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周飞亚
“老师带领我们进行精细化发掘、关键性解剖，在保护晚期遗迹的同时又厘清了早期遗迹的平面布局和营建次序。这不仅是技术和方法，更是对历史最温柔的尊重。”
9月21日，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正在举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包桂红怀着激动的心情，代表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的第十届学员，发表结业感言。
2017年，由国家文物局委托和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依托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工地开办了城市考古高级研修班。如今，研修班已连续举办十年、培训了百余名学员。他们如一粒粒种子，带着城市考古的新方法、新理念，在全国各省市的大遗址工地落地、发芽。
从二里头到殷墟，从长安到洛阳，从邺城到开封……中国古代都城遗址数量众多，其中不乏知名度更高、历史文化积淀更深厚、发掘时间更长的城址。为什么是辽上京？
故事要从15年前讲起。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系统的科学发掘。
中国古代城址，大多是多朝沿用，所谓“十朝都会”“六朝古都”由此产生。有的城址沿用至今，被称为古今重叠型城址，如北京、南京、西安等；有的城址用了一段时间即废弃，被称为荒野型城址，往往更有利于发掘。辽上京遗址就属于后者，且城址保存较完好。
皇城西门、西山坡佛寺、宫城东门……在时任考古队长董新林的带领下，沉睡多年的辽上京遗址被一点一点揭开神秘的面纱。一套城市考古的新方法、新范式也逐渐成形。在2023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辽上京皇城南部一号建筑基址考古发掘项目被认为彰显了中国城市考古先进技术与理念，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发掘的典范之一。
研修班的学员们开玩笑说，在这里学到了城市考古的“三大法宝”。
第一个“法宝”是精细化发掘。这听起来并不新鲜，似乎也不难，但在辽上京遗址，精细化被推向了极致，“每一块土是哪个单位的、什么时候的，都要弄清楚”。
“来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兵’，很快就能学会，真上手了，才发现没那么简单。”已在考古一线工作了20多年的学员张红星感叹，培训扭转了自己很多想法。
第二个“法宝”是关键性解剖发掘。由于多个朝代的遗迹叠压，过去，城市考古一般遵循“见面即停”的策略——即只发掘到最晚期的遗迹现象就停下来，不忍“破坏”上层遗迹。这固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存晚期遗存信息，却也让人们无法解开更早期建筑营建的历史之谜。
辽上京考古队大胆选择关键节点进行解剖，以最小的发掘面积达成学术目标，既保护了晚期遗迹，又厘清了早期建筑营建次序。这要求解剖地点的选择必须非常精准，如同针灸必须找准穴位。因此，古建知识至关重要。项目伊始，董新林就将有古建知识背景的汪盈引入了考古队。后来，她成为辽上京考古队的第二任队长。
在汪盈看来，城市考古最大的不同在于“系统思维”，“要有全局观”。“一座城，几代人，一辈子”。偌大的遗址，不可能全部发掘，更不能见到遗迹就挖。动手前，一定要有宏观把握。“关键词有两个：一是布局，二是沿革。”
这两个词，深深印在每一名学员心里——在他们看来，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法宝”。
不仅仅是这些。“多学科的引进、考古项目的管理方式、老师们那种极致敬业的态度，对我来说，都是重要收获。”2021届学员、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黄信如是说。
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员们白天铲土、画图、测绘，晚上听理论课、整理资料、讨论方案……来自不同省份、不同机构的考古人，在这里碰撞思想、交流经验。即便已“毕业”多年，这种交流仍在持续。
为什么是辽上京？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夯土台基里，藏在学员们晒黑的脸上，藏在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中。辽上京遗址不是最耀眼的那个，但它恰好具备了一个理想“试验场”的全部条件：保存完好、层位清晰、问题典型，又恰逢一支愿意奉献、愿意深耕的团队、一个开放的平台。于是，这里成了城市考古新理念的孵化器、青年考古人的练兵场。全国城市考古的格局与生态，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十年，百余人，一座城。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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