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昌平国际学校6月停办，12年学费180万还换得来确定性吗？

北京昌平一所国际学校6月停办，普通国际学校的年学费约为15万元，而十二年的学费总和为180万元。家长把升学结果、学校能否持续办学以及家庭现金流放在一起来核算，这样投入还可以得到多少确定性呢？

到了8月，仍然有家长到校区门口查看，门口草坪野草已经高过半尺了。一年以前这里还算是不少家庭规划升学路径的时候会去了解的“鸡娃起点”，而如今校门冷清，开放日从几百组家庭变成几十组。

家长在外面待了一会儿之后，就转向了另外一笔账目即把国际学校花费的钱能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教育成果。这所学校的停办不是孤立的变化。

新学说发布的《202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表明，2025年合规国际学校有928所，比2024年的971所少44所，在校生为46.8万人，同比减少约 3%。新建学校的数量首次降到个位数以下，“非头部学校中超过四成招生不足”，成班率低于70%。

学生人数直接影响班级是否可以正常的开课，教师的工资是否能够准时发放，校园能不能持续运转。学费收不上来的时候，学校的压力就会由招生部转嫁到日常管理上。

但是国际教育并没有消失，生源和资金只是更加集中地流向头部学校以及可以给出清晰升学结果的学校。北京贝赛思顺义校区将于2026年8月开学，招生人数为606人，规划学位为2300个，总投资额达14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是中小民办学校的招生不足。“有人读”和“没人读”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由市场决定，而是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加明显的新分化，即头部学校依然有吸引力、普通学校必须接受更严格的家庭选择。

这种筛选，首先是学费。普通国际学校的年学费为15万元左右，十二年纯学费就是180万，还不包括夏校、游学、竞赛以及背景提升。家长以前重视的是学校环境、课程体系和出国途径等几个方面，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下则把学校近三年的录取名单、在校生人数、师资流失情况以及财务稳定性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宣传册上写的内容，比不上学校是否可以一直开办下去、学生最后去哪里的参照意义大得多。留学之后收入预期不再如以前那么能够承担起高额的教育开支。

据新东方调研可知，留学生中月收入超过万的有38%左右，总体留学成本为国内教育成本的6倍以上。新东方2026年留学报告给出的数据是,留学生的平均期望工资接近2万元，首份工作的实际平均月薪约为1.3万元。

海归优先岗位平均薪资从2019年11739元涨到2024年15440元，但是到了2026年，这类岗位的薪资同比增速是3.2%，比国内全岗位的4.5%低。数字不是说出国就不值得了，而是想提醒家长过去的“贵校加出国就能换来高薪”的公式已经不再稳固了。

如果孩子的冲刺目标不是顶尖的海外院校，那么在国内的高中或者大学中还会伴随一些国际交流，因此总体上来说会比国外的一些学校少许多。省下的钱存入家庭现金流中可以应对教育、住房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变动所造成的不确定性。

能否保留退路，开始和学校名气一样重要。这样的变化也蔓延到家庭理财上。“用利息生活”豆瓣有11万人参与，小红书同名话题浏览量达6亿；蚂蚁财富“红利”、“股息”的搜索量同比接近增长3倍。

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年年，全市场红利类指数的规模达到3102.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9%。近一年中证红利平均股息率为4.7%，自2026年以来红利指数基金平均每年分红次数为4.83次。低利率环境之下，三年期定存利率接近1%，部分家庭开始关注债券基金、红利基金、黄金和储蓄险等产品。

85后工程师方易买银行、通信、水电等股票，去年银行股的股息率达到了4%以上。他对于这些被称为“老登股”的股票也具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更看重的是定期分红所带来的收益，并且希望波动能够控制在自己可以承受的程度之内。

深圳程序员李华把留出的现金流分为四部分，其中40%投资债券基金，30%投资红利指数，30%按年复利3%储蓄险。在债券基金平台上还有1600万位“收蛋人”，他们用“收蛋”来表示净值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一，“碎蛋”来表示净值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一，每天都关注的是组合能否平稳运行。

但是把15万学费转化为“收息”，并不等于家庭自动变富。假设180万全部买入红利基金，按照近一年中证红利4.7%的股息率粗算，年分红约为8.46万元，但是基金净值会回撤，分红也得不到保证。

如果股价下跌，则本金会小于180万元。过去三年红利类资产平均最大回撤是14.6%，比沪深300的21%和创业板的31.8%要小很多，但是仍然不能成为存款替代品。高股息率有时是因为股价大跌而来的，也可能是由于企业利润下滑而减少或者取消了分红。

债券基金同样有风险，长债会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信用债遇到违约的时候就会导致本金的损失；储蓄险前几年现金价值较低，在提前退保的情况下并不划算。债基打底、红利承担部分权益现金流、储蓄险锁定长期资金可以使得整体波动小一些但是长期收益上限也会降低。

方易和李华的配置可以维持日常生活，但是需要资金期限相匹配、不能借钱投资，不能把分红当作固定工资来花掉。教育选择也出现新的分化。

部分北京公立国际部年学费在8.5万到12.8万之间，比普通的民办国际学校的学费低了大约15万，但是中考成绩、入学竞争和出国预算仍然很重。贝赛思类高端学校年支出约为30万元至40万元，普通家庭很难照搬。

有人退掉国际学校占位，改读公办国际部，再配合校外自学；也有人继续读民办学校，但是把夏校从三趟减少到一趟，并且每月定投红利低波基金、短债等。书法班关门、钢琴挂到闲鱼、暑假改去免费公园和博物馆也不过是简单的压缩消费而已。

部分家庭把原本给培训机构的钱留在账户里，每月分红继续投入，期望孩子18岁的时候，家庭账上既没有花掉的学费，也还有可以动用的本金。国内大学四年的学杂费、刚工作前两年的生活费、一次小规模海外交流等都可以从分红和本金中安排起来，并不需要临时卖房或者卖股。

昌平那所停办学校对面，后来又开了一家社区图书馆。周末有家长带孩子借科普书，在外面计算出本月债券基金收了多少个“蛋”、红利到账有多少。“草还长着呢”，围墙内和围墙外的父母已经改变了对待孩子未来的方式。

他们并不是不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只是不再用学校的学费或者出国名校作为衡量“好”的标准了。当15万元学费需要同家庭现金流、升学成果、未来退路放在同一张表里的时候，国际学校是否值得就不是由宣传册决定的，而是由持续的教育产出和家庭是否能承担起这笔费用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