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上海老人病逝, 同居18年的保姆老伴直到他过世, 才知

自己被骗了

周老师咽气的那一刻，我正攥着他冰凉的手，他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像要把我这张脸刻进骨子里去。我哭着喊“老周，老周”，他的嘴唇动了几下，却一个字也没吐出来，就那么闭上了眼。我整个人瘫在病床前，哭得差点背过气。十八年，这十八年我一心一意服侍他，把他当丈夫当亲人，直到他咽了气，我才知道，自己被他骗了整整十八年。

我叫刘芳，安徽人，男人死得早，儿子在深圳电子厂打工。五十岁那年，村里一个姐妹说上海有户人家要找保姆，一个月八百块，包吃包住。我心想儿子娶媳妇还差钱，就咬咬牙买了张硬座火车票，到了上海。中介把我领到静安区一栋老工房，说雇主姓周，是退休教师，老伴去世好几年，儿女都在国外。我上楼敲门，门一开，一个戴老花镜、穿蓝衬衫的老头站在门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着倒比实际岁数年轻。他上下打量我一眼，客气地说：“刘姐吧？进来坐。”我一进门，差点没被屋里的酸味熏出来——饭桌上堆着没洗的碗，垃圾桶里的泡面盒快漫出来，沙发上全是报纸和药瓶。我也不等他多说，放下包就挽起袖子干起来。厨房的油垢厚得能刮下一层，马桶黄得像上过釉，我整整擦了三天，才把屋子收拾出人样。第四天，我给他炖了一锅红烧排骨。他吃了一口，筷子停在半空，半晌没说话。我问他是不是不好吃，他摇摇头，抬起头时眼眶红了，说：“刘姐，三年了，我终于吃上一顿家里的饭菜了。”就这么一句话，让我心里发酸，我就留了下来。

那是2005年的事。周老师那年五十八，我五十。他待我客气，从不对我吆五喝六，每个月按时发工资，还总说“刘姐辛苦了”。慢慢地，邻居们开始打趣，说你们俩一男一女过日子，干脆搭伙算了。我脸红了，心里却像被春风吹过，痒痒的。周老师也不反驳，只是笑，看我一眼。到了第三年夏天，一个傍晚，他拎着一只烤鸭回来，坐到我面前，难得地紧张，咳嗽了好几声才说：“刘姐，你看我年纪大了，身边没个人照应，你也孤零零的。咱们要是能搬到一起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你放心，我不是让你白跟着，这套房子，将来肯定有你的份。我会写遗嘱，把房子留给你。”我正择菜，手一抖，一把韭菜掉在地上。我虽然知道上海房子值钱，但更让我动心的，是他那句“有你的份”——这说明他真把我当自己人了。我低头想了半天，说：“我不图你房子，就是看你孤苦。”他笑了，当天晚上，我搬进了他的卧室，从此成了他的“老伴”。

可我想领证，他却总推。头一年我说去登记，他说：“阿芳，咱都一把年纪了，领证让人笑话，再说我儿女要是知道了，非得闹腾。”我说：“那告诉孩子们？”他拉住我的手：“再等等，等他们回来我好好说。”可等了三年，孩子们回来，他一个字没提。我又说，他就叹气：“我户口本找不着了。”后来干脆说：“阿芳，我都写遗嘱了，比结婚证还顶用，你还怕啥？”我还能说什么？那时候我死心塌地信他，觉得一个教书先生，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真正让我放心的，是他拿给我看“遗嘱”的那天。那是搭伙第五年，一个下午，他从床底下拖出一只铁盒，里面放着房产证、存折、户口本，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他打开纸，上面写着：“本人周某某，百年之后，名下房产归刘芳所有。”下面签名，按了红手印。他把纸递到我眼前，一字一句念给我听，然后锁回铁盒，说：“阿芳，你亲眼看着，这遗嘱我收好了，等我走了，谁也抢不走。”我激动得直搓手，从那以后，我再没提领证，也再没要过工资。我心想，我都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还要工资干什么？他每月的退休金六七十，家里开销用不完，剩下的他说攒着，以后也都是我的。

就这么过了十几年。我每天早起给他冲鸡蛋茶，晚上给他烧洗脚水。他爱在阳台上看报，我就在旁边择菜。去公园遛弯，他逢人就说“这是我老伴”，我听着心里比蜜还甜。他女儿隔一两年从国外回来一趟，看我的眼神总带着挑剔，有一回还当着我面说：“爸，你别老糊涂了，房子可不能给外人。”周老师拍了桌子，当场吼道：“什么叫外人？阿芳照顾我这么多年，她不是外人！”他女儿气得摔门而去，我在厨房偷偷抹泪，他走进来从后面抱住我，说：“阿芳，别怕，房子我早写好了，她们抢不走。”我那时傻，觉得他为我得罪了女儿，真是把我当心头肉。

可我心里也有过疙瘩。有一回他儿子打电话回来，我在客厅擦桌子，听见他在卧室里说：“爸心里有数，孙子结婚得有地方住，那个保姆，我自有安排。”他声音压得很低，可我还是听见了。“那个保姆”——他居然在儿女面前这么叫我。我手里的抹布滴着水，心像被人攥了一下。等他出来，我强笑着问：“老周，你跟儿子说咱们的事了？”他愣了一下，说：“说什么？哦，孩子问家里好不好，我说好。”他脸上没什么异样，我就把那句话咽了下去，告诉自己听岔了。现在想想，那时候我就该醒的，可我没有，因为我舍不得这十几年的感情，更舍不得他许诺的那套房。

去年冬天，他瘦得厉害，我带他去医院查，肺癌晚期。我拿着报告单蹲在医院楼梯间哭了一场。他的儿女飞回来，在病房里跟医生商量化疗，没有一个人问我一句。我白天黑夜守着他，喂饭擦身，接屎接尿，他儿女嫌脏，躲在外面抽烟。他瘦得脱了形，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阿芳，你等我好了，咱们去把证领了。”我哭着点头，说好。可他已经好不起来了。临终前三天，他忽然清醒了一小会儿，凑到我耳边说：“阿芳，床底下那个红皮箱，你带回家……夹层里有给你的东西……”我使劲点头，说我知道，你好好歇着。他又说：“阿芳，你恨我吗？”我擦着泪说：“不恨，我等你好了跟你领证。”他听了，眼角滚下一滴泪，闭上眼，再没说话。

他走的那天，我哭得站不住，一半是舍不得，一半是想着他总算答应领证了，那房子的事也落实了。可他的丧事办完，他女儿打来电话，让我过去“听遗嘱”。我换了件素净的衣裳，还特意梳好了头发，心想可不能让人家看轻了。到了那间我住了十八年的屋子，他儿子、女儿、孙子都坐着，旁边还有个戴金丝眼镜的律师。律师从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念道：“本人周某某，兹立遗嘱如下：名下房产由儿子周斌、女儿周芳共同继承；其余存款归孙辈；另赠保姆刘芳女士五万元，感谢多年照料。”我耳朵里嗡的一声，像有台风刮过去。我抢过那份遗嘱看，上面有周老师的签名、指纹、日期，还有公证处的红章。日期是三年前——那正是他给我看完“手写遗嘱”之后没多久，背着我偷偷去公证的。

我攥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不可能，老周说过房子给我的，他还给我看过遗书！”他女儿冷笑一声：“刘阿姨，你醒醒吧。那张破纸算什么？没有公证，没有见证人，法律上就是废纸一张。我爸早就公证了遗嘱，怕的就是被你蒙了！”他儿子也跟着说：“你照顾我爸，我们谢谢你，五万块够你辛苦了。房子是我们周家的，你这两天就搬走吧。”我张着嘴，一个字说不出来，只觉得天旋地转。我伺候他十八年，从一个五十岁的女人伺候到六十八岁，到头来在人家父子眼里，我还是那个“保姆”，一个只值五万的保姆。

那晚上，我一夜没合眼，坐在客厅里看着周老师的遗像，恨得牙根痒。我恨他骗我，更恨我自己傻。天快亮的时候，我起身收拾东西，这才想起他临终前说的红皮箱。那只红色皮箱是当年我带来的，一直放在床底下，他什么时候往里面放过东西？我拖出皮箱，打开，翻了个底朝天也没看见什么夹层。直到我拎起箱子，才觉得底布下面鼓鼓的。我剪开那道缝，里面塞着一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用圆珠笔写着“阿芳亲启”。我拆开，里面一张信纸，一张银行卡。

信纸皱巴巴的，像是被攥过很多回。上面是他的字，歪歪扭扭：

“阿芳，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对不起。房子的事，我骗了你。那套房子是我前妻留下的，儿子从小在那长大，我答应过她，房子要留给孩子们。我不能背誓。可我又不能让你白跟我这十八年。你每月的工资，其实我都记账着，从八百涨到一千二，十八年该有二十来万。我没敢给你，怕给了你，你就把自己当保姆，不肯当我的老伴了。我从退休金里另抠出一笔钱，每个月四千，用你的名字存着，密码是你生日。连本带息，大概八十多万。你拿着钱，回老家买个房子，好好过日子。我知道你恨我，可我没别的办法。房子给了孩子，钱给了你，我两头对不住，但也只能这样了。”

我握着信，哭得蹲在了地上。原来他早就知道对不起我，所以才偷偷攒这笔钱。他骗了我，又用这八十万来赎他自己。可他能赔我钱，能赔我十八年感情和青春吗？他临终前问我恨不恨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怕我恨，又盼我别恨。我坐在空荡荡的屋里，从清晨哭到中午，后来把他的遗像从墙上摘下来，擦了擦灰，装进箱子带走了。

我没再跟他儿女争。房子是他们的，钱是我的，这是老周给自己的良心安排好的结局。我拿着那八十万，五万块也取了，买了回安徽的火车票。临走那天，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老公房，三楼窗户上挂着的窗帘还是我十八年前亲手挑的蓝底白花，现在旧得发白了。那曾是我当成家的地方，其实从来就不是我的家。

回到老家，我在县城用那笔钱买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早点铺。每天凌晨三点起来揉面，蒸包子，忙到中午歇口气。儿子来看我，劝我别这么辛苦，说可以跟我一起过。我说不用，妈现在只信自己挣的钱。他问我恨不恨周老师，我说不清。说实话，恨过，恨得整夜睡不着。可后来想开了，他毕竟没让我老无所依，那八十万，是他能给的最后一分“良心”。只是这良心里，藏着一个男人一辈子的私心。

现在我也六十八了，一个人守着早点铺，日子平淡，心里踏实。偶尔夜里想起他，想起他最后那张干瘦的脸，想起他说“阿芳，你恨我吗”。我想告诉他，我不恨了，但也不再信了。人这一生，最怕的不是穷，是别人给你画一张大饼，你把它当成真日子过了。女人啊，千万别学我，别把后半辈子押在一句空口承诺上。真要有个名分，就得去领那张纸；真要给你房子，就让他当场去过户。其余的，听着再甜，都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