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明,今年四十五岁,是家里的老二。
我二伯叫周建国,今年七十三岁,是我爸的亲弟弟。
三十二年前,二伯跟着一个朋友去了云南,说是要去那边做生意。那时候云南刚开放,很多人去那边淘金。二伯走的时候,才四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走之前,跟我爸说:"哥,我去云南闯闯,混出个人样来就回来。"
我爸说:"行,你好好干,家里有我。"
谁知道,二伯这一走,就是三十二年。
二伯在云南确实混出了点名堂。他先是做药材生意,后来又开了个小超市,慢慢攒下了些钱。他在云南买了房,安了家,还娶了个云南本地的媳妇,生了个儿子。从那以后,他就很少回老家了。
不是不想回,是路太远,来回一趟光路费就要好几千,再加上生意忙,就一年年拖下来了。
二伯虽然人不在老家,但家里的红白喜事,他从来没落下过。
我爸去世那年,二伯回来了,披麻戴孝,哭得比谁都伤心。他在老家待了七天,帮我妈办完了丧事,又回云南了。走的时候,给我妈留了两万块钱,说:"嫂子,以后家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我妈说:"建国,你在外面也不容易,别惦记家里。"
二伯说:"嫂子,这是我哥,我不能不回来。"
从那以后,家里的红白喜事,二伯都会打电话回来问候,但从来没随过礼。
我堂哥结婚,二伯打了个电话,说了一堆祝福的话,但没给红包。我堂姐生孩子,二伯也打了个电话,说等孩子满月了去看,但后来也没去。我儿子考上大学,二伯打电话祝贺,说等放暑假了让孩子去云南玩,但最后也没来。
时间长了,家里的亲戚就开始有意见了。
我三叔说:"建国这孩子,怎么这样?人在外面混好了,就不认家里人了?红白喜事连个礼都不随,像什么话?"
我四婶也说:"可不是嘛,他哥死了,他回来哭得跟什么似的,可轮到咱们家的事,他连个红包都不给。这不是虚情假意吗?"
我妈听到了,心里也不好受,但她替二伯说话:"建国在外面也不容易,可能手头紧。再说了,他大老远跑回来给建国送终,这份心意就够了。"
三叔说:"嫂子,你就是心善。他要是真有心,随便给个红包也行啊,又不是要他给多少。"
我妈没再说话,但心里也犯嘀咕。
其实我知道,二伯不是没钱。他在云南做生意,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多了。他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说生意不错,身体也好,让我们别惦记。可他就是不随礼,不管是结婚、生子、还是升学,他从来没给过一分钱。
我心里也有点不舒服,但没说什么。毕竟二伯是我爸的亲弟弟,我爸在世的时候,兄弟俩感情特别好。我不能因为我爸走了,就跟二伯生分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去年冬天,我突然接到二伯的电话。电话里,二伯的声音很虚弱,说:"明明,二伯病了,是肺癌,晚期。"
我愣了一下,说:"二伯,怎么会这样?您去医院看了吗?"
二伯说:"看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
我心里一沉,说:"二伯,您别着急,现在医学发达,一定有办法的。我跟我妈说一声,我们去看您。"
二伯沉默了一会儿,说:"明明,不用了。二伯这个病,治不好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别让你妈担心。"
我说:"二伯,您别这么说。我跟我妈商量一下,我们一定去看您。"
挂了电话,我跟我妈说了。我妈当时就哭了,说:"建国怎么就得了这个病?不行,我得去看他。"
我说:"妈,咱们去云南,路费不便宜,而且您身体也不好,能受得了吗?"
我妈说:"受得了也得去。他是我小叔子,我不能看着他一个人在外面受罪。"
我说:"那咱们跟亲戚们说一声,看看谁愿意一起去。"
我妈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妈给三叔、四婶、堂哥、堂姐都打了电话,说了二伯生病的事,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云南看看二伯。
电话打了一圈,结果让我们心寒。
三叔说:"嫂子,我就不去了。我最近腰不好,坐不了长途车。再说了,建国这么多年也没给家里随过礼,咱们去看他,他也不一定领情。"
四婶说:"嫂子,我也不去了。我家里还有事走不开。再说了,他红白喜事都不随礼,咱们去看他干嘛?热脸贴冷屁股?"
堂哥说:"妈,我工作忙,请不了假。再说了,我跟二伯也不熟,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
堂姐说:"妈,我也不去了。我孩子还小,走不开。再说了,二伯这么多年也没管过我们,咱们没必要去。"
我妈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
我知道我妈心里难受。她替二伯说话,替二伯辩解,可亲戚们都不领情。他们觉得二伯不随礼,就是不认家里人,现在生病了,也没必要去看他。
我心里也难受,但我没说什么。我知道亲戚们的想法,换作是我,可能也会这么想。二伯三十二年没随过礼,不管家里有什么事,他都是打个电话就完事了。现在他生病了,亲戚们不想去,也情有可原。
我说:"妈,咱们去吧。不管别人去不去,咱们去。二伯是我爸的亲弟弟,咱们不能不管他。"
我妈点了点头,说:"行,咱们去。"
我们收拾了行李,买了去云南的机票。我妈年纪大了,坐不了火车,只能坐飞机。机票很贵,来回两个人花了八千多块钱,但我没心疼。钱可以再挣,二伯只有一个。
到了云南,二伯的儿子周鹏来接我们。周鹏比我小五岁,在云南开了一家装修公司,日子过得不错。他见到我们,眼睛红红的,说:"婶,明明哥,你们来了。"
我妈说:"小鹏,你爸怎么样了?"
周鹏说:"不太好,最近咳得厉害,吃不下东西。"
我们跟着周鹏去了医院。二伯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相,脸色蜡黄,头发全白了。看见我们,他挣扎着要坐起来,我妈赶紧按住他,说:"建国,你躺着,别动。"
二伯看着我妈,眼泪就下来了,说:"嫂子,你怎么来了?"
我妈说:"我不来谁来看你?你是我小叔子,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在这里受罪。"
二伯说:"嫂子,我对不起你。"
我妈说:"你说什么傻话?咱们是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
二伯转过头,看着我,说:"明明,你来了。"
我说:"二伯,我来了。您好好养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二伯笑了笑,说:"明明,二伯这个病,好不了了。二伯就是想见你们一面,跟你们说说话。"
我妈说:"建国,你别胡思乱想。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有办法的。"
二伯摇了摇头,说:"嫂子,我知道自己的病。医生说了,最多还有三个月。"
我妈哭了,说:"建国,你怎么不早说?"
二伯说:"早说有什么用?让你们担心?我不想让你们担心。"
我们在云南待了一个星期,天天去医院陪二伯。二伯的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跟我们说说话,坏的时候连话都说不出来。
有一天,二伯精神好一些,把我叫到床边,说:"明明,二伯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说:"二伯,您说。"
二伯说:"二伯这么多年没给家里随过礼,你们是不是怪我?"
我愣了一下,说:"二伯,您怎么突然说这个?"
二伯说:"我知道,你们心里肯定有意见。三叔、四婶他们,肯定觉得我不认家里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二伯,亲戚们确实有点意见。但我和我妈不怪您。我们知道,您在外面也不容易。"
二伯摇了摇头,说:"明明,不是不容易。二伯是故意的。"
我愣住了,说:"故意的?为什么?"
二伯叹了口气,说:"明明,你还记得你爸去世那年,我回来送他最后一程吗?"
我说:"记得。"
二伯说:"那时候,我生意刚起步,手里没什么钱。我回来给我哥办丧事,花了三万多块钱。那时候三万多块,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我走的时候,给你妈留了两万块,那是我手里所有的钱了。"
我说:"二伯,我知道。"
二伯说:"从那以后,我就想通了。红白喜事随礼,随来随去,最后谁也没落下好。你随我,我随你,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其实都是面子工程。我不随礼,不是我不认家里人,是我觉得没必要。"
我有点不理解,说:"二伯,随礼是传统,是礼尚往来。您不随礼,亲戚们会觉得您不合群。"
二伯说:"明明,二伯在云南待了三十二年,看透了。你随礼,人家觉得你应该的;你不随礼,人家就觉得你不对。何苦呢?我把钱省下来,给自己看病,给儿子买房,不比随礼强?"
我说:"二伯,可亲戚们觉得您不认他们。"
二伯说:"认不认,不是靠随礼来证明的。我哥死了,我大老远跑回来,披麻戴孝,哭了七天,这还不够吗?我嫂子有困难,我给她留了两万块,这还不够吗?"
我沉默了。
二伯说得有道理。他确实做到了一个弟弟该做的。我爸去世,他回来送终;我妈有困难,他给钱。他只是不随那些虚礼,不代表他不认家里人。
二伯说:"明明,二伯这次生病,本来没想告诉你们。但二伯快死了,想见你们一面。我知道,亲戚们不会来。他们觉得我不随礼,就不认他们,现在我也不配让他们来看我。"
我说:"二伯,您别这么说。"
二伯说:"明明,二伯不怪他们。人都是现实的,你有用,他们就围着你转;你没用了,他们就躲着你。二伯早就看透了。"
我鼻子一酸,说:"二伯,您还有我们。我和我妈会来看您的。"
二伯笑了笑,说:"明明,二伯知足了。有你和你妈来,二伯就不孤单了。"
那天晚上,我跟周鹏聊天。周鹏说:"明明哥,我爸其实心里一直挺难受的。他知道亲戚们对他有意见,但他又不愿意解释。他说,解释也没用,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解释了也不懂。"
我说:"你爸是个明白人。"
周鹏说:"明明哥,我爸这次生病,花了不少钱。我手里有点积蓄,但也不够。我想跟亲戚们借点钱,但我爸不让。他说,他不随礼,没脸跟人家借钱。"
我心里一沉,说:"小鹏,你别着急。我手里有点钱,先给你用。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周鹏说:"明明哥,谢谢你。"
我说:"咱们是一家人,说什么谢。"
第二天,我把二伯的话跟我妈说了。我妈听了,眼泪止不住地流,说:"建国这孩子,怎么这么傻?他不随礼,是为了省钱给自己看病,给儿子买房。可亲戚们不理解,还怪他。"
我说:"妈,二伯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随礼是虚的,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我妈说:"明明,咱们得帮帮你二伯。他这次治病,花了不少钱吧?"
我说:"花了不少。小鹏手里的积蓄不够,我想把我手里的钱先给他用。"
我妈说:"行,妈这里也有点钱,你一起拿去。咱们不能让建国一个人扛着。"
我说:"妈,那亲戚们那边……"
我妈说:"不用管他们。他们不来,是他们的选择。咱们来,是咱们的本分。"
我点了点头。
我们在云南又待了一个星期,给二伯留了十万块钱,才回老家。走的时候,二伯拉着我的手,说:"明明,二伯这辈子,有你和你妈,值了。"
我哭着说:"二伯,您别这么说。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二伯笑了笑,说:"明明,二伯知道自己的病。二伯走了以后,你替我多看看你妈。你妈一个人不容易。"
我说:"二伯,我知道了。"
回到老家,我妈把二伯的事跟亲戚们说了。我说二伯这次治病花了不少钱,问他们能不能借点钱。
三叔说:"嫂子,不是我不借。我手里也没钱。再说了,建国这么多年也没随过礼,咱们借钱给他,他以后还吗?"
四婶说:"可不是嘛。他红白喜事都不随礼,现在生病了,倒想起我们来了?早干嘛去了?"
堂哥说:"妈,我手里也没钱。我刚买了房,房贷还没还完呢。"
堂姐说:"妈,我也不行。我孩子上学,花钱的地方多。"
我妈听了,没说话,但脸色很难看。
我知道,亲戚们是不想借。他们觉得二伯不随礼,就是不认他们,现在二伯生病了,他们也没义务帮忙。
我心里很生气,但没发作。我知道,跟这些人说再多也没用。他们只认钱,不认人。
我说:"妈,不用跟他们借了。咱们自己想办法。"
我妈点了点头,说:"行,咱们自己想办法。"
从那以后,我和我妈每个月都给二伯寄钱。我寄五千,我妈寄三千,加起来八千块钱,够二伯治病和生活了。周鹏也尽力照顾二伯,每天都去医院陪他。
三个月后,二伯走了。
走的时候,我和我妈都在他身边。二伯握着我的手,说:"明明,二伯走了。你替我好好照顾你妈。"
我哭着说:"二伯,您放心。"
二伯又看着我妈,说:"嫂子,下辈子,我还做你小叔子。"
我妈哭着说:"建国,你走吧。嫂子会好好的。"
二伯笑了笑,闭上了眼睛。
二伯走了以后,周鹏把他葬在了云南。他说,二伯在云南待了三十二年,早就把云南当成家了,就让他留在云南吧。
二伯走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和我妈去云南给二伯上坟。周鹏带着我们去了墓地,二伯的坟收拾得很干净,周围种满了花。
我妈给二伯上了香,说:"建国,嫂子来看你了。你在那边好好的,别惦记家里。"
我也给二伯上了香,说:"二伯,明明来看您了。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我妈的。"
周鹏说:"婶,明明哥,谢谢你们。我爸走的时候,说这辈子最感激的就是你们。"
我妈说:"小鹏,你爸是我小叔子,我不照顾他照顾谁?"
从云南回来,我妈把亲戚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
我妈说:"建国走了,有些话,我想跟你们说清楚。"
三叔说:"嫂子,你说。"
我妈说:"建国这么多年不随礼,你们是不是觉得他不认家里人?"
四婶说:"嫂子,不是我们觉得,是他确实没随过礼。红白喜事,连个红包都不给,像话吗?"
我妈说:"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不随礼吗?"
三叔说:"为什么?"
我妈说:"建国跟我说,他刚去云南的时候,生意刚起步,手里没什么钱。我哥去世那年,他回来送终,花了三万多块钱,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两万块,那是他手里所有的钱了。从那以后,他就想通了,红白喜事随礼都是虚的,他不想再随了。他把钱省下来,给自己看病,给儿子买房。"
亲戚们都沉默了。
我妈说:"你们觉得他不随礼,就是不认家里人。可他哥死了,他大老远跑回来,披麻戴孝,哭了七天。我困难的时候,他给我留了两万块。这还不够吗?你们随礼,随来随去,最后谁也没落下好。建国不随礼,但他做到了一个弟弟该做的。你们随礼了,可建国生病了,你们谁去看他了?谁借钱给他了?"
三叔低下了头,四婶也不说话了。
我妈说:"建国走的时候,说他不怪你们。他说,人都是现实的,你有用,他们就围着你转;你没用了,他们就躲着你。他早就看透了。"
堂哥说:"妈,我们……我们也不是故意不去的。"
我妈说:"不是故意的,那是什么?建国是你们亲叔叔,他生病了,你们连个电话都不打,连个人都不去看。你们还好意思说不随礼?你们连最基本的人情味都没有!"
四婶说:"嫂子,我们错了。"
我妈说:"错了有什么用?建国走了,你们现在说错了,他能听见吗?"
亲戚们都沉默了。
我妈说:"从今天开始,咱们家的红白喜事,谁也不许随礼。咱们学建国,把钱省下来,给自己用,给家里人用。别再搞那些虚的了。"
三叔说:"嫂子,我听你的。"
四婶说:"嫂子,我也听你的。"
堂哥堂姐也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红白喜事,真的不随礼了。谁家有困难,大家就一起帮忙,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不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亲戚们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好了。
以前随礼的时候,大家都算计,你随我多少,我随你多少,生怕自己亏了。现在不随礼了,反而真诚了。谁家有事,大家真心帮忙,不再计较那么多。
我妈说:"建国虽然走了,但他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人情不是靠随礼来维持的,是靠真心。你真心对别人,别人也会真心对你。你虚情假意,别人也会虚情假意。"
我点了点头,说:"妈,二伯是个明白人。"
我妈说:"是啊,他是个明白人。可惜,明白得太晚了。"
我说:"不晚。他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情。"
现在,我经常去云南看周鹏。周鹏把二伯的超市经营得很好,日子过得不错。他结婚的时候,我没随礼,但我去帮他忙前忙后,帮了他一个星期。他说:"明明哥,谢谢你。"
我说:"咱们是一家人,说什么谢。"
二伯走后的第三年,周鹏生了个儿子。我给周鹏寄了一万块钱,没说是礼金,说是给孩子的见面礼。周鹏打电话来,说:"明明哥,你随礼了?"
我说:"这不是礼金,这是给我侄子的见面礼。你爸说过,红白喜事不随礼,但孩子出生,当叔爷的总得表示表示。"
周鹏笑了,说:"明明哥,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心里暖暖的。
我知道,二伯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高兴的。
他用自己的一生,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人情不是靠随礼来维持的,是靠真心。你真心对别人,别人也会真心对你。你虚情假意,别人也会虚情假意。
二伯定居云南三十二年,红白喜事从不随礼,他重病后亲戚的反应让他沉默。但他用他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情。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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