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妻丢下2个女儿执意跟人走，14个月后她回来求复合，推门却听见孩子对着我未婚妻喊妈

蒸笼盖子一掀，白汽扑到脸上，烫得我往后仰了仰。

第一屉是猪肉白菜，第二屉是豆沙。老面发的，皮子鼓得溜圆。

陈月在外头摆碗，瓷碗磕在桌面上，一声一声。

五点半的天还没亮透，老街的路灯刚灭，地上留着一层黄。

果果从门外跑进来，鞋带散了，仰着脸喊：“妈，给我系一下。”

陈月蹲下去，把鞋带绕两圈，打了个活结。

我捏着夹子站在蒸笼后头，手停了一下。

这话我听了小半年，还是没听惯。

果果今年五岁。她妈走的那年，她三岁半，还不太记事。

门口鞋架最下面一层，搁着一双粉色的塑料拖鞋。

鞋面上一朵塑料花，掉了一半，剩下半边还贴着。

那双鞋的主人，走了十四个月。

十四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够一个孩子把“妈妈”两个字，换个嘴叫。

陈月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爸，火关小点，粥要扑了。”

我“哎”了一声，转身去拧煤气阀。

锅盖边上咕嘟咕嘟冒泡，小米粥熬得稠，一股甜味顶上来。

门外有人咳嗽，是街对面的王婶，天天头一个来。

“老周，两个肉的，一碗粥。”

“好嘞。”

夹子一夹，两个包子落在盘子里，白胖白胖。

王婶坐下，眼睛往陈月那边瞟了一眼。

她压低声音：“你那个……回来了没有？”

我没接话，把粥端过去，碗底磕在桌上。

“喝粥。”

王婶识趣，低头吹粥，吹得呼呼响。

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叶子黄了三片，耷拉着。

是何秀娟走之前养的。

我浇过两回，浇一次黄一片，后来就不浇了。

陈月来的时候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何秀娟是我二十四岁那年娶的。

那会儿我在建材市场给人扛水泥，一袋五毛钱。

她在一家理发店洗头，手指头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全是洗发水的味儿。

相亲认识的，见了三回面就定了。

我妈说，这姑娘眼睛活，是个能过日子的。

结婚那天摆了八桌，借的钱，收的礼金还了一半。

头两年还行，她嘴甜，见了谁都笑。

后来苗苗出生，她在家带了一年，脾气就变了。

她说一天到晚就听见孩子哭，耳朵嗡嗡的。

我说那你去上班吧，我妈能带。

她去了商场卖化妆品，一个月一千八。

回来得越来越晚，身上的味儿也换了，从洗发水换成香水。

我闻不惯，说过一回。

她说：“你懂什么，这是柜台的规矩。”

后来我就不说了。

苗苗三岁那年，我们盘下这间铺子。

我爸妈拿出养老钱，凑了六万。

我妈说：“你们好好干，我和你爸还能动。”

铺子刚开那阵，我们俩一块儿起早。

她剁馅，我和面。剁刀在案板上当当当，天没亮就响。

那时候一天能卖三百多个包子。

后来她嫌累。

她说：“我手上全是口子，你看。”

是裂了几道，我给她买了盒护手霜。

她抹了两回，扔抽屉里，再没动过。

果果出生以后，她就不太来店里了。

说是在家看小的，其实孩子是我妈在带。

她那阵子天天捧着手机，笑得咯咯的。

我问她笑啥。

她说：“刷视频呢，你管得着吗。”

我管不着。

一天站十四个钟头，晚上躺下就睡死，呼噜打得震天响。

有一回半夜起来喝水，看见她在阳台上打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像怕吵醒谁。

我问：“谁啊？”

她说：“我姐。”

她姐在广东，一年打不了三个电话。

我没往心里去。

那会儿脑子里全是房租，是第二天的面，是两个女儿的学费。

后来才知道，那人姓黄。

黄建军，跑长途的，开一辆蓝色半挂。

他常来店里吃早饭，一碗粥，两个肉包，从来不加辣。

我给他端过不知道多少回。

他还夸过我：“周老板，你这包子实在。”

我说：“实在就常来。”

他来得确实勤。

那半年，他来的次数比前三年加起来都多。

去年三月十六，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早上地上有白霜，踩上去咯吱咯吱的。

我四点起来发面，她还在床上躺着。

五点半下楼，蒸了第一屉。

七点多她下来了，穿一件我没见过的外套。

米色的，长到膝盖，扣子一颗没系。

我说：“这么早，去哪儿？”

她说：“出去转转。”

她手里拎着一个旅行包，不大，鼓鼓的。

当时忙着给客人找零，没多想。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我以为她要说什么。

结果她只说了一句：“锅里的包子，别蒸老了。”

门一响，人就出去了。

那是她十四个月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中午苗苗放学回来，问：“我妈呢？”

我说：“出去了。”

晚上还没回来。

打电话，关机。

打她姐的电话，她姐说没见着人。

第二天我去了她娘家。

她妈坐在堂屋里择菜，头都没抬。

她说：“她要是想回来，自己会回来。”

我又去了她以前的柜台。

人家说，她上个月就辞了。

第三天，我在枕头底下翻出一张纸条。

上面就一行字：“钱我拿走了，孩子你带好。”

抽屉里的存折不见了。

那张存折上有八万三。

那八万三，是攒了六年的。

苗苗眼睛散光，医生说早晚得配镜。

我妈前年摔了一跤，住院报销下来剩了点。

还有我姐借的两万，说年底还。

钱是准备开春给苗苗配镜、再把铺子的排烟管换了的。

一夜之间，全没了。

我坐在床沿上，坐到天亮。

楼下的面还在盆里，没发起来。

苗苗那时候七岁，上一年级。

她不懂，天天问妈妈去哪儿了。

我说：“妈妈出门了，过阵子回来。”

这话我说了一个月。

后来她不问了。

有一天她放学回来，把书包一扔：“同学说，我妈跟人跑了。”

我正剁馅，刀停了一下。

我说：“别听他们瞎说。”

她说：“是不是真的？”

案板上的姜末粘在刀背上，我拿手抹了一下。

我说：“吃饭。”

那天晚上，她把房门关上了。

从那以后，她睡觉都要关门。

果果小，不记事。

她哭过几回，夜里醒了找妈妈。

我抱着她在屋里走，一圈一圈地走。

走到后半夜，她趴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也不敢动。

那段日子，我妈搬过来住了两个月。

早上帮我看孩子，中午给我送饭。

她嘴上骂何秀娟，骂得很难听。

可有一回我听见她跟邻居说：“那孩子也是命苦。”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谁。

街坊的嘴，比蒸笼还热。

有人当着我的面问：“老周，你媳妇呢？”

我说：“回娘家了。”

这话撑了半年，撑不住了。

后来我就说：“走了。”

说得多了，也就不疼了。

铺子还是得开。

早上四点起，晚上十点睡。

中间那十几个钟头，全是面、是馅、是客人的嘴。

忙起来的时候，人是不想的。

就怕闲。

下午两三点，客人走了，店里静下来。

我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看着老街。

风把卷帘门吹得哐当哐当。

那时候就想，这人怎么就没了呢。

十四个月，我算过好多回。

头一个月最难，第二个月次之。

到第六个月，我发现自己有一天没想她。

那天挺高兴，也挺害怕。

陈月是去年九月来的。

那天下午下着雨，她站在门口，头发湿了一半。

她说：“老板，你这儿招人吗？”

我说：“招，一个月三千二，管两顿。”

她说：“行。”

就这么定了。

她原来是纺织厂的，厂子倒了，在超市理货。

超市去年也关了门。

她三十四，离过婚，没孩子。

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头一个月，她话很少。

让她干啥她干啥，洗碗、擦桌、收银，手脚麻利。

她洗碗有个习惯，要冲三遍。

我说：“冲两遍就干净了。”

她说：“三遍心里踏实。”

我就不说了。

果果是先从她那儿混熟的。

有一回果果在店里写作业，铅笔断了。

陈月从围裙兜里掏出一把小刀，给她削。

削得又尖又圆，一点都不扎手。

果果举着铅笔看了半天。

后来她天天来找陈月削铅笔。

削到后来，铅笔盒里插了七八支，全是尖的。

我说：“削那么多干啥？”

果果说：“好看。”

苗苗不一样，苗苗防着她。

头两个月，苗苗没跟陈月说过一句话。

陈月给她盛饭，她端过来就吃，不吭声。

有一回陈月给她夹了一筷子菜。

苗苗把碗往旁边挪了挪。

那筷子菜就落在桌上。

陈月没说什么，拿纸擦了。

我看见她耳朵红了。

那天晚上我跟苗苗说：“阿姨对你好，你别这样。”

苗苗说：“她又不是我妈。”

我说：“我也没说她是你妈。”

苗苗把被子蒙在头上。

我说：“睡觉。”

门关上了。

转机是去年冬天。

苗苗半夜发烧，三十九度二。

我那天喝了点酒，不敢开车。

是陈月背着苗苗去的医院。

她住得不远，我打电话她十分钟就到了。

进门连外套都没穿好，头发还是散的。

她把苗苗往背上一背，说：“走。”

到医院挂上水，天快亮了。

苗苗烧退了，睁眼看见陈月趴在床边。

她看了很久。

后来她跟我说：“爸，阿姨的手挺暖的。”

我说：“嗯。”

从那以后，苗苗叫她“陈阿姨”了。

虽然还是阿姨，但是带名字的了。

今年三月，我跟陈月把话说明白了。

那天收摊晚，她洗碗，我擦桌子。

我说：“你……愿意跟我过吗？”

她手里的碗停了停。

她说：“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她说：“两个孩子呢。”

我说：“你嫌弃？”

她把碗放进水池，哗啦一声。

她说：“我不嫌弃，我就怕孩子嫌弃我。”

我说：“慢慢来。”

她说：“行。”

就一个字。

我们没办酒，先订了个婚。

说好秋天去领证。

可证领不了。

我跟何秀娟的婚，还没离。

她人跑了，签字得两个人。

这事像根刺，扎在那儿，谁也不提。

我给陈月买了个金镯子，六克多，一万二。

她戴上，又摘下来，说干活不方便。

后来那镯子就搁在抽屉里，用红布包着。

果果改口叫“妈”，是今年四月的事。

那天她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

陈月抱起来给她吹，一边吹一边说：“不疼不疼。”

果果哭得抽抽搭搭，喊了一声：“妈——”

喊完自己愣住了。

陈月也愣住了。

我在旁边站着，手里还捏着一把葱。

谁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果果又说了一遍：“妈，我疼。”

陈月“哎”了一声。

就这么改过来了。

五月十六，中午。

面卖完了，我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

后屋桌上摆着一碗剩菜，一碟咸萝卜。

苗苗在写作业，果果在玩积木。

陈月在给果果梳头，说下午带她去照相，幼儿园要用。

果果举着杯子喊：“妈，我要喝水。”

陈月说：“等会儿，梳完这撮。”

我坐在小马扎上剥蒜，指甲缝里全是蒜味。

门口有人站住了。

影子从半拉的卷帘门底下透进来，长长的一条。

我以为是要买面的，抬头说：“卖完了，明儿早点来。”

那人没动。

我把蒜放下，站起来。

卷帘门拉开，光一下子涌进来。

是何秀娟。

她瘦了，脸黄，头发剪短了，到耳朵那儿。

穿一件浅灰的褂子，袖口起了球。

手里提着一个果篮。

果篮上蒙着塑料膜，红红绿绿，扎着一根金丝带。

我站在那儿，没说话。

她也站着。

屋里静了一秒。

就在这一秒里，果果又喊了一声：“妈，水！”

陈月端着杯子过去，蹲下来喂她。

果果就着杯子喝了一大口：“妈，你真好。”

果篮从何秀娟手里掉下去了。

塑料膜破了，苹果滚出来。

一个滚到桌腿边，一个滚到我脚边。

还有一个，一直滚到墙角才停。

果果吓了一跳，回头看见门口站着个生人。

苗苗从作业本上抬起头。

她看了两秒，把笔放下了。

何秀娟的嘴动了动。

她说：“苗苗。”

苗苗没应。

她站起来，往陈月那边走，站到陈月旁边。

我看见何秀娟的手指头蜷了一下。

陈月把杯子放下，站直了。

她不知道这人是谁。

她看了我一眼。

我说：“你先进屋。”

陈月领着果果进了里间。

苗苗没动，站在桌边。

我蹲下去捡苹果。

一个、两个、三个。

第三个在墙角，我伸手够了一下才够着。

捡完了，我站起来，把苹果放在桌上。

我说：“你坐吧。”

何秀娟没坐。

她看着苗苗，眼睛红了。

她说：“苗苗，妈回来了。”

苗苗说：“我妈在里屋。”

这句话像根钉子，钉在屋里。

何秀娟站在那儿，手垂着。

我搬了张凳子过去，放在她身后。

我说：“坐。”

这回她坐下了。

苗苗回屋了，把门带上，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给她倒了杯水，玻璃杯，杯壁上还挂着水珠。

她两只手捧着，没喝。

她说：“建平，我对不起你。”

我没接。

她说：“我在外头，一天都没过好。”

我说：“果篮多少钱，我给你。”

她愣了一下。

她说：“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说：“那你来干啥。”

她低头看杯子里的水。

过了会儿，她说：“我想回来。”

屋里静得能听见后屋的电视声。

是动画片，一只兔子在唱歌。

我说：“回来干啥。”

她说：“过日子。”

我说：“这日子，十四个月前你就不要了。”

她说：“我错了。”

我说：“错哪儿了？”

她答不上来。

她把杯子往前推了两寸，水晃了一下。

她说：“那男的，跑了。”

我没说话。

她说：“他早有家，我去了才知道。”

她说：“我在他那儿住了半年，后来他媳妇找上门。”

她说：“我拎着包出来的，一分钱没有。”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桌面。

桌面上一道划痕，是苗苗小时候拿剪刀划的。

我说：“那八万三呢。”

她抬起头。

她说：“我一分没花。”

她说：“卡我带来了，在这儿。”

她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

卡是蓝色的，边角磨白了。

她说：“八万三，一分没动，你拿去。”

我看着那张卡，没伸手。

我说：“你先收着。”

她说：“你拿着，我心里踏实。”

我就拿了。

卡捏在手里，凉凉的。

那天下午她走了。

走的时候果篮没拿，苹果搁在桌上，我一个都没吃。

苗苗从屋里出来，站在桌边看那几个苹果。

她说：“爸，你别让她回来。”

我说：“大人的事。”

她说：“我十岁了。”

她才八岁，可她非说自己十岁。

我说：“写作业去。”

她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大口。

咬完放在桌上，回屋了。

那个苹果上留着两个牙印，很快氧化，变成了褐色。

陈月从里间出来，收拾桌子。

她什么都没问。

她只是把那个咬过的苹果扔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背对着我。

过了很久，她说：“她要是回来，我走。”

我说：“她回不来。”

她说：“你别哄我。”

我说：“我不哄你。”

她没再说话。

那一夜，我听见她翻身翻了好几回。

第二天，何秀娟又来了。

这回她没带东西，站在门口，等到中午客人走完。

她说：“我来看看孩子。”

我说：“孩子上学去了。”

她说：“那我等。”

她就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坐了两个钟头。

太阳从东边挪到头顶，她的影子缩成一团。

下午四点半，苗苗放学。

苗苗远远看见她，站住了。

何秀娟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

苗苗绕了个弯，从另一边进了店。

何秀娟的手停在半空。

那天晚上，苗苗把书包摔在地上。

她说：“她天天来，我怎么上学。”

我说：“我跟她说。”

第二天我跟何秀娟说：“你别来了。”

她说：“我是她妈。”

我说：“你走的时候没这么想。”

她的脸白了一下。

她说：“建平，你让我慢慢来。”

我说：“慢慢来也不行。”

第三天，我妈来了。

她是从我姐那儿听说的。

进门就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搁。

她说：“秀娟回来了？”

我说：“嗯。”

她说：“那你打算咋办？”

我说：“不咋办。”

她坐在凳子上，手在围裙上搓了半天。

她说：“两个孩子，没个妈，终归是缺。”

我说：“陈月不是妈？”

她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她说：“陈月是好，可她不是亲的。”

我说：“亲的走了十四个月，一个电话没打。”

我妈叹了口气。

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起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她说：“你姐的意思，是让你再想想。”

我说：“姐的意思我知道。”

我姐借过我两万块钱，去年说年底还，到现在没提。

她怕我日子过不好，钱就更没影了。

人心都是这么算的。

那阵子，街上的话也多了。

王婶来得更早了，一碗粥能喝四十分钟。

她跟隔壁的李嫂说：“听说老周媳妇回来了。”

李嫂说：“哪个媳妇？”

王婶说：“还能哪个，跑了的那个。”

声音不大，刚好够我听见。

我把蒸笼盖子摔了一下。

白汽腾起来，两个人都闭嘴了。

何秀娟还是天天来。

她不进店，就在对面电线杆子底下站着。

站到苗苗放学，看一眼，就走。

有一天下雨，她没打伞。

雨不大，毛毛的，把她头发打湿了。

陈月看见了。

她从店里拿了把伞出去，递给她。

何秀娟没接。

她说：“你是谁？”

陈月说：“我在店里帮忙。”

何秀娟看了她两秒。

她说：“你就是那个。”

陈月没说话，把伞塞在她手里，回来了。

那天晚上，何秀娟把伞放在了店门口。

伞是干的，她没撑。

五月底的一天，何秀娟进店了。

那天早上生意忙，陈月在收银。

何秀娟进来，站在柜台前。

她说：“两个肉包，一碗粥。”

陈月说：“三块五。”

何秀娟给了五块，陈月找了一块五。

何秀娟端着盘子找了个角落坐下。

她吃得很慢，一个包子吃了十分钟。

吃完她把盘子端到水池边。

她说：“我来洗。”

陈月说：“不用，你是客人。”

何秀娟的手停在盘子上。

她说：“我以前在这儿洗过。”

陈月说：“那是以前。”

何秀娟没再说话，把盘子放下走了。

那天陈月洗碗的时候，冲了五遍。

六月初，苗苗的学校要开家长会。

苗苗说：“爸，你去。”

我说：“我走不开，让你陈阿姨去。”

苗苗不吭声。

我说：“要不让你奶奶去？”

她说：“让陈阿姨去。”

家长会那天，陈月穿了件干净的衬衫。

她回来跟我说，老师夸苗苗作文写得好。

作文题目是《我的家》。

苗苗写了四个人：爸、奶奶、妹妹、陈阿姨。

陈月说到这儿，眼圈红了。

她说：“她没写妈。”

我说：“嗯。”

她说：“她也没写她亲妈。”

我说：“嗯。”

那天晚上，我翻出苗苗的作文本。

上面写着：“陈阿姨的手很暖，冬天的时候，她给我捂过耳朵。”

我看了三遍。

把本子合上，放回书包里。

第二天，何秀娟来找我。

她手里攥着一张纸。

是家长会通知，不知道她从哪儿弄的。

她说：“家长会怎么不通知我？”

我说：“通知你干啥。”

她说：“我是苗苗的妈。”

我说：“户口本上还是，别的就不是了。”

她站在那儿，攥着那张纸，攥得皱巴巴的。

她说：“建平，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说：“我给过。”

她说：“十四个月，我知道错了。”

我说：“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没地方去了。”

她的脸一下子白了。

六月十五，我去银行查了那张卡。

卡插进去，输密码，密码是我的生日。

屏幕上跳出一行数字：3600。

三千六。

我站在ATM机前面，看了很久。

后面有人排队，咳了一声。

我把卡退出来，装进兜里。

出门的时候太阳很大，晃得我眼睛发花。

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车过去，铃铛叮叮响。

八万三，剩三千六。

她说她一分没花。

那天晚上我没跟陈月说。

我把卡放在抽屉最里头，压在一沓发票下面。

我坐在店里，抽了半包烟。

我不常抽烟，那晚抽得凶，喉咙发苦。

第二天早上，何秀娟来了。

她穿了件新衣服，浅蓝的，还抹了口红。

她说：“建平，咱们好好过吧。”

我说：“过什么。”

她说：“我回来，这个家就全了。”

我说：“钱呢。”

她愣了一下。

她说：“钱不是在卡里吗。”

我说：“卡里三千六。”

她的脸唰地就白了。

她说：“不可能。”

我说：“你自己去看。”

她说：“是不是你取了？”

我看着她。

我说：“我取了三千六干啥，交房租？”

她张了张嘴，没出声。

过了会儿，她说：“我借出去过一点。”

我说：“借给谁。”

她说：“借给我弟。”

她弟在广东开大排档，我见过一回。

我说：“你弟去年不是刚买了车。”

她说：“那是……那是分期的。”

我没接话。

她低下头，手指头绞在一起。

她说：“建平，钱我慢慢还。”

我说：“你拿什么还。”

她没答。

那天她走的时候，把果篮提走了。

果篮在门口放了快一个月，苹果早就蔫了。

她提起来的时候，底下掉出来一样东西。

一个扁扁的塑料袋，是超市的购物袋。

袋子落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滚出来半截。

是一盒婴儿米粉。

铁罐的，上面印着个胖娃娃。

屋里没人说话。

她弯腰去捡，捡得很快，往包里塞。

我看见那个袋子上还贴着半张超市小票。

小票上印着日期，是三天前。

三天前，她说她刚从市里坐车回来。

我没拦她。

她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拐过街角。

那盒米粉在她包里，鼓出来一块。

果果五岁了，早不吃米粉了。

过了两天，她手机响了。

那天她在店里坐着，包搁在腿上。

手机响的时候，她手忙脚乱地去按。

按错了，成了免提。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出来：“喂？喂？”

她赶紧挂了。

屏幕还亮着，上面三个字：老公。

屋里就我和她。

我说：“谁？”

她说：“我弟。”

我说：“你弟你存‘老公’？”

她说：“他……他开玩笑存的。”

我说：“黄建军吧。”

她没说话。

她的手在包带上攥紧了，指节发白。

我说：“你说他跑了。”

她说：“他跑了又回来了。”

我说：“那你回来干啥。”

她说：“我想孩子。”

我说：“孩子，还是户口。”

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三月份的时候，街口贴过一张公告。

说要摸底，老城区改造。

红纸黑字，贴了三天就被人撕了。

可消息传得比风快。

按人头算，一个户口本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

她的户口一直没迁走。

我家的户口本上，她还是“妻”。

我说：“你想要的是这个吧。”

她嘴唇动了动。

她说：“我没有。”

我说：“那你签个字。”

她说：“签什么？”

我说：“离婚协议。”

她盯着我，半天没吭声。

她说：“你要跟她领证？”

我说：“嗯。”

她说：“那我不签。”

我说：“你凭什么不签。”

她说：“就凭我是孩子的妈。”

我说：“孩子你十四个月没管过。”

她说：“那也是我生的。”

屋里静下来。

后屋的电视还开着，那只兔子还在唱。

我说：“何秀娟，你听我说一句。”

她抬起头。

我说：“你要是真想回来，十四个月前就该回来。”

她说：“我回不来。”

我说：“你现在也回不来。”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

一颗砸在裤子上，洇开一小块。

她说：“我在那边生了个孩子。”

我没说话。

她说：“一岁两个月，男孩。”

她说：“他跑了，把孩子扔给我。”

她说：“我养不起。”

她说到这儿，捂着脸哭了。

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哭。

桌上是那半张超市小票，我不知什么时候捏在手里。

我把它放回桌上，压在水杯底下。

过了很久，我说：“孩子是无辜的。”

她抬起头看我。

我说：“你带好他。”

她说：“建平——”

我说：“离婚协议我明天打印好，你签了，我另外给你两万。”

她说：“我不是为了钱。”

我说：“我知道你不是。”

她说：“那你还——”

我说：“因为你已经不是我媳妇了。”

她走了。

这回她没回头。

门口那双粉色拖鞋还在鞋架最下层。

她进门的时候，脚上穿的是一双新的白球鞋。

她没换鞋。

那天晚上，陈月问我：“她走了？”

我说：“走了。”

她说：“签了？”

我说：“签了。”

她没再问。

她起身去洗碗，水开得很大。

我听见瓷碗在水池里碰了一下，又碰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把协议打印出来，送到她娘家。

她妈开的门。

她妈说：“她昨天夜里就走了。”

我说：“去哪儿了？”

她妈说：“没说。”

我把协议放在桌上，转身出来。

她妈在身后说了一句：“小周，你别怪她。”

我没回头。

我说：“我不怪。”

那天回到店里，我把那双粉色拖鞋拿出来了。

塑料花掉了一半，剩下的半边也松了。

我拿在手里看了看，扔进了垃圾桶。

扔完又觉得不对，捡回来，搁在垃圾桶边上。

陈月看见了。

她说：“扔了吧。”

我说：“扔了。”

她说：“我明天给你买双新的。”

我说：“不用。”

她说：“买双棉的，冬天穿。”

我说：“行。”

那个果篮最后是我扔的。

苹果蔫了，皮子皱得像老人的手。

我一个个捡起来，装进袋子里。

有一个滚到沙发底下，我拿扫帚够了出来。

上面落了一层灰，灰里还有一根头发。

扫出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然后把它扔了。

六月下旬，我跟何秀娟把婚离了。

她没来，是她妈代签的。

民政局的窗口，一个年轻姑娘问我：“双方都同意吗？”

我说：“同意。”

她说：“那签字吧。”

我签了。

出来的时候是中午，太阳晒得柏油路发软。

我在路边买了一根冰棍，五毛钱。

吃完把棍儿扔进垃圾桶，走了。

七月初，我把两万块钱打到了她妈的卡上。

她妈打电话来，说了半天，我没听清。

最后她说：“小周，你是个好人。”

我说：“婶儿，别说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店门口。

老街上的风一阵一阵的，把卷帘门吹得响。

九月十六，我跟陈月去领了证。

那天她穿了件红毛衣，是新的。

我说：“太红了。”

她说：“喜庆。”

我说：“又不是办酒。”

她说：“我自己看着高兴。”

照相的时候，摄影师让我们笑。

陈月笑得眼睛都弯了。

我笑得有点僵。

摄影师说：“大哥，再笑一个。”

我又笑了一下。

这回好点了。

领完证出来，她把手伸过来。

我牵了。

她的手比我的凉。

我说：“手怎么这么凉。”

她说：“一直这样。”

我说：“回家给你捂捂。”

她说：“行。”

那天中午我们没回店里，在街上吃了碗面。

她吃了一半，把碗推给我。

她说：“吃不完。”

我端过来吃了。

十月底，老城区改造的事定下来了。

公告贴在街口，这回贴得结实，没人撕。

我家的户口本上，少了一个人。

也少了一份。

有人替我不值，说那钱不少。

我说：“钱是钱，人是人。”

他们说：“你傻。”

我说：“嗯，我傻。”

十一月，天冷了。

我把陈月买的那双蓝棉拖摆在鞋架最下层。

粉的那双，早扔了。

棉拖大一号，是她特意买大的，说冬天套袜子。

苗苗放学回来，换鞋的时候看了一眼。

她说：“爸，那双粉的呢？”

我说：“扔了。”

她“哦”了一声。

她换好鞋，进屋写作业去了。

果果还是天天喊妈。

早上喊，中午喊，晚上睡觉前也喊。

有一回她在店里喊：“妈，我饿了。”

陈月从厨房探出头：“马上好。”

那天我站在蒸笼后面，白汽又扑到脸上。

跟五月十六那天一样。

也跟去年三月十六那天一样。

可这回，我没愣。

十二月初，窗台上那盆绿萝冒了新叶。

是陈月浇的。

她浇得不勤，一礼拜一次，用喷壶喷叶子。

黄的那三片她剪了，剪得整整齐齐。

新叶是卷着的，嫩绿，边上带一点红。

我看了半天。

果果趴过来问：“爸，看啥呢？”

我说：“看叶子。”

她说：“叶子有啥好看的。”

我说：“好看。”

她说：“哦。”

她又跑开了。

十二月底，下了头一场雪。

早上四点我起来发面，窗户上结了冰花。

陈月也起来了，在厨房烧水。

她给我倒了杯热水，放在案板边上。

她说：“今天冷，多穿点。”

我说：“嗯。”

她说：“苗苗的棉鞋小了，周末去买。”

我说：“行。”

她说：“果果说要红的。”

我说：“那就买红的。”

她笑了一下，转身去和面。

水在盆里，面在手上，声音闷闷的。

我把蒸笼架上去，开了火。

天还黑着。

街对面的路灯亮着，雪落在灯底下，一片一片的，很慢。

我站在灶台前，等锅开。

白汽慢慢起来了。

我伸手，在窗户的雾气上抹了一把。

外面的雪，看得更清楚了。

风不大，雪落在上面，一点声都没有。

未成年人请在监护人指导下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