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那么多进士，官员编制够用吗？再加上举人是不是太多了？

宋代进士为什么会“烂大街”？一千多年后再回头看，这依旧是中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读书人拼了命想挤进的那扇门，被宋朝皇帝硬生生掰到最大，结果门是开了，屋子里却塞满了人——官位不够，冗官横生，行政效率直接被拖垮。

故事从一个看似枯燥的数字开始，却把整部中国古代官僚史的底子翻了个底朝天。

先把盘子摆好：中国古代到底需要多少县令？

先别管状元、榜眼、探花这些耀眼头衔，先算算最朴素的现实问题：全国要多少基层一把手。

西汉，全国县一度达到1587个；唐代1557个；明代1472个；清末1482个。不同朝代有增有减，但县的数量始终在1500上下小幅波动。县是帝国治理的基本单位，不管皇帝叫什么姓，这盘“县令”的棋基本是差不多的。

县以下不再拆分，县以上才是复杂的五花八门：州、府、道、路……但普通百姓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县衙那三口人：县令、县丞、主薄。

县丞和主薄是什么？大致就是县令的配备助理，一个管协助政务，一个管文书档案、人事、胥吏。他们可以是举人、监生、贡生出身，有时候甚至只是读过书、靠关系上位的寒士，无需“顶级学历认证”。但县令不一样，县令是实打实的“正职”，必须是真进士，是那种一路杀进京城，参加过会试、殿试、亲眼见过天子的“正规军”。

这就把全国约1500个县的县令岗位，全部变成进士的专属舞台。

按制度设计，县令不是一任到底的“铁饭碗”。大体上每三年要进行一次绩效考核：有的升官调走，有的考核不合格被撤职，有的告老还乡，有的病逝。各类自然和非自然原因加起来，每三年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县令职位出现空缺——也就是300人左右。

换句话说：全国1500个县，每三年要新补大约300个县令。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基层干部刚需”。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县令，全部从进士里选，够不够？

进士是什么？顶级干部选拔，怎么用才算不浪费？

科举里的进士，不是一堆“大学毕业生”，而是整个帝国最顶尖的一撮读书人。尤其到了明清时期，会试、殿试层层筛选，最后“金榜题名”的那些人，是被制度精心挑出来的骨干。

而这些骨干又不是一视同仁地随便发配。自唐以后，进士内部也有“分层”：一甲、二甲、三甲，甚至甲内还有细致排名，对应不同的官职起点。这不只是面子问题，而是赤裸裸的权力与资源差别。

大体逻辑很简单——用当时人的话讲：一甲在朝廷吃肉，二甲在京师啃骨头，三甲到地方喝汤。

一甲一般就三个人：状元、榜眼、探花。外加有时会把二甲第一名破格提拔，被称为“传胪”后入翰林院。这批人是妥妥的皇帝“亲自绑定”的高级后备干部，将来做宰相、入内阁，很大概率出在他们当中。那句流传甚广的：“非翰林不得入阁”，说的就是这个层级的核心地位——想进决策圈，先进翰林院。

二甲呢？大多数安排在京师——也就是帝国的心脏。根据《清典实录》之类的档案，可以看到大致规则：二甲前一至五十人，授部主事，相当于六部里年轻处长；五十一名以后到三甲前十，可以从事中书舍人、行人、博士，都是京里有编制、有实权、有前途的岗位。

简单说：二甲绝大多数都能留在京城，顶着光鲜身份，在各种部委轮岗实习。前五十人甚至第一步就拿到了“处级领导”的起步待遇。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正宗的“京户口+铁饭碗”。

三甲呢？就明显“下沉”了。总共约两百人，前几名可以去州担任知州，有点像今天的县级市一把手；再往后，做推官、通判之类的副职；更多的是发配当知县——也就是县令，让他们滚去地方“喝汤”。

于是矛盾出现了：每一轮科举大约录取三百进士，但从制度来看，真正拿去补充县令空缺的，大概只有其中一百多名三甲。三百对一百，多出来的去哪儿？留京当“脑中枢”，入翰林做“战略储备”。

那国家每三年需要三百县令，进士这小池子每三年却只能供个一百多。缺口怎么填？

“进士不够，举人监生贡生来凑”的现实妥协

皇帝们一开始也想得挺美——最好把县令这样的基层一把手全部用进士填满。但算账算多了就发现，这样做根本扛不住。

全国1500个县，县令岗位每三年更换约五分之一，也就是三百人。进士录取三百，去京城的去京城，进翰林的进翰林，做州官的做州官，真正能下沉到县一级的不过百来人，明显捉襟见肘。

怎么办？要么减少进士的“京职比例”，硬往下压；要么打开用人渠道，让中下层读书人也有机会接触地方权力。最终的现实选择，就是后者。

于是，制度慢慢松动——县令这张牌，可以少量发给举人、监生、贡生。再配上地方的特殊情况，偏远、“下、中、破、边”的县，地方收入薄，环境苦，多半不会要求“必须进士”，只要读书人肯去，有一定才学，能维持基本秩序，就可以考虑让监生这样的非进士担任县令。

这种“凑数式用人”，其实是基层治理的一个缓冲阀：进士数量太少，不够摊薄到全国各县；而举人、贡生这些“次一级人才”人数庞大，往往难以进入最高层，那就在偏远地带给他们留点出口。

这在清初尤为明显。顺治入关时，满族政权刚建立，中原儒生纷纷观望，读书人多处在“试探态度”，不愿立即全面投靠。此时人才供给紧张，进士身价飙升，朝廷也就更加倚重进士队伍，反过来也逼得他们不得不向下“倾斜”部分县令待遇。到了康熙、乾隆时，国家局面基本稳固、干部储备逐步充裕，进士的“稀缺光环”有所减弱，二甲留京比例也开始降低。

换句话说，从唐到清，进士一直都是稀缺资源，主旋律是“人太少，位不够用”，各种变通办法层出不穷。但宋朝反其道而行之——它遇到的不是“进士不够”，而是“进士太多”。

宋朝为什么突然搞出一个“进士黄金年代”？

看数字之前，不妨先记住一个常识：宋朝的版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并不算特别辽阔。

北宋把黄河流域、大部分长江中下游、部分西南和东北纳入版图，却终究没拿下辽、西夏的全部要地；南宋更是偏安江南，疆域差不多只有后来的明、清的一半上下。人口也是如此，约在五、六千万到一亿之间波动，和清中期上亿人口相比，尚有差距。

但就是这么一个“半壁江山”的王朝，科举进士的录取速度，却能碾压所有前后王朝，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先看别的朝代：

唐朝两百多年，组织进士考试268次，约录取进士七千四百人，平均每次不到三十人。是实打实的“小闸口选拔”，录取率极低。

元朝则更惨，短命王朝，总共考试十六次录取一千一百余人。

明朝两百多年，开科举科场八十八次，总录取进士大约二万四千人，平均每次不到三百人。

清朝开科一百一十二次，总进士约两万六千人，平均每次两百三十人上下。

而宋呢？

据《北宋登科人数考》统计，北宋时期组织进士考试八十一榜，录取约五万二千人；《南宋登科举人数考》则记载南宋四十九榜录取约四万五千人。两宋三百余年总计录取进士约十一万人，平均每次考试录取八百四十人，每年约三百四十人。

这是一种什么概念？简单比一下——宋代进士单次录取规模，是唐朝的十一倍，元朝的十二倍，明朝的三倍，清朝的三点五倍。

如果再看宋太宗赵光义的操作，那就更惊悚了。太宗上位后，第一年某次科举考试，就出现了“礼部贡生从十至十五者，皆赐出身”的记录，大量提升录取人次。按相关研究估算，他在位的二十一年间，录取进士近一万，平均每年约四百五十人。

也就是说，一个人干了二十多年，录取进士数就差不多赶上唐朝两百多年录取总数的规模。这个“扩招力度”，放在千年科举史里都是刺眼的存在。

这是“脑子一热”的任性之举吗？并不完全。

太宗这个人，一方面是能打仗的——灭北汉，收吴越，进川蜀，一度使北宋疆域达到顶峰，人口也跟着水涨船高；另一方面，他的上位方式一直在史学界被反复拷问——“烛影斧声”是否真有其事，“杀兄夺位”的争议一直未消。

如果你是一个有污点在身的皇帝，你会怎么办？最直接的办法之一，就是拼命改善自己在“读书人群体”里的声誉——大量广开科举之门，加大发榜规模，让更多人尝到“功名在手”的甜头，用利益刺激换取他们对政权的认同。

科举从来不仅是考试，更是政治工具。太宗这套操作，既可以解释为“重视文治”，也可以解读为“求稳政权”。招得越多，读书人的期待就越容易被满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国家前途和自己的仕途绑在你这条船上。

只是这套“撒糖策略”，在短期内确实赢得了人心，却在长期里埋下了一个庞大的隐患：官位不够用，人塞太满，整个官僚系统被严重撑爆。

进士泛滥之后，宋朝的官场变成了什么模样？

我们可以从几个现实场景来想象一下——

第一种情况：原班旧人不敢动，位置虚占。

宋朝建立之前，后周旧官、前朝旧臣一大批还在。赵匡胤、赵光义都明白，不能一夜之间把他们全部清洗干净，否则政局立刻动荡。于是大量的前朝官员，被安排所谓的“致仕”“奉朝散”等职位——形式上仍有官阶，有俸禄，有头衔，但不再承担核心实务。

结果就是，很多官署的某个位置，上面挂着一个“资深老人”，下面又塞进一个实际干活的新贵。一个岗位，硬生生被撕成了两个编制。

第二种情况：归化投诚者要安抚，官位再分。

宋初用兵四方，北方、西北、江南都有割据势力。许多地方的原本敌方官员，在战局变化中选择归顺宋朝。皇帝为了展示“宽仁”，往往会给这些人授官，以示优待。于是原本就不富裕的官场，再额外挤进一批“投诚者”，他们多是闲职或名誉职，却同样需要编制和俸禄。

于是原本一个位置出两个干部，变成了“一个位子至少挂三个名头”。

第三种情况：宗室、外戚、勋臣要分润，虚职叠加。

皇族亲戚、外戚、功臣集团，不可能没有待遇。宋朝刻意弱化他们的军权，避免唐末那种藩镇割据的悲剧复演，但并没有不管他们的利益诉求。于是各种“散官”“勋官”“阶官”满天飞——给你一个虚衔，不掺和具体业务，但享受一定俸禄。你是皇子，你是外戚，你是勋臣，都会被安插在这个系统里。

结果，一个地方上的某个“判官”“参政”“侍郎”，可能挂着好几人的名字，有的是实权，有的是虚衔，有的是恩赐。一个职位上，五六个人并行不悖，对外全叫“某官”，对内各干各的，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干。

第四种情况：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文官爆棚。

这是宋朝最核心的制度选择——因为太害怕“武人乱政”。从黄巢起义到五代十国，几乎每一波大规模政权更迭都带着军人造反的影子。赵匡胤自己就是“黄袍加身”的武人出身，他比谁都清楚武官掌兵权的风险。

于是，宋朝在设计政权架构时，刻意削弱武将权力，严控军权，把主导权牢牢压在文官集团上。你想要稳定，就得有一大票文官分散控制军队、财政、司法、地方。科举多开一点，进士多收一点，看上去也就顺理成章。

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各种机关里文职岗位越来越多，科举开得越来越勤，官员编制不断通胀，进士、举人、出身官挤满各个角落。一个职位下面堆七八个人，谁具体负责什么，反而模糊了。

最后，事情发展到一个极端状态。《宋史·职官志》里有一句话简洁又致命：“身居位而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十个官员里，八九个坐在职位上，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要么没有具体分工，要么根本没有实务派给他。简化一下：一个岗位，十个人头，其中一个真干活，其他九个领工资、挂头衔，日常工作是“在官衙里存在”。

这就是著名的“三冗”之一——冗官。另两冗是冗兵、冗费。三者互相交织，构成宋朝财政和行政上的巨大包袱：官员太多，军队配置过密，开销水涨船高。

县令这张牌，在这样一个系统里也完全变形了。原本县令应该是“一级负责制”，真正管理一县百姓；到了宋朝，可能出现一县配多个名义上的“知县”“通判”“判官”，有的兼管司法，有的不掌实务，却都在“官员序列”里领俸禄。

进士多到容不下，最后谁在为百姓真正办事？

从百姓视角看，这其实是最吊诡的地方。

表面上看，宋代读书人“出人头地”的机会，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多——科举次数频繁，录取规模惊人，只要你有一点本事，又能熬到考场，拿个“进士出身”并非完全是梦。

但一旦进了官场，你会发现：

你可能被安排在一个“有名无实”的岗位，名片上是某官，实际上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政务被别人分走了。

你也可能在某个衙门里和好几个同僚挤一个职位，大家都挂着官名，共享一个次级权力，谁也压不住谁。

你甚至可能一辈子活在“待命状态”里，从未被派往真正负责一方百姓的实职岗位，只是在京城或者某府里不断换位置，却不接触真正的基层治理。

对于那些真正想做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挫折感。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效率问题——

地方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有事没人真负责，没事官员又太多，文书往来、章奏反复，层层签名、环环推诿，最后百姓看见的是“衙门里人影晃动，事情却迟迟不决”。

于是，宋代的冗官问题，不只是“官员太多”这么简单，而是官员结构失衡、职责模糊、激励机制错位、现实需要与制度供给严重错配。

这是一个由“进士泛滥”引爆的深层制度病。

把故事拉回更大的历史纵深，能看到什么？

从西汉到清末，帝国大致稳定在1500个县的治理网格，基层干部需求一直存在。但不同朝代的对策截然不同：

唐代进士录取极严，少而精，用“少数精英”支撑整个国家治理，下层则大量仰赖世族和门阀。官场高度精英化，但阶层固化严重。

宋代猛然放开科举闸门，十一万进士，文官集团扩张到空前规模，却没有同步建设一个匹配的官位系统和职责体系，造成冗官泛滥，行政效率拉胯。

元代恢复科举有限，更多使用蒙古、色目官员，民族结构复杂，汉人上升空间受限，科举重要性下降。

明清再次稳住科举节奏，控制进士规模，同时辅以各级升迁考核、地方经验培养，进士既是核心干部，又不会“挤爆编制”。只是到了晚明晚清，制度逐渐僵化，选拔与现实脱节，形成另一种困局。

宋朝在这个序列里，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试验者：它把“读书人参与政权”的门开得太大，却没来得及把门后面的房间好好整理，让每个人都有清晰的位置。

县令这个基层一把手，既受进士控，又不得不向举人监生敞口子；京城则聚集了大批“有官没事干”的冗员。读书人看上去从未如此“被重视”，却又从未如此“被空耗”。

这就是宋朝的复杂性：一个让书生热血沸腾的黄金时代，却也是一个在冗官、冗兵、冗费的重压下逐步失速的政权。

今天再看两宋的“冗官”故事，其现实意义在哪儿？

其实很朴素：任何制度，如果只顾拉人进来，而不管最后怎么用人、怎么分工、怎么激励，迟早会在资源和效率上出问题。

宋朝用十一万进士，把整个帝国家底几乎都铺到了书生身上，却没给他们配套一个足够精细的岗位和职责结构。结果就是：进士满天飞，县令、知州、京官名号光鲜，真正干事的人反而显得稀少。

这不是“读书人太多”的错，而是制度在一头热之后，没有冷静地去问一句——

我究竟需要多少人？他们来之后要做什么？谁对什么负责？谁代表谁承担后果？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进士扩招得到的不过是一阵热闹，之后只剩一地鸡毛。

历史没有给宋朝重启的机会，但留给后来者的是一面镜子：当你面对“人才”时，不要只盯着入口规模和录取率，更要看清楚出口与分配——你到底要他们去哪里，做什么，怎么做，做完之后谁评价。

千年前，两宋的冗官故事，说到底不只是进士泛滥的戏剧人生，更是一个庞大帝国在人事制度上走向失衡的漫长过程。而这一切，竟然就从那扇为读书人打开得过于热情的科举之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