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0月6日傍晚，中南海内，姚文元拿着一份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会议通知，反复看了几遍。纸面上的字并不多，却让他迟迟没有动身。那场看似普通的会议，实际上已经成为决定他政治命运的最后一道门槛。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中央政治局内部的矛盾迅速集中。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判断，必须尽快控制局面，不能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继续借助既有职务调动力量。
行动需要极强的保密性。参与人员不能过多，信息也不能提前泄露。10月6日，华国锋等人先后采取措施，将王洪文、张春桥控制住，随后把目标转向姚文元。问题在于，姚文元比其他人多了一层警觉。
他接到的通知要求参加怀仁堂会议，王洪文、张春桥也在出席名单中，而姚文元的身份是“列席”。通知涉及毛泽东著作等事项，表面上合乎政治局会议的安排，却没有说明更多背景。
第一处不寻常，便是会议规格。按照当时的惯例，怀仁堂举行的这类重要会议，主要由政治局常委参加。姚文元虽然过去曾列席过部分会议，但这一次使用的是正式通知，程序显得格外郑重。
第二处不寻常，是地点与人数之间的反差。通知所列人员并不多，却把地点安排在怀仁堂。姚文元心里明白，这样的场所通常用于重要会议，若只是讨论一般事务，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安排。
他曾向身边工作人员流露疑问：“我不是常委，为什么要正式通知我？”工作人员认为，常委职位存在空缺，会议或许会讨论人事问题。这个解释并非毫无道理，恰好迎合了姚文元心中的政治期待。
姚文元没有立即放心，而是赶去找张春桥。见面后，他把两点疑虑说了出来。张春桥没有表现出紧张，只是告诉他：“通知既然写明列席，就按通知去，不必多想。”同时，张春桥还以审议毛泽东著作的惯例作解释。
这番话暂时打消了姚文元的顾虑。不得不说，政治上的上升念头在关键时刻影响了他的判断。倘若他坚持不去，或者临时改变行程，原本周密的抓捕安排就可能出现变数。
当晚临近八点，姚文元乘车前往怀仁堂。他大约提前二十分钟出发，抵达后没有被直接带入会场，而是由警卫引到东侧休息厅。这个安排在他看来并不奇怪，因为自己只是列席人员。
然而，等待他的并不是会议。刚进入休息厅，行动人员便控制住他的双臂，并当场宣布采取拘捕措施。姚文元没有长时间反抗，很快明白自己已经落入了提前布置的行动之中。汪东兴后来看到相关口供，曾感叹这次行动险些因一个细节出现意外。
姚文元被控制后，先被秘密看管，之后与其他成员一同关押在秦城监狱。审查初期，他的态度并不等于真正认错。与有些人直接拒绝交代不同，姚文元显得较为配合，回答问题也比较克制，但在关键责任上往往把自己说成单纯执行者。
这一点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事上表现得很明显。文章发表后，姚文元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也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舆论信号。面对审查，他却多次强调文章是在江青、张春桥影响下完成，试图淡化自己的主动作用。
审查人员没有停留在口头争辩上，而是调取了他的日记和相关材料。文字是他亲自留下的，时间、行踪以及与他人的接触，都能够相互印证。证据摆在面前后，姚文元才逐步承认自己在相关事件中的责任。
关于1976年10月6日，他后来承认，自己当时确实察觉到会议规格和地点有异常，只是张春桥的解释，加上对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期待，使他最终选择前往怀仁堂。一个人的判断，就这样被两种力量牵引：一边是疑虑，一边是权力欲望。
1981年1月，特别法庭对相关案件作出判决。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从1976年10月起计算。此后，他在秦城监狱服刑，家属探视等安排也逐步恢复，生活条件相对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
1996年10月，姚文元刑满出狱，时年六十五岁。妻子已在此前去世，女儿到监狱接他，随后陪同他前往上海。出狱后的姚文元很少公开露面，也没有再回到原来的政治生活中。
在上海生活期间，他曾提出撰写回忆录。有关方面起初没有同意，原因在于那段历史涉及众多重要人物和复杂问题，材料必须经过审查。姚文元没有放弃，仍将自己的经历和记忆整理成文字，后来经过审阅，部分内容得以保存。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逝。按照家属安排，他被葬入妻子的墓中，墓碑没有刻写他的名字。那块墓碑只留下了与妻子有关的文字，而他在政治风暴中的身份，则被留在了已经尘封的档案与判决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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