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史诗 泰山回响丨肥城籍红军乔明增：另一个“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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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泰安日报）

桂北群山雾气氤氲，秋雨如丝。在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镇玉溪村塘尾巴屯，苍劲的老樟树静立村口，仿佛还在守望着9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

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

“乔明增，山东肥城人，湘江战役后奉命留在桂北，负责收容安置受伤和失散的红军战士……”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里，红色讲解员伍荣花指着展板和信件，向参观者讲述肥城籍红军乔明增另一个“长征”的故事。

血战湘江后的隐秘使命

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内的红军烈士纪念碑。

乔明增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据历史文化战略专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特聘教授陈宇考证，当时，乔明增是红五军团参谋部高级参谋，是军团收容队的主要负责人，由于红五军团负责殿后阻击任务，这个收容队也相当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收容队。

等中央纵队和主力全部渡过湘江后，乔明增和殿后的红三十四师已无法突围过江，危急时刻，他接到中革军委及军团指令，任命他为收容师师长，留在本地收容安置受伤和失散的红军，并分拨给他六担银元和三担枪。受命后，他马上把银元、枪支就近掩埋起来，和两个警卫员化装成乞丐潜伏下来。

有一次，他们被搜山的敌人包围，乔明增跳崖突围，遇到了正在田里干活的村民文永遂。乔明增说自己是红军挑夫，想寻求保护，文永遂便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他带到家中。乔明增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这是一户老实可靠的人家，便向文家表明了身份。

彼时，文永遂还不知道，这位红军干部来自千里之外的山东肥城。乔明增，1913年12月10日生于肥城市老城街道乔庄村。1928年6月，乔明增高中毕业，准备考取泰安师范学堂，在肥城县城遇到了北伐军，具有进步思想的乔明增参加军队，随部队到了南方。1931年上半年，他给家里来了一封短信，说他现在在福建，还当了旅参谋长，让父母放心。1931年12月14日，乔明增所在部队发动宁都起义，被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乔明增此时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塘尾巴屯的15个月

塘尾巴屯位于湘桂交界处，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镇东南，村里不足百户人家。文永遂世代在此耕作，他的大儿媳翟寿菊、二儿子文亚星、三儿子文赤星至今仍深刻记着乔明增的故事。

文市镇玉溪村航拍。

“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乔明增居住过的地方，他和我们家人一起生活了15个月。”文赤星今年已70岁，提起“乔明增”这个名字，老人眼中依然有光。

在文市镇玉溪村，文永遂的三儿子文赤星指着村里的展板向记者讲述乔明增的故事。

今年2月，中共崇左市委党校副校长曾到塘尾巴屯调研，翟寿菊回忆，文永遂把乔明增接回家后，给他换了衣服，用草药治疗伤口。乔明增养好伤后立刻投入收容工作，每天鸡刚叫头遍，他就带着文永遂悄悄出门，大范围寻找受伤和掉队的红军，途中还掩埋了一些遇难红军的尸体，两人经常带着一身泥土，深更半夜才回来。

文市镇玉溪村有关乔明增的展板。

两三个月以后，失散红军日渐稀少，乔明增一边继续搜寻失散红军，一边和本地老乡一起下田劳动，闲暇时宣传革命思想、教授文化知识。文赤星带记者来到村子东北角，指着一大片地说：“这就是乔明增开垦的荒地，当时他种了耐旱的荞麦、玉米和红薯。他会种地又有文化，当年就有个好收成。”文赤星说，村民将这块地称为“乔明地”，与桂北方言中的“荞麦地”同音，现在，这块地也成了当地红色教育基地。

在文市镇玉溪村，文永遂的三儿子文赤星向记者介绍明增地的具体位置。

文市镇玉溪村乔明增当年和村民一起开垦的明增地。

直至今天，洪水箐村仍流传着一首民谣：“六担银元三担枪，红军师长埋宝藏。”1936年初春，桂北闹起春荒，当地村民流传说：“文市大山里住着一个红军大官，藏有银元。”附近村民纷纷来打听，让他挖出一些银元救急。面对灾荒和村民，乔明增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挖出一部分银元。消息传出后，很多村民偷偷跟着他，乔明增担心会惊动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以记不清埋在什么地方为由，拒绝了村民要求，也因此招来质疑。

徒步1600公里归乡抗日

1936年3月前后，由于担心红军身份暴露连累文家，同时也为了寻找部队下落，乔明增决定离开灌阳，返回山东。

临行前，文家将仅有的2斤糯米炒熟，让他带回山东给老娘尝尝鲜，还送给他3块三七。“2斤糯米，在灾荒之年是救命的口粮！”伍荣花动情地说，“足以证明，乔明增与文永遂建立起深厚的鱼水情。”乔明增离开时，也悄悄给文家留下3块银元和1条军用毛毯。

身无分文的乔明增踏上了返家路途，他要着饭，一路绕道山区小路，历经7个多月，徒步1600公里，终于在1936年10月回到了肥城老家。

乔明增的侄子乔云山回忆，奶奶经常讲起乔明增回家时的场景——他戴个破草帽，拄一根棍子，挎个破篮子，踉踉跄跄地走进了离别8年的家门，蓬头垢面、又黑又瘦，整个人都脱了形，连父母都要认不出来了。每当讲到此处，乔云山的奶奶都会掩面而泣。

1938年1月1日，日军侵入肥城。同年2月15日，乔明增毅然告别父母、妻子和刚满3个月的儿子，奔赴抗日战场，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清抗日游击大队（支队）。他出于各种考虑没有公开自己的红军经历和职务，选择了重新入党，从头做起。因才华出众、军政素质过硬、作战机智勇敢，乔明增很快被提拔为班长、排长、中队长、连指导员。1940年7月16日，在河南范县吴桥战斗中，乔明增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随着乔明增的牺牲，“六担银元三担枪”的埋藏地点也成了不解之谜。陈宇在《寻找湘江战役流散红军乔明增的考察报告》中考证，国民党军、地方政府人员、附近村民甚至专业地质队等，先后到洪水箐寻找银元，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点评道，乔明增虽身处绝境、流落民间，但深知公家银元是党和革命的财产，所以没有私占。他宁愿沿街乞讨7个多月，徒步千里返回山东老家，也没挖一个银元用作回家的路费，始终恪守共产党人的廉洁底线。后来，乔明增重返革命队伍、投身抗日，最终为国捐躯，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操守。

两家人跨越时空的深情

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里，珍藏着3封泛黄的信件，这是乔文两家保持深厚感情的纽带与见证。

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内展出的两家来往信件。

1936年10月，乔明增刚回到家时就给文永遂写信报了平安，并特别解释了没挖出银元的理由。据文家后代回忆，回信大概的意思是：这些银元是用于革命事业的，我们个人不能拿，拿了就是犯罪，对你们也不利，你们拿了就会买地成为新的地主，就会转变成革命的对象，也就害了你们，等革命成功了，我们共同把这些银元交给上级党组织。

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内展出的两家来往信件。

之后两家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一直持续到1938年2月，乔明增再次奔赴抗日战场后，地址不再固定，双方中断了联系。

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内展出的两家来往信件。

1960年，文永遂根据此前的地址，再次试着给乔家写信。乔明增的母亲通过来信得知文家的困难后，带领子女节衣缩食，筹集了174斤全国通用粮票和75元钱，千里驰援。乔家存有文永遂来信3封，其中就有这封信件。目前，信件已交至肥城市档案馆保存。

乔云山记得，1975年，姑家表哥赴南宁，父亲和四伯专门托他绕道灌阳，代向文家致谢。“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一路费尽周折。”乔云山回忆道。

因为此次拜访，文永遂与乔明增的6个弟弟建立了书信联系。现珍藏于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的3封信件，是1975年底到1976年初乔明增的二弟、三弟和七弟写给文永遂的书信，其他兄弟的去信文家遗憾丢失。

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红军军帽造型的建筑。

去年6月，得知肥城党史部门工作人员要赴灌阳调研，乔云山尽管当时身体不好，仍坚持随队跨越千里来到塘尾巴屯，探访伯父当年战斗的地方。“时隔91年，乔文两家的手又紧紧握在了一起，我们相对而视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文家人的陪伴下，乔云山来到村东北的“乔明地”，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包土——那是他特意从乔明增墓上带来的土，轻轻撒进这片伯父开垦过的土地。乔云山说：“这包土表达了伯父对在湘江战役中牺牲战友的思念，更代表伯父、代表乔家、代表伯父战友，表达了对舍生忘死、救助红军的桂北人民的感恩之情。”乔云山也从“乔明地”里取走一包土，带回老家撒到了伯父的墓地。临别前，他还为文家留下2000元钱。

90年的时光倏然而逝，塘尾巴屯村口的老樟树依然枝繁叶茂，“乔明地”里的果树依然茁壮成长。穿越历史云烟，乔明增的事迹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乔明增的名字也正变得越来越响亮。

从山东肥城到广西灌阳，从湘江水畔到大峰山峦，乔明增虽然没有走在长征队伍里，却用27岁的短暂生命走完了一条信仰的长征路。他没有带走一块银元，却留下了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