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友半夜去厕所摔倒，我装睡，第三天早上他还在地上趴着

男友半夜去厕所摔倒，我装作没听见他的咳嗽呻吟果断装睡，第三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他还在地上趴着

他摔倒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四十一分。

我听见了。

先是一声闷响，像半袋米砸在地砖上。接着是他的咳嗽，一声接一声，从喉咙深处往外抠，带着痰音。最后是呻吟，压得很低，像是怕吵醒谁。

我躺在床上没动。

我们租的房子在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两室一厅，月租两千三。他姓周，叫周远，三十四岁，在物流公司开货车。我二十九，在社区医院做收费员。我们在一起四年，没领证，没买房，存折上有八万七千块，是两个人一起攒的。

那天晚上他吃了两碗米饭，喝了一瓶啤酒。吃完饭他说肚子胀，在客厅来回走。十一点多他说困了，先去睡。我洗完碗、拖了地、把阳台的衣服收进来，进卧室的时候他已经打呼了。

我睡在床的左边，他睡右边。中间隔着一个枕头的距离，这半年一直是这样。

他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醒着。他一动，床垫弹了一下，我就醒了。我没睁眼，听着他趿拉着拖鞋往卫生间走。拖鞋底磨得很薄了，走路有那种啪嗒啪嗒的声。然后就是那一声闷响。

卫生间的灯没开。我们家的卫生间灯坏了快半个月，他说周末修，一直没修。晚上上厕所都是摸黑，他习惯了，我也习惯了。

闷响之后是咳嗽，咳得很凶。我睁开眼，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块水渍，是楼上漏水留下的，黄褐色，像块旧地图。我数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

他咳了大概十几声，停了。然后是呻吟，断断续续的，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没动。

我把被子往头上拉了拉，翻了个身，面朝墙。墙上有道裂缝，从床头一直裂到踢脚线，我用透明胶带贴过，又裂了。我盯着那道裂缝，听着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后来就没声了。

我告诉自己，他可能在地上坐一会儿就自己起来了。他一百六十多斤，摔一下不至于怎么样。上个月他搬货闪了腰，贴了两天膏药就好了。他皮实。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睡着了。

早上六点五十，闹钟响。我按掉闹钟，坐起来。卧室门开着，能看见客厅的一角。地上有个人影，趴着，一动不动。

我光着脚走出去。

他趴在卫生间门口，脸朝下，一只手伸在前面，像要去够什么东西。他的睡裤卷到膝盖上面，露出小腿，小腿上有一块淤青，紫得发黑。地上有一小滩水，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已经干了，留下一个灰白色的印子。

我蹲下来。

“周远。”

他没应。

我推了推他的肩膀，硬的，凉的。那种凉从指尖传上来，一直麻到胳膊肘。

我站起来，退了两步，靠在墙上。墙上的开关硌着我的后背。我看见他的拖鞋，一只在卫生间门口，一只在客厅茶几旁边。茶几上有半杯水，水面上浮着一层灰。

我拿出手机，拨了120。

接线员问地址，我说了。她又问人还有没有意识，我说不知道。她让我摸摸颈动脉，我蹲下去，手指按在他脖子上。皮肤是冰的，没有跳动。我缩回手，说“没有”。

她说你别动他，我们马上到。

挂了电话，我站在客厅中间。太阳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照在地板上一条亮线。那条亮线正好落在他后背上，照着那件灰色的旧T恤，T恤上有个小洞，在肩胛骨的位置。

我想起来，那件T恤是我前年给他买的，两件三十九块九，一件灰的一件蓝的。蓝的那件他穿去上班，被叉车刮破了，扔了。灰的这件他说留着睡觉穿，一直穿到现在。

救护车来得很快。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抬着担架上来。他们把他翻过来，他的脸是青紫色的，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了。其中一个男的看了看我，摇摇头。

“多久了？”

我说我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刚才。”

“他昨晚有没有喝酒？有没有基础病？”

“喝了一瓶啤酒。没有基础病。”

他们把他抬走了。担架下楼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一级一级往下抬。六楼，一百零二级台阶。担架拐弯的时候，他的手从担架边上滑下来，晃了两下。

对门的王婶开门出来。

“怎么了这是？”

“摔了。”

“哎哟，什么时候的事？”

“夜里。”

“你怎么不早打电话？”

我没说话。王婶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认识。她在社区住了三十多年，什么人都见过。她没再问，转身回屋，门关上了。

我回到屋里，把地上的水擦干净。那块灰白色的印子擦不掉，我又用洗洁精擦，用钢丝球蹭，还是留着一个印。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个印子，坐了很久。

手机响，是周远的姐姐打来的。周远手机落家里了，他们打的是我的号。

“周远呢？他今天没去上班，队长打电话问。”

“他出事了。”

“什么事？”

“摔了，人没了。”

电话那头没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问：“什么时候的事？”

“夜里。”

“夜里几点？”

“两点多。”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听见了。

“听见了你怎么不叫我？”

她这句话说得很轻，没有吼，没有骂，就是问。我握着手机，听筒贴着耳朵，能听见她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像在数什么东西。

“我以为是小事。”

她没再说话，把电话挂了。

周远的后事是他姐姐操办的。她从老家过来，带了三个亲戚，把周远的东西收拾了。他姐姐四十出头，在县城开小卖部，离了婚，一个人带个孩子。她话不多，来了就干活，把周远的衣服叠好装进蛇皮袋，把床单被罩拆下来洗了。

我在旁边站着，想帮忙，她不让。

“你歇着吧。”

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听不出什么意思。我就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忙。她把周远的鞋子摆整齐，那双黑色的运动鞋，鞋底磨平了，鞋带洗得发白。她把鞋放进袋子里，又拿出来，看了看，放回去。

收拾完，她坐在餐桌旁，从兜里掏出一张折了几折的纸。

“这是周远的存折，你知道密码吗？”

我说知道。

“里面有多少钱？”

“八万七。”

“你取出来吧，给他办后事用。”

我说好。

她站起来，看了看这个屋子。客厅不大，十五平米，放了一张沙发、一个茶几、一个电视柜。电视柜上有一张周远的照片，是前年在公园拍的，他蹲在地上喂鸽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

“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四年。”

“怎么不领证？”

“他说等买了房再领。”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她走的那天是周远走的第五天。我送她到楼下，她拉着一个行李箱，背着一个包。走到单元门口，她停住了。

“我问你一句话，你别多心。”

“你问。”

“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听见了？”

我没说话。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就是想知道。”

我还是没说话。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拉着箱子走了。箱子轮子碾过水泥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她走到小区门口，拐弯，不见了。

我上了楼，回到屋里。卫生间灯还是坏的。我找了把椅子，站上去，把灯泡拧下来。灯泡是好的，是开关坏了。我找物业来修，物业的人说这个开关太老了，整个面板都得换，材料费三十五，人工费五十。

我说换吧。

修完开关，灯亮了。卫生间不大，两平米，左边马桶，右边淋浴头。地上铺着灰白色的防滑砖，砖缝里有发黑的霉斑。我蹲下来，看着门口那块砖。周远就是趴在这里的，头朝里，脚朝外。

我用手摸了摸那块砖，凉的，硬的，什么也没有。

周远走后的第二个月，我把房子退了。

房东来收房的时候，看了看出租屋，说“保持得还行”。他把押金退给我，两千三，少了一百，说厨房水龙头有点漏水。我没争。

搬东西那天，我叫了个货拉拉。司机帮我把行李箱和一个纸箱搬下楼。纸箱里装的是周远的东西：两件T恤、一条裤子、一双鞋、一个剃须刀、一个手机充电器、一个用了三年的钱包。

我本来想扔，想了想，留下了。

我搬到了单位附近的一个单间，月租一千二，朝北，常年见不到太阳。搬过去的第一晚，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也没有，白的，干干净净。

我想起周远趴在地上的样子，想起他那只伸在前面的手，想起他小腿上那块紫得发黑的淤青。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墙上什么也没有，也是白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还在那个出租屋，周远从卫生间出来，一边走一边揉腰。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听见了怎么不叫我？”

我说：“我以为你能起来。”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说不上来什么味道。他说：“我起不来。”

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车声。凌晨四点多，环卫工在扫街，扫帚刷过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的。我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干的，没有泪。

我开始想一个问题：那天晚上，如果我叫了120，他是不是就能活？

我查了很多东西。网上说，心源性猝死抢救的黄金时间是四分钟，每延迟一分钟，存活率下降百分之十。四分钟。从卧室到卫生间，我走过去要几步？七八步。打电话要多久？说地址、说情况，一分钟够了吧。然后等救护车，从最近的医院到我们小区，夜里不堵车，十几分钟。

加起来，二十分钟。

四分钟和二十分钟之间，差着十六分钟。这十六分钟里，他就趴在那块地砖上，脸朝下，呼吸一点一点没了。

我又查了别的。有人说，人临终的时候，听觉是最后消失的。他趴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听见我在翻身？是不是听见我拉被子？是不是听见我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查了很多网页，说法乱七八糟的，有的说能听见，有的说不能。没有一个准数。

后来我不查了。

我姐们儿刘丽来看我，带了一兜橘子。她坐在我床边，剥了一个，递给我一半。

“你瘦了。”

“还行。”

“你还在想那事？”

我没说话。

刘丽跟我同岁，在超市做收银员，结婚八年，有一个儿子。她老公爱喝酒，喝多了就摔东西。有一回她老公半夜喝醉回来，在客厅摔了一跤，她也是没管。第二天早上起来，她老公自己爬起来了，额头上磕了个口子，缝了三针。

“我当时也是装睡。”刘丽说，“我能怎么办？起来扶他？他喝醉了跟个死人一样，我扶得动吗？我把他弄醒了，他还要骂我。”

她把橘子瓣塞进嘴里，嚼了两下。

“你那个好歹是意外。我那个，是喝醉了摔的。你说我起来能干什么？打120？人家来了他酒还没醒呢。再说了，他摔一跤又不会死。”

她说到这，停了一下。

“我不是说你那个。”

我说没事。

刘丽走的时候，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别想太多。有些事，就是命。”

我点点头。

她走了之后，我把橘子吃完，把皮扔进垃圾桶。垃圾桶是新的，白色，塑料的，花了九块九。我把垃圾桶放在床边，躺在床上看着它。里面只有橘子皮，黄澄澄的，蜷在一起。

周远走后的第三个月，我回了一趟原来的小区。

我去交物业费。老小区物业费便宜，一年三百六。我交了钱，在小区里走了一圈。走到六号楼底下，我抬头看了看。五楼，朝南那间，窗帘拉着。新住户搬进去了，阳台上挂着几件衣服，有一件红毛衣，一件蓝校服。

我站在楼下，看着那扇窗户。

楼下的花坛里种着月季，开得正好，粉的红的，一簇一簇的。有个老太太在浇花，提着个绿色的塑料壶，一壶一壶地浇。她看见我，问：“找谁？”

“不找谁，以前住这儿。”

“几楼的？”

“五楼。”

“五楼那家啊。”老太太放下水壶，“那家男的死了是吧？”

我说是。

“听说是摔的？”

“夜里摔的。”

“哎哟。”老太太摇摇头，“年纪轻轻的。他媳妇呢？”

“他媳妇搬走了。”

“你是他什么人？”

“邻居。”

老太太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提起水壶，继续浇花。水从壶嘴里流出来，细细的，浇在月季根上。有一只蜜蜂飞过来，绕着花转了两圈，又飞走了。

我走出小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门口有个卖煎饼的小摊，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围着蓝布围裙，手上全是面糊。她一边摊煎饼一边跟旁边的熟客聊天。

“你听说没？六号楼那个，夜里摔死的。”

“哪个？”

“就那个开货车的，姓周。”

“哦，听说了。他媳妇不是在家吗？”

“在家，没管。”

“啧啧。”

“谁知道呢。也许睡着了没听见。”

“那谁知道。”

我站在摊旁边，闻着煎饼的香味。摊主看了我一眼：“要一个？”

“要一个。”

“加肠加蛋？”

“加蛋。”

她打了个鸡蛋在煎饼上，用刮板刮匀。鸡蛋液在铁板上滋滋响，冒起小泡。她撒了把葱花，翻了个面。

“你也是这小区的？”

“以前是。”

“搬走了？”

“嗯。”

她没再问，把煎饼卷好，装进纸袋递给我。五块。我给了她十块，她说没零钱找，我说不用找了。她看了我一眼，把十块钱收进围裙兜里。

我拿着煎饼走了。咬了一口，有点咸。我吃了一半，剩下的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周远走后的第六个月，我认识了老赵。

老赵是社区医院的同事，比我大八岁，离了婚，一个闺女跟着前妻。他在药房，我在收费处，以前只是点头之交。有一回我值夜班，他来替班，两个人坐在值班室里，他泡了两杯茶。

“你最近气色不好。”

“还行。”

“你那个事，我听说了。”

我看了他一眼。

“我没别的意思。”他说，“我就是觉得，你一个人挺不容易的。”

我没说话。

他喝了口茶，说：“我前妻跟我离婚，是因为我妈。我妈瘫了三年，我前妻伺候了三年，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带着孩子走了。我不怪她。三年，端屎端尿，换谁都受不了。”

他把茶杯放在桌上，转了一下。

“我妈走的那天，我在上班。我前妻给我打电话，说妈不行了。我赶回去，我妈已经走了。我前妻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我妈的手上还有温度。”

他停了一下。

“后来我前妻跟我说，我妈最后一句话是叫我的名字。我没听见。”

值班室的灯管闪了一下，发出嗡嗡的声。老赵站起来，把灯管拧了拧，又坐回来。

“你说这事，怪谁？怪我前妻？她伺候了三年。怪我妈？她也不想瘫。怪我？我得上班挣钱。”

他看着我。

“谁都不怪。日子就是这么回事。”

那天晚上我们值完班，一起吃了早饭。他请的，两碗豆浆，四根油条。吃完他问我：“你以后怎么打算？”

“没打算。”

“要不咱俩处处？”

我看着他。他四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脸上有皱纹，但不丑。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

“我这个人吧，没什么大本事，但踏实。”他说，“你要是觉得行，就试试。不行，咱还是同事。”

我说我想想。

他点点头，没再问。

我回去想了三天。第三天晚上，我梦见了周远。梦里他还趴在地上，脸朝下，一只手伸在前面。我蹲下来，推了推他。他翻过身，看着我。

“你走吧。”他说。

“什么？”

“你走吧。我不怪你。”

他的脸很清楚，眉眼、鼻子、嘴，跟活着的时候一样。他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吓人的光，就是普通的光，像他在公园喂鸽子时的那种光。

“我起不来。”他说，“你叫不叫我，我都起不来。”

我想说话，但说不出来。

他笑了一下，然后翻过身，又趴回去了。我伸手去够他，够不着。他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点，没了。

我醒了。

枕头是湿的。我坐起来，看着窗外。天还没亮，路灯亮着，橙黄色的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照在地板上一条线。我盯着那条线，看了很久。

第二天我找到老赵，说行。

老赵没多问，就说“那咱就好好过”。我们没办酒，没领证，就搬到一起住了。他把他的东西搬过来，一个行李箱，一个纸箱。纸箱里装着他闺女的照片、一个旧手表、几本书。

他把闺女的照片摆在床头柜上。照片上小姑娘七八岁，扎着两个辫子，笑的时候露着两颗小虎牙。

“她跟着她妈，一个月来看我一回。”他说，“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日子就这么过。老赵做饭，我洗碗。他做的饭不好吃，但能吃饱。他炒菜放很多盐，我说了两回，他改了点。周末他闺女来，我给她扎辫子，带她去楼下小公园玩。小姑娘叫我阿姨，叫得很甜。

有一回小姑娘问我：“阿姨，你以前结过婚吗？”

我说没有。

“那你有过男朋友吗？”

老赵在旁边听见了，说：“别瞎问。”

小姑娘吐了吐舌头，跑开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楼下一个老头在遛狗，一条黄毛土狗，走两步停一下，闻闻树根。老头拽着绳，也不催，就那么慢慢走。

老赵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她小，不懂事。”

“没事。”

“你以前那个事，你不想说就不说。”

我没说话。他也没再问。两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老头和狗慢慢走远，拐过楼角，不见了。

周远走后的第二年，我收到一条微信。

是周远姐姐发来的。她说她把周远的东西收拾了一下，有一件夹克，周远没穿过几回，还挺新的，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了。她说那她捐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发来一条。

“我问你那个事，你别怪我。”

“你问。”

“周远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心脏不舒服？”

我愣了一下。

“没有。”

“他去年体检，医生说他有心肌缺血，让他去大医院查。他没去。”

“他没跟我说过。”

“他可能怕你担心。”她停了一下，“也可能是怕花钱。他那个人，什么都憋着。”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楼下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不知道谁家办喜事。鞭炮放完，一股青烟飘上来，呛得我咳了两声。

“他走之前那几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了想。

“他那几天老是揉胸口。”

“你怎么不早说？”

“我以为是搬货累的。”

电话那头没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说：“算了。人都走了。”

她把电话挂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鞭炮的纸屑散了一地，红的，碎的。有个小孩跑过去捡，被他妈拽走了。

我回到屋里，老赵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看我脸色不对，问：“怎么了？”

“没事。”

“周远的事？”

“嗯。”

他拍了拍沙发：“过来坐。”

我坐过去。他把遥控器递给我：“你看什么？”

“随便。”

他换了个台，是个综艺节目，一群人在玩游戏，笑得前仰后合。我看着电视，什么也没看进去。

老赵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糙，掌心上全是茧，是搬药箱磨的。他的手很热，把我的手包在里面。

“你别想了。”他说，“想也没用。”

我靠在他肩膀上，闭着眼。电视里的人在笑，笑声一浪一浪的。我听着听着，觉得自己好像睡着了，又好像醒着。

我看见周远趴在那块地砖上，脸朝下，一只手伸在前面。

我看见自己躺在床上，面朝墙，听着他的咳嗽声越来越小。

我看见那个天花板上的水渍，黄褐色的，像块旧地图。

我看见那双拖鞋，一只在卫生间门口，一只在茶几旁边。

我看见那个灰白色的印子，擦不掉，怎么擦都擦不掉。

我睁开眼。

电视还开着，老赵还在旁边。他歪着头，睡着了，嘴微微张着，打着细小的呼噜。我把他的手从我手上拿开，站起来，走到阳台上。

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楼下那棵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半，剩下的在风里晃。有个外卖员骑着电动车从楼下过去，车灯扫过树根，又没了。

我站了一会儿，回屋了。

我把老赵叫醒，让他去床上睡。他迷迷糊糊站起来，往卧室走。走了两步，回头看我。

“你不睡？”

“就来。”

他进了卧室。我站在客厅里，看着这个屋子。一室一厅，朝北，月租一千二。茶几上放着老赵的茶杯，里面还有半杯凉茶。沙发扶手上搭着他的外套，深蓝色的，拉链坏了一半。墙上挂着一个日历，是社区医院发的，上面印着“健康每一天”。

我走过去，把日历翻了一页。

今天是十月十七号。

周远走的那天，是三月四号。

我算了算，一年七个月零十三天。

我关了灯，进了卧室。老赵已经睡着了，占了大半个床。我侧着身躺下，面朝墙。墙上什么也没有，白的。我闭上眼。

窗外有车经过，车灯从窗帘缝扫进来，一道光从墙上滑过去，又没了。我听着老赵的呼噜声，一下一下的，很规律。

我想起刘丽说的那句话：“有些事，就是命。”

我又想起老赵说的那句话：“谁都不怪。日子就是这么回事。”

我还想起周远姐姐问的那句话：“你是不是听见了？”

我没回答她。

我到现在也没回答。

那块地砖上的印子，我擦了很多遍，擦不掉。后来我搬走了，也不知道新住户有没有擦掉。也许擦掉了，也许没有。

那双拖鞋，我扔了。一只扔在小区的垃圾桶里，一只扔在楼下的垃圾桶里。扔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想把它们摆在一起，想了想，还是分开了。

那件灰色的T恤，我留下了。叠好，放在纸箱里。纸箱放在床底下。有时候打扫卫生，拖把碰到纸箱，我会停一下，然后继续拖。

老赵不知道那个纸箱里装的什么。他没问过。他这个人，不该问的从来不问。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周远了。梦里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喂鸽子。鸽子围着他，灰的白的，咕咕叫。他撒了一把玉米粒，鸽子扑棱棱飞起来。

他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他笑了一下，跟那张照片上一样，眼睛眯成一条缝。

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我躺在床上，听着老赵的呼噜声。天还没亮，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点灰白的光。我翻了个身，面朝墙。

墙上什么也没有。

我盯着那面墙，盯了很久。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晚上要是我叫了120，他是不是就能活。医生没说过，谁也没说过。我自己想了一年多，也没想明白。

那块地砖上的印子，到底能不能擦掉，我也没想明白。有些东西，你越擦它越在。你不擦，它也在。

你们家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老人也好，伴侣也好，半夜里出了事，另一个人就在旁边，听见了，但没动。后来呢？后来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挺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