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富宏：银雀山汉简《黄帝伐赤帝》及其与《吴孙子兵法》的关系

银雀山汉简《黄帝伐赤帝》及其与《吴孙子兵法》的关系

许富宏

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 银雀山汉简《黄帝伐赤帝》有浓厚的黄老道家思想倾向。《黄帝伐赤帝》思想也带有邹衍五行思想的印记，产生年代当在战国晚期至汉代初年黄老思想盛行时期，是兵家后学采用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来解释《孙子》之作。先秦时期诸子之书大多以某子冠名，孙武之书名当称《孙子》。汉人整理兵书，将《孙子》十三篇及其后世解说附益为孙武之书收集在一起，且为了与《孙膑兵法》区分，最终冠名《吴孙子兵法》。因此，今人应该对《吴孙子兵法》与《孙子》作出明确区分。《黄帝伐赤帝》当属于《吴孙子兵法》之佚文，而不是《孙子》佚文。

关键词： 《黄帝伐赤帝》；《孙子》；《吴孙子兵法》

目录

一、《黄帝伐赤帝》内容杂有黄老道家的思想

二、《黄帝伐赤帝》的成篇时间

三、《孙子》与《吴孙子兵法》之间的关系

四、《黄帝伐赤帝》当属于《吴孙子兵法》中的佚文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内容主要是兵学，这批出土竹简中，有一批竹简，整理者认为是《孙子兵法》佚篇，其中包括《黄帝伐赤帝》。但是《孙子兵法》历来公认是十三篇，今本即十三篇，应该未有大的遗失。这批竹简的内容未见于今本《孙子兵法》，但各篇开头确实均有“孙子曰”字样，故其归属值得作进一步研究。本文认为《黄帝伐赤帝》为《吴孙子兵法》的佚篇。

一、《黄帝伐赤帝》内容杂有黄老道家的思想

《黄帝伐赤帝》原文如下：

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烕（灭）有之。【□年】休民，孰【熟】谷，赦罪。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烕（灭）【有之。□年】休民，孰【熟】谷，赦罪。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烕有之。□年休民，孰谷，赦罪】。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烕有】之。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归之。汤之伐桀也，【至于□□】，战于薄田，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烕（灭）有之。武王之伐纣，至遂，战牧之野，右阴，顺术，【倍冲，大烕】有之。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之□，民之请（情），故……

这段文字具有浓厚的黄老道家思想。第一，推崇“阴”的思想。黄帝伐四帝之后，采用的治国政策首先就是“右阴”。《老子》第三十一章曰“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又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右阴”，就是以阴为右。这段文字言兵，故以右为上，也就是阴为上。上即尚，这里就是“尚阴”的思想。“尚阴”是老子道家的核心思想。《老子》第三十六章说：“柔弱胜刚强。”柔，也就是阴，尚阴，即守雌，是老子思想的显著特点。可见《黄帝伐赤帝》中有浓厚的道家思想。马王堆帛书《十六经》中有“雌雄节”，其中崇尚“雌节”，《十六经·雌雄节》说：“夫雄节者，浧（盈）之徒也。雌节者，兼（谦）之徒也。夫雄节以得，乃不为福，雌节以亡，必得将有赏。”兼，即谦。雌节具有谦下的特征。在雄节与雌节之间，崇尚雌节。帛书《十六经》是黄老道家思想学派的作品，反映了黄老道家的思想主张。《黄帝伐赤帝》的“尚阴”思想与道家思想或黄老道家思想一致。

第二，“休民”的治国方略。黄帝讨伐了赤帝，采用了“【□年】休民和孰【熟】谷，赦罪”的政策。“休民”，即与民休息。熟谷，就是重视农业生产。赦罪，即赦免罪犯，减轻刑罚。这些都是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黄帝居于中央，采用与民休息、顺应天时、减轻刑罚的策略，天下也就得到了治理。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就是黄老道家崇尚无为的治国之策。《老子》第三十七章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治国就是不要扰民，做到与民休息。黄老道家将老子思想的“无为而治”作为核心主张。无为，在汉代初年即表现为与民休息。《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任汉相时即采用无为的治国之策。曹参在齐地采用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之言，结果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曹参改任汉朝丞相，把在齐国的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之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曹参的治理下，汉代初年经济得到了恢复。此后黄老之学的治国之道在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早年都得到了执行，也为汉初社会元气的恢复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黄帝伐赤帝》也是主张用“休民”无为的治国思想，可见其思想倾向与黄老之学一致。

第三，“顺”的思想。《黄帝伐赤帝》文中多次说“顺术”，黄帝伐了四帝，采用“顺术”来治国安民。顺术，即治国采用因循的策略，因循主要是顺应天道。《老子》主张道法自然，顺应天道。这一点被黄老道家所继承。《慎子·因循》篇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是公认的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治国要顺应天道、因循人情。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论约》说：“人事之理也，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失□□名。”这里讲的人事之理，主要是指治国之理，治国要顺应人情、顺应人心。《经法·四度》也说：“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禁伐当罪，必中天理。”执道循理，必从本始，这个根本就是以顺为法则。《吕氏春秋》中主张兵法亦要因循。《仲秋纪·决胜》篇说：“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人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这段文字也是倡导“贵因循”，是黄老思想言兵的反映。由此可见，《黄帝伐赤帝》的“顺术”是黄老思想的反映。

第四，称引“黄帝”，以黄帝居中央，为中国主宰。早在战国中期以后，诸子百家几乎都言黄帝，道家如《庄子》《鹖冠子》，法家如《商君书》《韩非子》，儒家如《荀子》，兵家如《孙子》《尉缭子》，阴阳家如邹衍等，都或多或少地记载着黄帝或黄帝征伐之事。但是，诸子百家之中，以道家或道家著作言黄帝居多，“而儒、墨、名、法等先秦重要学派并没有专为黄帝君臣立言之书。这说明黄帝在思想史上的‘权威’地位，主要是由道家树起来的”。道家称黄帝，形成诸多“黄帝书”或“黄帝君臣书”，这些“黄帝书”大都是假托黄帝立言，改造老子学说，并综合吸收了先秦各家学说重要内容的一种理论体系，学术界称为“黄老道家”。如马王堆帛书《十六经·立命》说：“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像），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四面即四方，“方四面，傅一心”，即天下四方听命于一人之心。四达自中，由于黄帝位居中央，四方听命于中央黄帝。这里已经有黄帝统治四方的观念。

《黄帝伐赤帝》托黄帝立言，而四方之帝，赤帝、青帝、白帝、黑帝均被黄帝所伐，亦皆臣服，四方均按黄帝之命进行治理，与帛书《立命》篇思想是一致的。总体来看，《黄帝伐赤帝》中有浓厚的黄老道家思想，因此可以说是黄老道家言兵的产物。

兵学中称引黄帝并非仅见于此，中国古代兵法的来源与黄帝有着密切的关系。《逸周书·尝麦解》借周武王之口叙述了黄帝擒杀蚩尤的故事：“王若曰：‘宗掩、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里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以临四方，已经有赤帝、四方、五帝的概念。《逸周书》这里讲到“五行之官”值得注意。金木水火土皆为五行，同时也为五帝之官，实际上已经有五行配五帝的思想。又有蚩尤临四方，则也已经有了五帝与五方相配的思想。但尚未有“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这种思想。《黄帝伐赤帝》应该是在《逸周书》这种观念基础之上，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

孙星衍在评价《孙子兵法》的特征时曾说：“古人学有所受，孙子之学或即出于黄帝，故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即《孙子兵法》也言黄帝。《黄帝伐赤帝》与《孙子兵法》一起出土。这说明《黄帝伐赤帝》是黄老道家思想言兵学的重要资料。

二、《黄帝伐赤帝》的成篇时间

《黄帝伐赤帝》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南伐赤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南伐赤帝，意味着赤帝在南方；北伐黑帝，说明黑帝在北方；西伐白帝，即白帝在西方。南方配赤、北方配黑、西方配白，这是明显的“五色”配“五方”的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这段文字中，“东伐□帝”，可以校改为“东伐青帝”，补“青”字。而黄帝自然是中央之帝。

“五色”配“五方”的观念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五行”观念。“五行”虽然起源很早，《尚书·洪范》中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里“五行”只是自然界的五种元素及其特征，真正将“五行”作为哲学观念，还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

《吕氏春秋·应同》篇说：“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此段文字，一般都认为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学说。清代马国翰据《文选·魏都赋》李善注认为这段文字是邹衍的佚文。许维遹注说：“此阴阳家之说而散见于此者。”这里将五行与五德相配，是阴阳家早期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五行后来又与五方、五色等相配，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已经比较广泛了，如《孟春纪》载：“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孟夏纪》载：“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载赤旂，衣赤衣，服赤玉”。《孟秋纪》载：“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孟冬纪》载：“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色。《吕氏春秋》中五行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系统，五德配五方、五色，即东方木德，色为青；南方火德，色为赤；西方金德，色为白；北方水德，色为黑。《吕氏春秋》中没有“土德”配中央以及黄色，但实际上是默认了中央配土。

将五方与兵学联系起来也见于《管子》。《管子·幼官图》列有四方副图，其“西方副图”为“旗物尚白，兵尚剑，刑则绍昧断绝”，“南方副图”为“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则烧交疆郊”，“北方副图”为“旗物尚黑，兵尚胁盾，刑则游仰灌流”，“东方副图”为“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则交寒害釱”。《幼官图》中虽然有“中方副图”，但没有配“黄色”，也没有配方位为“中央”。

《黄帝伐赤帝》这段文字中将“四帝”与“四方”相配。可见，《黄帝伐赤帝》成篇时间与《管子·幼官图》《吕氏春秋》差不多同时，也就是战国时期。而五行五德学说起自邹衍，这种观念可以肯定是在邹衍的学说之后，可见，《黄帝伐赤帝》产生时间当在战国中晚期。由于汉代初年黄老之学盛行，所以其产生年代的下限当在汉初。因此《黄帝伐赤帝》的成篇时间大致在战国中晚期至汉初。

三、《孙子》与《吴孙子兵法》之间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对《孙子》与《吴孙子兵法》两者之间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如李零曾经指出历史上《孙子兵法》的称呼十分混乱，不利于学习与使用。因此有必要对《孙子》与《吴孙子兵法》的称谓作出区分。

第一，《孙子》是春秋时期孙武所著，且在先秦两汉时期一直独立流行。从古书的成书规律看，先秦时期的古书，凡成一家之学者，一般只称“某子”，如《老子》《庄子》《孟子》等，即便是兵书，也只称“某子”，如《吴子》《尉缭子》等。根据这个规律，孙武的书，应该称为《孙子》。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又载“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司马迁称《孙子》，并不称其为《孙子兵法》，这符合先秦时期称书名的惯例。东汉王符的《潜夫论》中引用也称《孙子》，如《劝将》篇：“《孙子》曰：将者，民之司命，而国家安危之主也。”此句出自《孙子·作战》篇。该篇又说：“《孙子》曰：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此句是引用《孙子·计》篇。《后汉书·杨震列传》：“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三国志·魏书·陈泰传》：“孙子曰：‘兵有所不击，地有所不守。’”三国时期，曹操注孙武书时也只称《孙子略解》，而不是《孙子兵法略解》。由此可见，《孙子》是孙武兵法书正确的称谓。《史记》载“《孙子》十三篇”，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载：“孙子曰：夫十三篇。”可知，《孙子》就是十三篇。金德建曾经对古人引用《孙子》文句进行统计，得出结论说：“现在根据以上所举出的这许多条看起来，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这今本十三篇的《孙子》，事实上就是秦代和两汉时候的人们所见到的本子，也是他们所共同信任为真实可靠的书。”尤其是汉代的《太玄经》《潜夫论》中征引的《孙子》文句属于《孙子》十三篇中，更加证明了《孙子》书只有十三篇。因此，可以作出判断，直到东汉时期甚至三国时期，《孙子》书十三篇一直是独立流行的（下文还有补充论说）。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对古书的成书规律进行了总结，其中就有“古书数篇，本自单行，后人收入全书，而其单行之本，尚并存不废也”一例，而《孙子》当属于此。

第二，《孙子》在汉代被编入《吴孙子兵法》之中，虽然如此，《孙子》有单行之本，且《孙子》与《吴孙子兵法》属于两种不同的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颜师古注：孙武也，臣于阖闾。颜师古说《吴孙子兵法》是孙武的书，且孙武确实在吴国建功立业，曾向吴王阖闾献兵法十三篇，因此可以肯定《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中包括了《孙子》十三篇。关于《孙子》十三篇与《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关系，清代的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讲得很清楚，其文曰：“八十二篇者，其一为十三篇，未见阖闾时所作，今所传《孙子兵法》是也。其一为《问答》若干篇，既见阖闾所作，即诸传记所引遗文是也。一为《八阵图》，郑注《周礼》引之是也。一为《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俱见《隋经籍志》；又有《三十二垒经》，见唐《艺文志》。”据此可知，汉人将《孙子》十三篇与“问答”、《八阵图》《兵法杂占》《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三十二垒经》等混编在一起，命名为《吴孙子兵法》。除了上述所列之外，《吴孙子兵法》仍应当有一些篇章未为今人所知。孙星衍说：“《七录》《孙子兵法》三卷，《史记正义》云‘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则上卷是孙子手定，见于吴王，故历代传之勿失也。”根据以上记载，可以推知《孙子》被编入《吴孙子兵法》之中，成为该书的上卷。

虽然如此，单行本的《孙子》也在世间流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子》之书“世多有”，可见，西汉时期《孙子》单行本流传甚广。从上文引《潜夫论》《后汉书·杨震列传》《三国志·魏书·陈泰传》以及曹操的《孙子略解》《七录》等的记载来看，一直到东汉末甚至是三国时期，《孙子》单行本也广泛存在于民间。在《吴孙子兵法》成书并流行时，《孙子》也同时存在，两种书同时流行。不能因为《孙子》被编入《吴孙子兵法》中，就被改称为《吴孙子兵法》。因为《吴孙子兵法》有八十二篇，篇幅巨大，后世托名孙武之作占绝大多数。虽然秦汉诸子书乃一家之学，但《孙子》尚单独流行的情况下，不能等同于《吴孙子兵法》，后世将《孙子》称为《孙子兵法》。《吕氏春秋·上德》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今本《孙子兵法》五千多字，可见高诱说的“《兵法》五千言”就是指的《孙子》。但这时的《孙子》已经有人称为《兵法》了。高诱是东汉末期人，可见，在东汉末期，《孙子》已经被改称《兵法》了。《三国志·魏书·王昶传》裴松之注：“《孙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奇正还相生，若循环之无端。”裴松之注引见今《势》篇。《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孙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车，四曰火军，五曰火队。”刘孝标注引文见《火攻》篇。裴松之、刘孝标都晚于高诱。可见，虽然称《孙子》为《兵法》比较早，但是称为《孙子兵法》却是在东汉末年以后。不难看出，这种称谓上的变化就是受到《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兵法》的影响。从《孙子》到《孙子兵法》的称谓演变来看，其主要指称的就是孙武所著的《孙子》十三篇。因此，《孙子》与《孙子兵法》属于内涵相同的概念，两者是同一种书，可以通用。但《吴孙子兵法》却不能等同于《孙子》或《孙子兵法》。这是今人使用称谓时不能不加以严格区分。

第三，《孙子》与《吴孙子兵法》之间的称谓以及意涵的混淆，也与杜牧有关。杜牧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杜牧认为传世本《孙子兵法》是曹操从《吴孙子兵法》中节选出来的。这可能是误解。理由有三：其一，董卓迁都，所藏的众多典籍遭劫，曹操未必能看到《吴孙子兵法》。《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馀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吴孙子兵法》是《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的，是官方修的，因篇幅庞大，定有固定收藏之所，修成当放在类似国家图书馆的地方。因董卓将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洛阳诸室的藏书“竞共剖散”。《吴孙子兵法》有八十二篇之巨，书于竹简，且每支竹简仅能书十几至几十个字，简的数量相当庞大，在这样的乱世，谁还有意或有能力去保护这样篇幅庞大的典籍呢？当时曹操不在都城洛阳，未见有曹操抢救《吴孙子兵法》的记载。如果曹操得到了《吴孙子兵法》，凭借他的实力，他是能把这部书保留下来的。其二，曹操生活的时代有《孙子》十三篇单独流行之本。上引《后汉书·杨震列传》有引《孙子》之言，《后汉纪》卷二十五《孝灵皇帝纪下》：“（刘）陶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刘陶亦生活在汉灵帝时期。汉灵帝生卒年为157—189年，曹操是155—220年，两人同时代，可见，曹操时是有《孙子》单行本流传的，而且多人见过。曹操见到的应该就是这种单行本。其三，杜牧的说法遭到后世诸多学者的批评。孙星衍批评杜牧的说法，他说：“杜牧以为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其精切凡十三篇。案：魏武叙云‘撰为略解’，盖言解其大略。疑杜牧误认此语为魏武删削为十三篇也。”笔者认同孙星衍的说法。

总之，今人应该对《孙子》《孙子兵法》与《吴孙子兵法》作出明确区分，在《汉书·艺文志》之前，孙武的兵书称为《孙子》，只有十三篇。《汉书·艺文志》之后，到了东汉末期，《孙子》就被改称为《孙子兵法》，后世均习惯称《孙子兵法》。

因此，《孙子兵法》是约定俗成的大众化的称谓，突出其兵法上的价值，但从学术意义上讲，这样的称谓是不严谨的，准确地应该称《孙子》。《吴孙子兵法》主要是托名孙武的兵学著作，汉代存世，后佚失，不能将《吴孙子兵法》视为《孙子》，造成学术研究上的混乱。

四、《黄帝伐赤帝》当属于《吴孙子兵法》中的佚文

鉴于《孙子》与《吴孙子兵法》的不同，下面尝试对《黄帝伐赤帝》作出归属上的判别。

关于《黄帝伐赤帝》的篇章归属问题，整理者认为是《孙子兵法》的佚文，这种看法不甚妥当，准确地说，是《吴孙子兵法》的佚文。

第一，《黄帝伐赤帝》有《孙子》中“黄帝之所以胜四帝”的内容。《孙子·行军》中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张预注说：“黄帝始立，四方诸侯亦称帝，以此四地胜之。按：《史记·黄帝纪》云：‘与炎帝战于阪泉，与蚩尤战于涿鹿，北逐荤粥。’又，太公《六韬》言黄帝七十战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诸侯战也。兵家之法，皆始于黄帝，故云然也。”黄帝在世时确实与四方诸侯作战，所以《孙子》说黄帝胜四帝。银雀山汉简《黄帝伐赤帝》也是言黄帝伐四帝，所以其与《孙子》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这段文字与《孙子》之间的密切关系，李零指出：“此篇是孙子后学对《行军》中‘凡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的一种解释。”这种看法十分有见地。

第二，《黄帝伐赤帝》中也体现出《孙子》朴素辩证法的思想。《黄帝伐赤帝》中的“休民、熟谷、赦罪”体现了“战与和”“刚与柔”的辩证统一。《孙子》也反对冲突，《谋攻》篇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主张最好的方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以刀兵相见，而以谋略取胜，所谓“上兵伐谋”也。最好的战争是不用战争，这是《孙子》军事辩证法的精髓。《黄帝伐赤帝》“背冲”思想即与此相通。黄帝讨伐四帝，本身就是战争，但是这种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天下的冲突。这就是“以战止战”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黄帝伐赤帝》属于解释《孙子》的，其作者当不是《孙子》的作者，而是《孙子》的后学。

第三，《吴孙子兵法》主要是托名孙武的兵学后学者的作品集。《吴孙子兵法》虽然将《孙子》十三篇收入，并作为上卷，但是其主体则是后世解释、附会《孙子》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减去十三篇，还有六十九篇。可见其主体是解说《孙子》的，体量也是十分庞大。《通典》卷一五九引，以及《孙子·九地》篇何延锡引的诸多文字可能是《吴孙子兵法》中的文字（此论当另著文论述）。银雀山汉简中与《黄帝伐赤帝》同时出土的《吴问》《四变》《地形二》《见吴王》以及上孙家寨汉简中的“第四部分”竹简内容与《吴孙子兵法》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好下定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黄帝伐赤帝》是对《孙子》中文句的解释，又与《孙子》一起出土，可以肯定就是《吴孙子兵法》中的内容，属于《吴孙子兵法》的佚文。但由于其不是《孙子》十三篇中的文字，故不能认为其是《孙子》佚文。

本文原载《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5期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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