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2年冬，河南兰考县的一处沙丘旁，县委书记焦裕禄和张钦礼蹲在风口，仔细查看被风沙掩埋的麦苗。这里没有会议室，也没有现成答案，只有连绵的沙丘、盐碱地和被水淹过的庄稼。焦裕禄问：“这片地，群众最清楚怎么治。”张钦礼点头，随即带人进村走访。
那时的兰考，风沙、内涝、盐碱并称“三害”。治理不能只靠口号，得找到规律，更得让百姓愿意出力。张钦礼熟悉当地情况，长期在基层工作，知道哪条沟容易漫水，哪处沙丘年年移动，也清楚农民最担心什么。
张钦礼1923年出生在河南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元谋早年参加革命。家庭影响使他很早接触到进步思想。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地方工作。二十多岁时，他已经担任兰考县的重要领导职务，成为河南较年轻的县级干部。
他办事有个特点，不喜欢坐在屋里听汇报。那辆自行车常年穿行在乡间土路上，车轮沾满泥土，也把村里的真实情况带回县委。遇到农业生产问题，他会直接问亩产、问水源、问种子，不满足于“形势很好”这类空话。
1957年，兰考一名复员军人李德山因纠纷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张钦礼查阅材料后发现案情存在疑点。他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走访当事人和附近群众，重新核对证据。调查结束后，他在县委会议上提出，这起案件可能夹杂个人恩怨，不能草率处理。
这番话让会场气氛骤然紧张。有人批评他“替坏人说话”，也有人认为他是在否定组织决定。张钦礼没有后退，还和几名干部一起为案件申辩。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事实并不一定能得到保护，他很快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第二年秋粮征购会议上，各地汇报的产量数字普遍偏高。张钦礼带去一叠统计材料，指出部分数字与实际收成不符。他说：“数字报得再高，地里没有粮，百姓还是要受苦。”这句话并没有改变会场气氛，反而使他受到更严厉的批评。
此后，他被下放劳动。白天干农活，晚上接受批斗，生活陷入低谷。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对农村问题的判断。多年后，兰考治理“三害”时，他仍能迅速进入角色，原因就在于他一直没有离开土地，也没有停止观察。
焦裕禄到兰考后，很快发现张钦礼熟悉县情，又敢于承担责任，便让他参与治理规划和具体执行。两人带领干部群众查风口、测地形、挖沟渠，逐块试验盐碱地改良办法。
治理风沙时，他们采用翻淤压沙、植树固沙等办法。群众把前一种办法形容为“贴膏药”，把成片植树称作“扎针”。这些说法朴素，却体现了一个道理：治沙不能只堵一处，必须同时改变沙土结构和地表环境。
内涝治理也不是简单挖几条沟。干部们沿着水流方向查勘，疏浚河道，修整排水沟，让积水有地方可走。盐碱地则通过深翻、引黄灌淤等办法逐步改良。张钦礼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把经验变成可操作的办法，再交给群众实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在郑州逝世，年仅42岁。三天后，张钦礼赶赴民权参加沙区造林会议。他没有只讲造林成绩，而是在会上介绍焦裕禄如何深入村庄、查风口、问农事，以及怎样带病坚持工作。
1965年，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到兰考采访。张钦礼提供了大量情况，详细讲述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的事迹由此广为人知。张钦礼并非故事的编造者，而是重要的见证者和讲述者。
动荡年代里，这种讲述却给他带来祸端。有人反过来指责他夸大焦裕禄事迹，甚至说他“制造典型”。这些说法与兰考干部群众的亲身经历相悖，但在特殊时期，事实常常被混乱的政治标签遮蔽。
1979年，张钦礼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这个判决后来被认定为错误，他的政治结论和相关待遇得到纠正。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周恩来直接处理此案的说法，公开材料中的时间关系存在疑问，不能简单写成“1979年由周恩来亲自平反”。周恩来已于1976年逝世，历史叙述必须把时间对上。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病逝。出殡时，兰考许多群众自发赶来送行，街道两旁人群久久不散。民间流传“十万人沿街磕头”的说法，表达的是当地百姓对他的深厚感情，具体人数则缺少统一、可靠的统计依据。能确定的是，他离开时，送行者远远超过普通丧葬场面，许多老人仍记得那条被人群挤满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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