祥瑞诏》，提出“以人和年丰为上瑞”，并要求停止相关奏报与仪式。

皇帝亲自下令别报祥瑞，这在历史上不多见。可见祥瑞政治里，怀疑本身也是一条悠久的传统。

五、祥瑞多了，是福是祸？

帝王重视祥瑞，并不必然带来坏结果。

汉宣帝先后以神爵、五凤、甘露、黄龙为年号。甘露二年（前52年）正月，他以凤凰、甘露降集等吉兆为由下诏，大赦天下，“减民算三十”，赐民爵一级，并赏赐鳏寡孤独及高年者布帛。这里的“减民算三十”，是减轻按人口征收的算赋，并非免除田租。甘露三年（前51年），新蔡报告有凤凰聚集，宣帝再下诏，赏赐汝南太守及地方官员、三老孝悌力田等，诏中写道：

“赐民爵二级。毋出今年租。”

在这里，祥瑞是皇帝施恩的由头。对得了赦免、免了租税的人来说，这个祥瑞是实实在在的。

问题出在它变成“奖励对象”的时候。

明代嘉靖年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献芝》记载，官员进献白鹿、白兔、白雁，后来又以灵芝最受重视。嘉靖三十七年（1558），陕西鄠县人王金献上一座“芝山”，计灵芝一百八十一本，名为“仙应万年芝”，皇帝大悦，赏赐金帛。同年冬天，礼部汇总各地所献灵芝，共一千八百零四本，嘉靖却嫌直径一尺以上的太少，要求继续寻找。

一千八百多本灵芝，皇帝还嫌不够大。地方官该往上报什么，不难揣摩。

王莽与嘉靖相隔千年，政治环境也大不相同，但有一点相似：最高统治者对某类事物表现出强烈兴趣，臣下就有了迎合的动机。有人可能刻意寻找、夸大，甚至伪造；官员的注意力也可能从政务转向“皇帝喜欢的东西”。

更深一层的风险在于信息。祥瑞越报越多，朝廷听到的好消息也越来越多。至于灾情、饥荒这些不讨喜的消息，还能不能同样及时地送到皇帝面前，就得打一个问号了。

宋真宗的天书，可以放在这个背景下看。公元1008年，宋真宗迎奉所谓天书，改元“大中祥符”，当年封禅泰山。学界常把这件事与澶渊之盟后宋朝的政治环境、真宗巩固威望的需求联系起来。天书能够动员大量官员与礼仪资源，足见祥瑞的象征力量；但这种力量代替不了治理。

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祥瑞》中留下一条冷静的观察：许多所谓祥瑞，出现在危乱之世。他举五代前蜀为例：凤凰、黄龙、白鹿、甘露、嘉禾接连上报，前蜀仍于公元925年灭亡。

当然，不能反过来说祥瑞多就会亡国，那是另一种迷信。王朝的衰亡有复杂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原因。这些例子只能说明：祥瑞的多少，与治理的好坏之间，没有可靠的对应关系。

六、民间的祥瑞，是另一回事

（东汉“长宜子孙”连弧纹铜镜，深圳博物馆藏。）

民间对祥瑞的喜爱，有更踏实的生活基础。

农业社会里，雨雪合不合时，禾苗抽不抽穗，果实结得满不满，都是口粮问题。深圳博物馆藏有一面东汉“长宜子孙”连弧纹铜镜，铭文还有“生如山石，不知老兮”。汉代瓦当上常见“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山东嘉祥的武氏祠石刻里，神仙与瑞兽满满当当。这些器物与石刻的主人未必都是平民，但足以说明，吉祥观念早就存在于宫廷之外的生活与礼俗中。

明清以后，蝙蝠（福）、鱼（余）、石榴（多子）、松鹤（长寿）、牡丹（富贵）进入年画、瓷器、织绣和家具。这套象征系统并非由宫廷单向传下，农耕习俗、祖先信仰、宗教传统与日常生活都参与了它的形成，宫廷与民间长期相互影响。

后来，人们在年画上绘制龙凤，更多是表达对婚姻美满的祝愿，并不需要真的等来一对龙凤；当然，民间也不乏对神异征兆的真实信仰，皇帝也未必都是出于政治算计才相信祥瑞。

所以分界线不在“信不信”，而在这个吉祥信念有没有被赋予影响公共权力与现实决策的能力。年画上画一只寿桃，没人受害；朝廷把寿桃当政绩，事情就不一样了。

（汉代“长乐未央”瓦当，国立历史博物馆藏）

七、画外的丰年

再回头看《聚瑞图》。

题款把眼前的谷穗与莲花，直接说成了新君即位的符瑞。植物也许确有特别的形态，画家也可以如实画下；但从“看见一种罕见的植物”，到“证明新皇帝受天命眷顾”，中间隔着一层完全由人作出的解释。我们很容易把“所见”与“对所见的解释”混为一谈，而祥瑞政治，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生长起来的。

柳宗元把标准放在仁德，唐文宗放在人和年丰，周密则从历代兴亡里怀疑祥瑞的可靠。这条线索指向同一个判断：天下好不好，要看生活在其中的人。

祥瑞作为文化符号，自有它的审美与情感价值。至于它能不能证明天下太平，历史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疑问。

禾苗抽了穗，未必结实；朝廷得了嘉禾，百姓也未必吃得饱。

画里的谷穗，是一种美好的象征。

真正的丰年，还要到画外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