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支持取消英语在中国大中小学教育中的主科地位

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讨论场域，英语的学科定位，一直是牵动亿万家庭神经的议题。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王今朝提出观点，支持取消英语在我国大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的主科地位。这个观点一经传播，迅速撕裂舆论场：大量被英语应试压力裹挟的家长与学生表示强烈共鸣，认为英语占用了过多基础教育资源；而教育研究者、科技领域从业者则提出警示，认为贸然降低英语学科层级，或将损害国家对外开放、前沿科技人才的培养根基。

这场争论，从来不是简单的 “要不要学英语” 的二元对立。王今朝教授的主张，核心并非彻底废除英语课程，而是剥离其与语文、数学同等权重的主科身份，打破中高考的强绑定，把英语从全员强制的应试赛道，转变为按需选择的选修、选考科目。这个建议触及了我国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人才选拔机制、城乡教育公平、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等深层命题。

一、观点溯源：王今朝提出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的底层逻辑

王今朝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长期深耕发展经济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作为经济学研究者，他看待中小学英语教育，并非单纯从语言教学视角切入，而是从全社会教育投入的成本收益、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进行推演。

在他看来，当前英语作为主科的制度设计，带来巨大的社会总成本，但绝大多数普通人终身无法兑现对应的收益。从时间成本看，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十余年寒窗，英语课时、课后刷题、课外补习，挤占大量本可以投入母语、理科、美育、劳动教育的学习时间。对于绝大多数毕业后从事普通岗位的学生，日常工作生活几乎没有英语使用场景，耗费十几年习得的语法、单词、应试技巧，走出校园之后迅速遗忘，巨大的人力、财力投入，最终形成低效的资源消耗。

其次，英语主科制度，客观上放大城乡教育鸿沟，成为教育公平的阻碍。城市家庭拥有外教、原版读物、线上课程等资源，农村、县城学生缺少语言环境，只能依靠课本死记硬背。在统一试卷、统一分值的升学体系之下，英语科目很容易成为一道隐形筛选门槛：同等智力与努力水平下，家境更好的孩子天然在英语科目占据优势，英语考试一定程度上加剧基础教育阶段的阶层筛选效应，违背义务教育普惠公平的初衷。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快速迭代，重塑语言工具的价值边界。大模型实时翻译、文献翻译、语音同声翻译日趋成熟，日常交流、阅读普通外文资料，普通人借助智能工具即可完成。王今朝认为，语言工具属性的功能，已经可以由技术替代。只有从事基础科研、国际经贸、外交、外语专业等特定方向的人才，才需要深度掌握英语。既然英语只对少数专业人群具备刚需，就不应该让全体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统一承担高强度的英语应试压力。

需要厘清一个关键边界：支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 ≠ 取消英语课程。按照这一构想，中小学依旧开设英语课，但不再作为升学硬门槛；有升学、专业需求的学生，可以自主选修、参加等级考试；没有相关规划的学生，可以降低学习要求，完成基础通识学习即可。大学阶段同样调整，非外语、非科研类专业，不再把英语作为毕业、考研硬性门槛，专业人才按需修习外语。这套思路，本质是实现英语教育的分层化、个性化，告别一刀切式的全员高强度学习。

二、现实困境：英语作为主科，带来基础教育体系的多重结构性矛盾

王今朝的观点能够引发广泛共鸣，根源在于国内英语主科制度运行多年，积累了一系列肉眼可见的现实矛盾，也是无数家长、老师、学生切身感受到的痛点。

第一，应试导向的英语教育，背离语言学习本身目标，“学用脱节” 现象普遍。语言学习的初衷是交流、阅读、理解异域文化。但在主科、高考分值重压之下，中小学英语教学不可避免转向应试训练。大量学生可以熟练完成完形填空、阅读理解，熟记复杂语法，却无法进行简单口语对话；很多学生高考英语取得高分，阅读外文专业文献依旧困难。学生耗费大量时间背单词、刷题型，学到的是应试解题技巧，而非语言应用能力。一旦升学考试结束，缺乏持续使用场景，多年积累的英语知识快速流失，投入产出严重失衡。

第二，全民英语教育催生庞大课外培训负担，加重家庭教育经济压力。英语在中高考的主科权重，催生全社会的英语焦虑。很多家庭从幼儿园阶段就启动英语启蒙，小学阶段报课外辅导班、聘请外教。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英语培训是一笔持续多年的大额开支。双减政策之后，学科类校外培训受到规范，但家长的焦虑并未完全消失。很多家长并非发自内心认同英语的重要性，只是迫于升学规则，不得不被动投入金钱与时间。教育内卷，英语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第三，挤压母语教育与其他学科的生存空间，文化根基培养受到冲击。学生每日学习时间总量固定，英语占据大量课时与课后时间，语文、历史、传统文化、科学实践、体育美育的学习时间被迫压缩。不少教育学者指出，当下部分青少年母语文字功底薄弱，阅读理解、书面表达能力不足，对中华历史文化认知浅薄。当学生要同时应对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的高强度竞争，很容易陷入刷题循环，缺少阅读经典、感受母语魅力的机会。当然，母语学习与外语学习并非天然对立，但在有限学习时间约束下，权重失衡就会带来资源争夺。

第四，升学评价体系单一，英语成为限制人才发展的不合理门槛。很多理工科专业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拥有极强的专业天赋，但语言学习能力偏弱。在当前制度下，中高考、考研，英语是硬性必考科目，不少具备专业潜力的学生，因为英语分数不足，错失升学深造机会。对于技工、应用型人才而言，英语几乎没有使用场景，却要在升学环节被英语科目卡脖子，造成人才选拔标准的错位。

这些现实痛点，正是 “取消英语主科地位” 这一提案能够持续多年反复进入公共视野的底层原因。不止王今朝，多年来不少专家、政协委员都曾提出类似改革建议，核心诉求都是破解英语应试内卷，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分配。

三、审慎思辨：反对降低英语主科地位的核心理由，不可简单忽视

任何重大教育制度调整，都存在两面性。王今朝教授的观点具备现实针对性，但学术界、科技界、外语教育领域，也存在大量审慎、反对的声音。我们不能只看见英语应试的弊端，也要客观评估，若直接取消英语主科地位，可能带来的一系列连锁风险。

首要的担忧，是国家科技竞争层面的信息壁垒。截至当下，全球顶尖的自然科学、计算机、生物医药、工程技术前沿成果，首发文献大多以英文发表。中文翻译版本往往存在滞后，部分前沿内容甚至没有官方译本。对于立志从事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发的科研人员，英语不是可选的加分项，而是获取全球知识、跟踪前沿进展的必备工具。如果中小学英语降为选修，普通公立学校压缩英语课时，那么普通家庭出身、有志科研的孩子，将失去在基础教育阶段打下英语基础的机会。富裕家庭依旧可以依靠私教、国际课程维持高水平英语学习，英语能力进一步演变为财富带来的特权，反而加剧教育分层，与王今朝想要促进教育公平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英语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国际竞争的基础工具。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对外经贸、国际工程、文化交流、全球治理，都需要大量掌握外语的复合型人才。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青年人才。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除语言工具之外，课标明确赋予人文价值：通过外语学习，对比多元文化，理性认识世界，在理解异域文明的同时树立文化自信。如果弱化英语基础教育，一代人国际视野的培养，会受到长期影响。

还有一个现实考量：人才选拔机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高考是我国最重要的人才筛选体系，科目权重调整，会重塑千万学生的学习选择。如果英语退出主科，不再计入总分或者降低分值，绝大多数学生会直接减少英语投入。对于偏远乡村学校，师资本就紧张，英语选修课很容易流于形式。乡村孩子想要未来报考理工科、涉外类专业，缺少基础教育阶段的基础，进入大学之后追赶难度极大。原本英语是普通孩子接触世界、跨专业发展的一条通道，一旦降权，这条通道将变窄。

同时，AI 翻译工具的局限性，也不能被过度放大。机器翻译适合简单文本翻译，但对于严谨的学术论文、专业技术文档、复杂的学术思辨、口头学术交流，机器翻译依然存在误差、语义丢失、专业术语偏差。AI 只能作为辅助工具，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熟练掌握外语所具备的信息理解、思辨能力。把翻译工具等同于掌握外语，是对语言学习价值的简化。

综上，反对者并不是主张维持当下高强度应试英语不变，而是认为改革方向应当是优化英语教学、降低应试压力，而非直接取消主科地位。他们认为，需要改变的是英语考试方式、降低刷题内卷，而不是砍掉它在基础教育中的核心权重。

四、跳出二元对立：英语教育改革，不是二选一，而是重构评价体系

支持方与反对方的争论，很容易陷入 “保留主科” 和 “取消主科” 的两极对抗。但我国教育改革，历来走渐进优化路线，非极端化一刀切。仔细拆解双方诉求，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共识空间：所有人都认同，当前应试英语内卷过重，学生学习负担过大，学用脱节的问题亟待解决；分歧集中在，解决这个问题，是否必须通过取消英语主科地位来实现。

回顾《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国家对英语课程定位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要求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与学习能力，并不鼓励无限制应试刷题。近年来，国内英语改革已经在稳步推进：部分地区降低英语在中考的分值，弱化机械语法考题，增加听说考核；高考外语实行一年多考，提供多语种选择；部分高校逐步探索，研究生招生，部分专业允许弱化英语成绩权重，更加看重专业能力。这一系列举措，正是在不直接取消主科的前提下，缓解英语应试压力，推动英语回归语言应用本质。

如果参考王今朝教授的改革思路，我们也可以设计一套分层化的备选方案，兼顾减负与国家人才需求。

方案第一，义务教育阶段，英语保留必修课程属性，但降低升学分值权重，减少纸笔刷题考核，重点培养听说基础、国际文化通识，不再以高难度语法、生僻词汇作为考察重点。

方案第二，高中阶段实行分类选考。计划报考理工科、涉外、外语类专业的学生，选择英语作为选考科目，计入高考总分；报考纯文科、艺术类、技能型专业学生，可以不选英语，改用其他科目替代。

方案第三，大学分层要求。科研、涉外相关专业，继续强化英语要求；应用型、技能型专业，取消英语作为毕业硬性门槛，改为自主选修，按需学习。

方案第四，配套社会机制改革，破除各类不必要的英语门槛。职称评定、职业资格考试，非涉外岗位取消英语硬性要求，杜绝 “一刀切” 英语门槛。

这套方案的优势在于：普通学生不用常年承受高强度英语应试压力，减轻家庭与学生负担；有志于科研、国际方向的学生，依然拥有系统学习英语、参加选考的通道；乡村学校依旧开设基础英语课，不会彻底切断底层学生接触外语的机会。既回应了王今朝所指出的资源浪费、内卷痛点，又规避了直接取消主科地位带来的人才断层、阶层固化风险。

我们必须分清两件事：减轻英语应试负担，不等于放弃外语教育；调整学科权重，不等于封闭国门。英语教育改革，核心目标不是要不要学英语，而是谁来学、学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样的方式考核。过去的模式，是所有人统一高强度学习；理想的改革方向，应该是需要的人深耕，普通人浅学，因材施教。

五、深层思考：这场争论背后，是中国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教育价值重塑

英语学科地位之争，表面看是一门课程的分值、课时之争，底层是时代变迁之下，国家发展目标、人才需求结构发生的深刻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急需大量懂外语、能够对接海外技术与资本的人才。在那个年代，普及英语教育，把英语列为中小学主科，是服务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举措。四十多年间，全民英语教育，为我国培养了海量涉外人才，帮助我们引进技术、融入全球产业链，历史贡献不容抹杀。而到今天，我国已经建成完整工业体系，科技自主创新成为核心战略，同时 AI 技术改变语言工具的获取方式。社会人才结构随之改变：国家依旧需要顶尖外语、科研人才，但不再需要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掌握高水平英语。时代背景变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自然就有讨论调整的空间。

与此同时，文化自信建设，成为基础教育重要目标。基础教育需要花更多精力，引导学生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母语读写、思辨能力。但这不代表学习外语就会削弱文化自信。真正的文化自信，是能够从容平视世界，既读懂自身文明，也看懂全球多元文明。学好外语，可以读懂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向海外传播中华文明。外语学习与母语文化培育，二者可以相辅相成，关键在于教学导向，而不是科目是否为主科。

我们也要警惕两种极端思维。一种是技术万能论，认为翻译软件足够强大，外语学习完全无用。机器翻译永远是辅助工具，深度阅读、学术思辨、跨文化共情，离不开人的语言理解能力。另一种极端是外语崇拜，认为英语能力等同于人才水平，不分专业、不分岗位，把英语当作万能筛选标尺，制造大量不合理门槛。这两种思维，都会误导教育改革的方向。

教育的本质，是为国家、社会培养适配时代的人。基础教育资源有限，每一个课时、每一分升学权重的分配，都是一次价值取舍。过去几十年，我们优先保障对外开放人才需求，赋予英语主科地位；今天，我们开始权衡减负、教育公平、母语教育、技能人才培养等多重目标，所以这场讨论才会反复升温。

结语

王今朝教授提出支持取消英语在大中小学主科地位，是立足于资源配置效率、教育公平视角提出的改革构想。这个观点击中了当前英语应试教育内卷、学用脱节、家庭负担沉重等真实痛点，因此能够获得大量普通人的共鸣。但这一方案同样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一旦简单落地，有可能压缩普通家庭孩子通往前沿科研、国际领域的上升通道，带来新的教育分层，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潜在影响。

这场讨论最终告诉我们：英语教育改革，不适合采用 “非此即彼” 的激进方案。完全维持现状，应试内卷的矛盾持续积累；直接一刀切取消英语主科地位，又会带来长远人才层面的隐患。更合理的路径，是渐进式改革：降低中小学英语应试难度，改革考试评价方式，破除各行各业不必要的英语硬性门槛，推行分层分类学习，让外语学习回归工具属性。愿意深耕的学生拥有通道，普通学生卸下沉重应试包袱。

教育改革关乎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任何调整都需要充分调研、多方论证、稳步试点。英语是否保留主科地位，这场讨论不会很快终结。但争论本身，也在推动全社会反思基础教育的目标：教育的使命，不是让所有孩子用同样一套标准赛跑，而是尊重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发挥自身所长，既扎根中华大地，又拥有眺望世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