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恋了2年的女领导订婚后我去辞职。女领导问理由，回老家相亲

周一的早晨总是忙乱的。

闹钟响了三遍我才爬起来，洗脸的时候把洗面奶当成了牙膏，挤了一牙刷，刷到嘴里才觉出味儿不对，苦得直咧嘴。出门晚了二十分钟，地铁上人挤人，我被夹在两个大哥中间，脚都沾不着地。到公司楼下的时候已经八点五十五了，电梯前排着长队，我索性爬了楼梯，一口气冲到七楼，推开办公室的门，正好九点。

林知秋坐在她的位子上，面前摊着一堆文件，手里攥着一支笔，正在批注什么。听见门响，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就一眼，不到一秒钟，又低下去了。

我喘着气坐到自己的工位上，电脑开机的时候，手还在抖。不知道是因为爬楼爬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旁边的同事小赵凑过来，压着嗓子说：“陈哥，你听说了没？林总监订婚了。”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就一下，然后接着输密码，输错了，删掉，重新输。我嗯了一声，说：“是吗。”

小赵说：“真的，上周五的事。她手上戴了个戒指，你没看见？”

我说：“没注意。”

小赵还在说什么，我没听进去。电脑开了，我打开邮箱，一封一封地看邮件，但一个字都没读进去。脑子里全是刚才她抬头看我的那一眼，跟平常一样，淡淡的，平平静静的。她看谁都这样，看我，看小赵，看部门里任何一个人，都是这个眼神。但我就为了这一眼，熬了两年。

两年前我应聘到这家公司的时候，面试我的人就是林知秋。那时候她是市场部总监，我是来应聘策划岗的。我记得那天我穿了一件新买的白衬衫，袖口的标签忘了拆，面试到一半的时候我自己发现了，脸红得不行。林知秋坐在对面，看了一眼我的袖口，什么也没说，继续问我问题。面试结束的时候，我站起来要走，她叫住我，说：“你袖口的标签。”我低头一看，还在那儿挂着。我伸手去拆，手忙脚乱的，把线头扯断了，标签掉在地上。她弯腰捡起来，递给我，说：“新衣服吧？以后记得拆。”就这一句话，我记了两年。

后来我进了公司，成了她手底下的人。策划岗，跟她的接触不算多，但也不少。每周一开部门例会，她坐在长桌的顶端，手里攥着笔，听每个人汇报工作。轮到我讲的时候，我总是会把准备好的东西讲得特别详细，恨不得把每个标点符号都说清楚。她听的时候不怎么看人，眼睛落在面前的笔记本上，偶尔写两个字，偶尔抬头看一眼投影。但就是偶尔那一眼，让我觉得会议室里的灯都亮了一些。

有一回加班到半夜，整层楼就剩我们两个人。她在办公室里改方案，我在外面做报表。十一点多的时候，她推门出来接水，看见我还坐着，说：“还不走？”我说：“马上就好了。”她没说什么，接了水回办公室了。过了十分钟，她又出来了，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放在我桌上，说：“喝完再走。”然后转身回去了，门关上了。我看着那杯牛奶，杯壁上凝着薄薄的水汽，热气袅袅地往上飘。我端起来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但我一口一口喝完了，连杯底那层奶皮都刮干净了。

那杯牛奶我记了一年多。每次想起来，心口都热乎乎的。

但我知道自己跟她之间的距离。她比我大五岁，海归硕士，不到三十就当上了总监，公司在浦东最贵的写字楼里租了整层。我呢，小地方出来的，普通本科，在这座城市里租着一间两千五的单间，每天挤地铁上下班，银行卡里的存款从来没超过五位数。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她，也没想过要配。就是远远地看着，偶尔说句话，偶尔给她递个文件，偶尔在电梯里碰见，她问一句“最近怎么样”，我答一句“挺好的”。这些碎片攒在一起，就够我熬过很多个加班的夜晚了。

上周五小赵说的那件事，我其实看见了。那天下午我经过她的办公室，门开着一条缝，她坐在里面打电话，左手举着手机，右手搁在桌面上。那枚戒指就在她无名指上，细细的一圈，银色的，在灯光下反了一下光。我脚步没停，走过去了。但那个反光一直留在我眼睛里，走路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晚上回家躺在床上也在。我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就那一圈银色的光，转啊转的。

我想了两天，做了个决定。

我把辞职信写好了，打印出来，签了名。信很短，就三行字，说因个人原因辞去现有职务，感谢公司的培养，请领导批准。没有提她，一个字都没提。我把信装进信封，放在抽屉里，周一早上带到了公司。

一整个上午我都没找到机会递出去。上午开了两个会，中午跟客户吃饭，下午回来又赶了一份方案。等到快下班的时候，办公室人走得差不多了，我才拿着那个信封，走到她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亮着灯。我敲了敲门，她说进来。

她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那份我上午交上去的方案，用红笔圈了几处。她抬起头看见我，又低头看了一眼方案，说：“坐，我正要跟你说这个方案的问题。”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信封放在膝盖上，捏着，没递出去。她说：“第三页这个数据来源有问题，你再核实一下。还有第七页的预算分配，我觉得可以再优化……”她说了大概五六分钟，我听着，一个劲儿点头。她说完，把方案合上，推到我面前，说：“改完明天给我。”

我嗯了一声，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住了。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拧。

她在身后说：“还有事？”

我转过身，走到她桌子前面，把那个信封放在了她面前。她低头看了一眼信封，没拆，抬头看我。那个眼神跟平常一样，淡淡的，但比平时多了一点什么。可能是意外，可能不是。我说：“林总监，我要辞职。”

她看着我没说话，手指头搁在信封上，没动。过了几秒钟，她说：“为什么？”

我说：“回老家相亲。”

这句话我在脑子里排练了很多遍。从上周五看见那枚戒指开始，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要走，用什么理由。工作不合适？个人发展？这些理由都太假，她一眼就能看穿。只有这个理由，听起来真，听起来像是一个到了年纪的人该做的事，听起来跟感情无关。

她听了这句话，手指头在信封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她说：“坐下说。”

我坐下了。她把信封推到一边，没拆，身体往后靠了靠，看着我的眼睛。她说：“陈默，你入职两年了吧？”

我说：“两年零三个月。”

她说：“这两年你干得不错。去年那个项目你做得很好，客户点名表扬过你。我一直觉得你是部门里最有潜力的年轻人之一。你现在跟我说要辞职，回老家相亲？”

我说：“是。”

她说：“你老家在哪儿？”

我说：“安庆。”

她说：“安庆。回去能干什么？”

我说：“还没想好。先回去再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办公室里很安静，空调的出风口嗡嗡响着，窗外是世纪大道的车流声。她把那支红笔拿起来，在手指头上转了一圈，又放下了。她说：“你走了，你手头的项目谁来接？下个月就要提案了。”

我说：“小赵可以接。他跟了我三个月，流程都熟悉了。”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那枚戒指在她手指上，办公室的灯照下来，亮亮的。我说出“相亲”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像是被人攥了一把，但表面上什么也没露。我甚至笑了一下，说：“林总监，我这个年纪，家里催得紧。我妈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她看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把信封拿起来，拆开，抽出那张纸，看了两行。她说：“你这信写得也太简单了。”

我说：“我文笔不好。”

她居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嘴角动了动就没了。然后她把信纸放回信封，把信封放进抽屉里，抽屉推上了。她说：“信我先收着。你先别急着走，手头的项目做完再说。下个月提案完了，你要是还想走，我不拦你。”

我说：“好。”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在身后说了一句：“陈默。”

我停住了，没回头。

她说：“相亲这种事，急不得。”

我说：“知道了。”

我推门出去，把门带上了。走廊里很安静，灯亮着，白惨惨的。我走到自己的工位上坐下来，电脑屏幕已经暗了，我按了一下键盘，屏幕亮起来，桌面上是那张我拍的夕阳，有一次下班晚了，从七楼的窗户往外拍的，整个天空烧成一片金红色。我盯着那张桌面看了很久，然后打开方案，开始改她圈出来的那几个地方。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十点多。改完了方案，发到她邮箱，然后收拾东西准备走。经过她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门缝里还透着光。我站了一下，没敲门，走了。

电梯里就我一个人，数字从七往下跳，六五四三二一。我靠在电梯壁上，闭着眼睛。那枚戒指的反光又出现在我脑子里，跟那天下午一样，亮亮的，在灯光底下闪了一下。

从那天起，我像往常一样上班，改方案，开会，跟客户沟通。小赵问我辞职的事，我说暂时不走了。他哦了一声，没再问。部门里没人知道我递了辞职信，也没人知道那封信还在她抽屉里锁着。

林知秋对我跟以前一样。周一例会照常开，我汇报的时候她还是不怎么看人，偶尔抬头看一眼投影。她还是会加班到很晚，有时候我走的时候看见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光。我有时候会去茶水间给她倒杯热水放在她门口，敲一下门就回工位。她从来没为这个说过什么，但有一次我放在门口的水杯被拿进去了，杯子洗过，倒扣在茶水间的沥水架上。

就这么过了三个礼拜。方案改了三版，终于定稿了。提案那天我站在客户公司的会议室里，对着二十来号人讲了四十分钟。林知秋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那支红笔，全程没说话。提案结束的时候客户鼓了掌，说方案做得扎实。出来的时候她走在我旁边，等电梯的时候说了一句：“今天讲得不错。”

我说：“谢谢。”

电梯来了，她先进去，我跟进去。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她站在左边，我站在右边，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她忽然说：“你相亲的事，定了吗？”

我说：“还没。回去再说。”

她说：“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下周吧。项目做完了，交接一下。”

她嗯了一声。电梯到一楼，门开了，她先出去。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个小小的盒子，深蓝色的，上面系着一条白色的丝带。她说：“给你的。这两年辛苦了。”

我攥着那个盒子，站在公司门口的台阶上。她已经走下台阶了，高跟鞋敲在地面上，哒哒哒的。她的车停在路边，她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了车。车灯亮起来，照在前面的路上。她开走了，尾灯越来越远，最后拐了个弯不见了。

我站在那儿，把盒子拆开了。里面是一支钢笔。深灰色的笔身，银色的笔夹，笔帽上刻着一个小小的字：“默”。我把笔拿出来，攥在手心里。笔身凉凉的，金属的触感从掌心传来。我把笔帽拔开，里面没有墨水，是新的。

这支笔我用了两年。签合同的时候用，写方案的时候用，开会记笔记的时候用。每一次拔开笔帽，每一次握在手里，我都想起她递给我盒子的那个傍晚。公司门口的灯亮了，下班的人来来往往，有人看了我一眼，有人没有。我站了一会儿，把笔收起来，走了。

辞职手续办完那天，是个周五。我把工位收拾干净了，抽屉里的东西装了一个纸箱，几本书，一个水杯，一盆养了两年的绿萝。小赵帮我把箱子搬到楼下，说：“陈哥，以后常联系。”我说好。他上楼去了，我站在楼下，抬头看了一眼七楼。窗户反着光，什么都看不见。

我把纸箱放在地上，掏出手机，翻到她的号码。通讯录里存的是“林总监”，三个字，规规矩矩的。我盯了一会儿，没有拨。把手机放回兜里，抱起纸箱，走了。

坐地铁到火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去安庆的票。候车室里人很多，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纸箱放在脚边，绿萝的叶子从箱口探出来，绿油油的。我从兜里掏出那支钢笔，放在手心里。笔帽上的“默”字被我的手指头磨得有点浅了，但还是能认出来。

广播里在报站，我该检票了。我把笔收起来，抱起纸箱，往检票口走。排队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短信。我掏出来看，是林知秋发来的。只有一行字：“到了给我个消息。”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喊我，我回过神来，把手机放回兜里，把票递过去。检票，进站，下楼梯，站台上风很大，吹得我眼睛发酸。我上了车，找到座位，把纸箱放在行李架上。坐下来的时候，窗外是站台的柱子，灰扑扑的，上面贴着广告。车开了，柱子往后退，越来越快，然后看不见了。

我掏出手机，打了两个字发过去：“好的。”

发完了，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靠在椅背上。火车在加速，窗外的楼房变成田野，变成树，变成一片一片的绿色。我闭上眼睛，手插在兜里，摸到那支钢笔。笔身已经被我攥得温热了。

回到安庆是晚上八点多。我妈在车站接我，骑着那辆旧电动车，车灯不太亮，照在前面一小块地上。她看见我，说：“回来了。”我说嗯。她把纸箱绑在后座上，我坐在后面，搂着她的腰。电动车晃晃悠悠地往家走，路两边是黑黢黢的田和树。我妈说：“你爸给你炖了鸡，在锅里热着呢。”我说好。

到家吃了饭，洗了澡，我躺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房间还是我走之前的样子，墙上贴着科比的海报，褪了色，卷了边。书桌上摆着一摞旧课本，落了灰。窗外有虫子在叫，一声一声的，跟上海完全不一样。我躺在床上，掏出手机。屏幕上没有新消息。

我翻到林知秋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是我发的“好的”。她没有回。我锁了屏，把手机扣在枕头旁边。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纹，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我看着那条裂纹，想起那枚戒指的反光，想起她递给我钢笔时的样子，想起她说的“相亲这种事急不得”。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也许没什么意思，就是领导对下属的正常关心。也许有别的心思，但她不说，我也不可能问。现在人都走了，问不问了。

在家待了三天。我妈开始张罗相亲的事。她让隔壁的张婶给我介绍了一个，说是镇上小学的老师，比我小两岁，人挺文静的。我推不过，去见了。在镇上的奶茶店里坐了一个小时，聊了些不咸不淡的话。她问我上海怎么样，我说挺大的。她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刚辞职。她问我以后打算干嘛，我说还没想好。她笑了笑，低头喝奶茶。后来张婶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张婶说那再处处看。

处处看。处什么呢。我心里明镜似的，那个小学老师挺好，安稳，踏实，适合过日子。但我坐在她对面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另一张脸。那张脸在办公室里，在投影仪的蓝光里，在电梯里的白炽灯下，在七楼的窗户边上，低头写字的侧脸，抬头看人的正脸，偶尔笑一下的模样。那些画面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跟眼前这个端奶茶杯子的姑娘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

第四天晚上，我妈出去跳广场舞了，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院墙上爬着丝瓜藤，叶子在风里沙沙响。我掏出手机，翻到林知秋的对话框。上一条还是那个“好的”，已经是五天前的事了。我犹豫了一会儿，打了一行字：“林总监，我到家了，一切都好。你最近忙吗。”

打完了，看了三遍。删了。重新打：“林总监，谢谢你的钢笔，很好用。”又删了。最后打了一句：“林总监，那支笔我收到了，谢谢。”

看了一会儿，发过去了。

发完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心跳得厉害。院子里虫子在叫，隔壁家的狗也叫起来了。手机屏幕暗下去了，我按亮，又暗，又按亮。过了大概五分钟，手机震了一下。我赶紧打开，是她的回复。就一句话：“嗯，好用就行。”

我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打了一句：“你最近忙吗。”打完了觉得多余，删了。又打了一句：“项目那边顺利吗。”又觉得不合适，删了。最后打了一句：“林总监，早点休息。”发过去了。

她没再回。

第五天，小学老师约我去看电影。我去了。电影是个喜剧，满场都在笑，我也跟着笑，笑得挺大声的。但笑完了，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她走在我旁边，说着电影里的情节，我嗯嗯地应着。走到路口，她说她到家了，我说好，再见。她站在路灯下面看了我一眼，说：“陈默，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说没有。她说：“那你为什么笑完了不看我？”我愣了一下。她说：“你看电影的时候，笑完了眼睛就空了。”我说可能是坐车累了。她没再问，说了再见，转身走了。

我站在路灯下面，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落在地上，灰扑扑的。我掏出手机，翻到林知秋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还是我发的“早点休息”，她没有回。我往上翻，翻到以前的聊天记录，都是工作的事，你发方案我回复，你安排任务我确认。翻到最上面，是两年前我刚入职的时候她发的一条：“明天九点，七楼会议室，部门例会。”那时候我们还没见过面，她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就这一条消息，把我们连在了一起。两年，就攒了这么一点对话。

第七天晚上，我正跟我爸在院子里下棋，手机响了。我拿起来一看，是个上海的号码。我接起来，那边很安静，过了两秒钟，一个声音传过来：“陈默。”

是林知秋。

我手里的棋子掉了，砸在棋盘上，弹了一下滚到地上。我爸看了我一眼，我站起来走到院子外面，站在路灯底下。她那边有风的声音，像是在外面。她说：“你这几天怎么样？”

我说：“挺好。在家待着，帮我妈干点活。”

她说：“相亲呢？”

我说：“见了一个。”

她那边沉默了一下。我听见风吹在话筒上的声音，呼呼的。过了几秒钟她说：“怎么样？”

我说：“还行。人挺好的。”

她说：“那就好。”

又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林总监，你有事吗？”

她说：“没事。就是跟你说一声，小赵接你的项目出了点问题，客户那边不太满意。你要是方便的话，回个电话给他指导一下。”

我说：“好，我明天给他打。”

她说：“嗯。”

我说：“那……还有别的事吗？”

她那边没说话。我听见她的呼吸声，细细的，一下一下的。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她忽然说：“陈默，你那封信还在我抽屉里。”

我说：“哪封信？”

她说：“辞职信。我没批。”

我说：“你说项目做完再说。”

她说：“项目做完了。”

我攥着手机，站在路灯下面。蛾子在灯罩上扑腾，影子落在地上，一闪一闪的。我说：“林总监，你什么意思？”

她那边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拿？”

我站在那儿，手在抖。路灯照着我的脸，照着地上那枚掉了的棋子。我爸在院子里喊我，问我还下不下了。我没应。我说：“林总监，你把信批了吧。”

她说：“你回来再说。”

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路灯下面，风从田里吹过来，凉飕飕的。我站了很久，直到路灯灭了，四周暗下来，只有远处镇上的灯火亮着。我转身走回院子，我爸坐在棋盘前面等我。我坐下来，把棋子摆好，说：“爸，再来一盘。”

第二天早上我买了回上海的票。我妈站在门口送我，手里提着一袋子煮鸡蛋，非要我带上。我接过来装在包里。她问我去几天，我说不知道。她说相亲那个姑娘呢，我说回头跟人家说清楚。她看着我，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上海的时候是早上。我从火车站坐地铁到公司楼下，站在世纪大道上，抬头看了一眼七楼。窗户反着光，还是什么都看不见。我上了楼，推开门。办公室里人不多，小赵看见我，愣住了，说陈哥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回来拿点东西。我走到她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里面说进来。

我推门进去。她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里攥着那支红笔。她抬起头看见我，手里的笔停住了。她看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那个信封。信封还是我给她时候的样子，封口没粘，里面的信纸露出来一角。她把信封放在桌面上，推向我。

我没拿。我站在她桌子前面，看着她。她抬起头来，对上我的眼睛。那个眼神跟平时不一样，里面有东西在晃，一闪一闪的，像那枚戒指的反光。她说：“你不是回老家相亲吗？”

我说：“相了。”

她说：“怎么样？”

我说：“挺好。”

她说：“那你回来干什么？”

我把手伸进包里，把那支钢笔掏出来，放在信封上面。笔帽上的“默”字对着她。我说：“林知秋，这个字是你刻的？”

她看着那支笔，没说话。

我说：“你为什么不批那封信？”

她说：“你说呢。”

我说：“我不知道。”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窗外是世纪大道，车流在下面来来往往。她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靠在窗台上。她说：“陈默，你递辞职信那天，我本来想批的。但你说是回去相亲，我就没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批。可能是觉得你走了，没人加班到半夜给我倒热水了。”

我看着她。她的脸在窗外的光里，一半明一半暗。她笑了一下，那个笑跟平时一样短，嘴角动了动就没了。她说：“你回来干嘛。老家多好，有山有水的。”

我说：“你把信批了我就走。”

她说：“不批。”

我说：“那我就不走。”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很安静，空调嗡嗡响着。她走过来，走到我面前，把那支钢笔拿起来，放回我手心里。她的手碰了一下我的手指头，凉凉的。她说：“笔拿着。信我留着。”

我攥着笔，笔身又被我攥热了。我说：“林知秋，你订婚了。”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枚戒指还在无名指上，细细的一圈。她把左手抬起来，看着那枚戒指，看了一会儿。然后她用右手把戒指摘了下来，放在桌子上。她说：“假的。”

我看着那枚戒指落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滚了一下，停在文件旁边。她说：“我妈逼的。我烦得不行，就买了一个戴手上，让她别念叨了。公司里的人看见都以为我订婚了，我也没解释。”她顿了顿，说：“你倒是第一个因为这个辞职的。”

我站在那儿，攥着那支笔。她站在我对面，桌子上的戒指安安静静地躺着。窗外的光打进来，落在戒指上，没有反光。因为那只是个假东西。

我说：“那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她说：“因为你这几天没发消息。”

我说：“我发了。”

她说：“就那一条。还是问项目。”

我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说：“我想说那杯牛奶。”

她愣了一下。然后她的眼圈红了。她低下头，手撑在桌子上，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她说：“那杯牛奶你都记了两年？”

我说：“记了两年。”

她抬起头来。她的眼睛里有水光，但没掉下来。她看着我，说：“陈默，你傻不傻。”

我说：“傻。”

她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她比我矮半个头，得仰着脸看我。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尖也红红的。她伸手拿过那支笔，拔开笔帽，在我手心里写了一个字。笔尖划过皮肤，凉凉的，痒痒的。她写完了，把笔帽盖上，把笔放回我手里。我低头看手心，是一个“秋”字。我的名字叫默，她叫知秋。她在我手心里写了一个秋。

我说：“林知秋。”

她说：“嗯。”

我说：“我还能在这干吗？”

她说：“你说呢。”

那天下午我留在了公司。小赵看见我坐在工位上，凑过来问东问西。我说不走了。他高兴得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陈哥你走了我可怎么办。我笑了一下。电脑开机了，桌面还是那张夕阳，金红色的。我打开方案，接着改。一切跟以前一样，又好像不一样了。

快下班的时候，她从办公室出来，经过我的工位。她停了一下，手放在我的椅背上。她说：“今晚加班吗？”

我说：“加。”

她说：“那我去买两杯牛奶。”

我说：“好。”

她走了。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的背影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就一眼，跟两年前面试的时候一样。但那一眼里面多了点东西，我说不清是什么。可能是那杯牛奶，可能是那支钢笔，可能是我手心里那个“秋”字。

我低下头，继续改方案。手心里的字已经模糊了，但还在。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世纪大道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从七楼看下去，像一串珠子，从脚下一直串到很远的地方。

我把手攥了攥，手心热热的。那支钢笔就放在键盘旁边，笔帽上那个“默”字对着我。我伸手摸了摸，金属的触感凉凉的，滑滑的。我想，这支笔以后要一直用了。

她回来的时候拎着两杯牛奶，一杯放在我桌上，一杯自己端着。她站在我旁边，喝了一口，说：“改得怎么样？”

我说：“快好了。”

她说：“明天早上给我看。”

我说：“好。”

她端着牛奶回办公室了。门虚掩着，灯亮着。我坐在外面，牛奶的热气飘上来，扑在脸上，温温的。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跟两年前那杯一样。

我坐在那儿，看着办公室的灯，看着窗外的夜色，看着杯子里袅袅的热气。手心里的“秋”字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在。笔帽上的“默”字也在。两个名字，隔了两年，终于落在了同一张桌子上。

我端起牛奶又喝了一口。烫。但我不着急，慢慢喝。反正夜还长，日子也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