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阿姨相亲当天就同居，第二天起床连对方姓名都不知道

55岁阿姨相亲当天就同居，第二天起床连对方姓名都不知道

周玉芬把手机扣在餐桌上，屏幕还亮着，女儿刚发来一条语音，她没点开也知道说的是什么。无非是问那个叔叔怎么样，人老不老实，家里什么情况，退休金多少。女儿每回都问这些，问完还要补一句“妈你自己拿主意，我就是不放心”。

不放心三个字，周玉芬听了十年了。

丈夫走的那年她四十五，女儿刚上高一。她一个人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又看着女儿嫁了人，在省城安了家。女儿每个月打两次电话，隔三差五寄东西回来，钙片、阿胶、按摩仪，堆在柜子里吃不完用不完。可电话里说来说去就那些话，吃了吗，睡得好吗，别舍不得花钱。说完了就冷场，两头都攥着手机不知道还能聊什么。

周玉芬退休前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干了二十多年，落了一身毛病。腰疼起来直不起来，膝盖一到阴天就发酸。她一个人住着两室一厅的老房子，早上五点半醒，晚上八点睡，中间这十四个小时怎么打发，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去公园跟人学过太极，去了三次就不去了，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她夹在中间像个多余的人。她也去过老年活动中心，打牌的人嫌她出牌慢，跳舞的人嫌她步子跟不上。后来她就不去了，在家看电视，从早间新闻看到晚间剧场，中间插播广告的时候就盯着窗外发呆。

邻居张大姐来串门，说给她介绍个对象。周玉芬摆手，说都这把年纪了还找什么找，让人笑话。张大姐说笑话什么，现在老年人找伴儿多正常，你一个人守着空房子，哪天摔了都没人知道。周玉芬嘴上说不用不用，心里却动了一下。她想起上个月有天夜里胃疼，疼得满头汗，自己摸黑找药，手抖得拧不开瓶盖。那时候她确实想过，要是身边有个人就好了。

相亲安排在人民公园旁边的茶楼，张大姐陪着去的。

对方姓什么来着，张大姐在电话里说了，周玉芬没记住。她只记得张大姐说“人老实，退休金够花，儿女都成家了”。她那天早上翻了三遍衣柜，最后穿了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用夹子别得整整齐齐，出门前还抹了点女儿买的润唇膏。到了茶楼二楼，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男人，头发花白，脸圆圆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挽了两道。看见她上来，站起来，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在裤缝上蹭了蹭。

张大姐互相介绍了一下，周玉芬没听清名字，光看见他冲她点了点头，嘴角动了动，没说出话。三个人坐下喝茶，张大姐找话聊，问退休金多少，问房子多大，问儿女干什么的。男人一一答了，声音低低的，话不多，但每句都实实在在。他说老伴走了六年，儿子在南方安了家，一年回来一趟。他说自己一个人住，会做饭，会收拾屋子，就是夜里看电视总睡着，醒了电视还开着，屋里空落落的。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茶杯，手指头在杯沿上慢慢转。

周玉芬听着，忽然觉得心里有个地方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她太熟悉了。电视开着睡着，醒了还是一个人。她抬眼看了看他，他也正好抬头，两个人目光碰到一起，又各自挪开了。

张大姐接了个电话说有事先走，让他们慢慢聊。茶楼里剩下他们俩，反而更安静了。男人给她续了茶，问她在纺织厂干了多少年，她说二十三年。他点点头，说他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年，车工，手上全是茧子。说着把手伸出来，掌心朝上搁在桌上。周玉芬看了一眼，那双手粗粗大大的，指节上都是老茧，指甲缝里还有点洗不净的黑印子。她自己的手也这样，在纺织厂落下的毛病，关节粗，指头变形，冬天还裂口子。两个人都有一双被日子磨糙了的手。

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从厂里聊到家里，从儿女聊到身体，从买菜聊到做饭。男人说他最拿手的是红烧茄子，周玉芬说她会做手擀面。男人说那哪天我给你擀面条，你烧茄子。周玉芬听了没说话，低头喝茶，耳朵根有点热。

从茶楼出来天已经暗了。男人说送她回去，她说不用，坐两站公交就到了。他说那陪你走到公交站。两个人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路边的梧桐树叶子黄了，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走到公交站，车还没来，两个人就站着等。路灯亮了，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地上，挨得很近。

公交车来了，周玉芬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动的时候她往外看了一眼，他还站在站牌下面，手插在兜里，朝她这边望着。车拐了弯，看不见了。周玉芬靠在椅背上，手心出了一层薄汗。

回到家，她开了灯，换了鞋，坐在沙发上。屋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冰箱发出嗡嗡的响声。她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屏幕里的人说着笑着，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脑子里全是刚才茶楼里的画面，他的手搁在桌上，粗粗大大的，指节上都是茧。还有他说的那句，夜里看电视总睡着，醒了还是一个人。

手机响了，张大姐打来的，问怎么样。周玉芬说还行。张大姐在那边笑，说人家对你印象挺好，问能不能再见面。周玉芬攥着手机，顿了一会儿，说行。

挂了电话，她坐在沙发上发愣。电视里在播晚间新闻，她盯着屏幕，脑子里却一直在想一件事。她今年五十五了，守寡十年，一个人过了十年。每天早上五点半醒，晚上八点睡，中间十四个小时一个人。她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她不想夜里胃疼的时候自己拧药瓶盖，不想下雨天膝盖疼的时候自己贴膏药够不着后背，不想一年到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站起来，走到玄关，拿起手机给张大姐拨回去。张大姐接起来，她吸了口气，说：“你把他电话给我吧。”

张大姐愣了一下，说好好好，马上发给你。

周玉芬拨通那个号码的时候，手有点抖。那边接起来，喂了一声，声音低低的，她听出来了，是茶楼里那个声音。她说：“是我，周玉芬。”

那边安静了一秒，然后说：“我知道。”

她攥了攥手机。“你晚上吃的什么？”

“煮了碗挂面，凑合吃了。”

“我会做手擀面。”

那边又安静了，过了几秒，声音有点哑。“那……你过来？还是我过去？”

周玉芬站在玄关，看着鞋柜上丈夫的遗照。照片里的男人笑着，跟从前一样。她看了两秒，把目光移开，对着手机说了一个地址。

四十分钟后，门铃响了。周玉芬开了门，他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把挂面、一兜鸡蛋、一把小葱。他说不知道你家有没有这些，顺路买的。周玉芬让他进来，他换了鞋，把东西放进厨房，出来在沙发上坐下，手搁在膝盖上，背挺得直直的。

周玉芬去厨房烧水，下面，卧了两个荷包蛋。端出来的时候他站起来接，筷子递到他手里，他低头吃了一口，说好吃。周玉芬坐在对面看着他吃，他吃得很慢，一口面一口汤，额头上冒了细汗。她想起丈夫活着的时候也这样，吃她做的面总是很认真，连汤都喝干净。

吃完面，他抢着洗碗，周玉芬没争过他。她站在厨房门口看他弯着腰站在水池前面，袖子挽到小臂，水哗哗地冲着碗筷，动作利利索索。洗完碗他把灶台也擦了，抹布拧干挂好，回头冲她笑了一下，说：“好了。”

那个笑让周玉芬心里踏实了一下。

后面的事，周玉芬自己也没想到。他本来要走，站起来拿外套，周玉芬看见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一道一道往下淌。她说外面下雨了。他看了看窗外，说没事，坐公交两站路。周玉芬没接话，站在那里。他也没动。屋里的灯黄黄的，照着两个人。电视机还开着，声音很小，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说话。

周玉芬说：“雨挺大的。”

他说：“嗯。”

周玉芬说：“要不……明天再走。”

他没说话，把外套放回了沙发上。

那天夜里的事，周玉芬后来想起来，觉得像做梦。她关了电视，铺了床，从柜子里翻出一套干净的床单被罩换上。他站在卧室门口，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周玉芬说你睡这屋，我睡沙发。他说那不行，我睡沙发。两个人推了两句，最后谁也没去沙发，就那么躺下了。一人盖一床被子，中间隔了半尺宽，谁也没碰谁。黑暗中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还有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的。周玉芬很久没有听着另一个人的呼吸声睡觉了。她躺了一会儿，小声说了句：“你叫什么来着？今天下午张大姐说了，我没记住。”

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低低的笑。“我姓赵，赵德柱。”

周玉芬在黑暗里也笑了，嘴角弯了弯，没出声。

第二天早上周玉芬醒来的时候，身边已经空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尾，枕头摆得整整齐齐。她听见厨房有动静，披了件外套出去，看见赵德柱蹲在阳台上，面前摆着她那双旧布鞋，鞋帮上的泥点子被刷得干干净净，鞋带拆下来洗了，搭在栏杆上晾着。旁边的盆里泡着她换下来的外套，袖口的油渍已经搓掉了大半。

他听见脚步声回头，冲她笑了一下。“你那双鞋底子磨薄了，回头我拿胶给你粘粘。”

周玉芬站在阳台门口，脚上穿着拖鞋，头发没梳，脸上还有枕头压出来的印子。她看着蹲在地上的这个男人，他头发花白，后脑勺有点秃，肩膀宽宽的，蹲着的时候背有点驼。她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不知道他睡觉打不打呼噜，不知道他脾气好不好，甚至连他全名也是昨天晚上才问的。她就知道他会擀面条，会刷鞋，会洗碗擦灶台，夜里睡觉不打呼噜，早上起来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可她又觉得，她知道得够多了。

赵德柱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说：“我烧了粥，你喝点。面我擀好了，中午给你做手擀面，你烧茄子。”

周玉芬点点头，进了厨房。灶台上放着一碗粥，稠稠的，冒着热气，旁边碟子里卧着两个荷包蛋，撒了点葱花。她端起碗喝了一口，烫烫的，从嗓子一路热到胃里。窗外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阳台上，照在那双刷得干干净净的旧布鞋上。

她喝了大半碗粥，放下碗，掏出手机给女儿发了条消息：妈处了个对象，姓赵，人挺好。

女儿秒回：真的？我周末回去看看。

周玉芬看着那几个字，想了想，又发了一条：不用专门回来，过年带女婿一起就行。

女儿发了个笑脸。

周玉芬把手机揣进口袋，走到厨房门口，靠着门框看赵德柱揉面。他袖子挽得老高，两只大手在面团上又揉又按，案板上撒了一层薄薄的干面粉。他回头看了她一眼，说：“茄子买了吗？”

周玉芬说：“冰箱里有。”

他说：“那你烧茄子，我擀面，咱俩搭伙。”

周玉芬嗯了一声，去冰箱拿茄子。经过客厅的时候，她看见鞋柜上丈夫的遗照还在那里，照片里的男人笑着，跟从前一样。她看了两秒，把照片拿起来，翻过去扣在柜子上，又从抽屉里找出一块干净的布，盖在上面。

日子还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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