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饭吃的是清蒸鲈鱼和蒜蓉生菜。
鱼是我下班路过菜市场买的,活蹦乱跳,二十八块钱一斤。
生菜是早市上买的,带着清晨的露水。
饭菜端上桌的时候,热气腾腾,屋子里满是烟火气。
我们在饭桌上面对面坐着。
结婚二十六年,吃饭时的沉默早就成了常态。
只剩下筷子碰到瓷碗的清脆声响。
她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进嘴里细细嚼着。
咽下去之后。
她抽出一张纸巾。
轻轻擦了擦嘴角。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
“老林,跟你说个事。”
她的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今天晚上的鱼稍微有点咸。
我没抬头,继续挑着碗里的鱼刺。
“说。”
“我在外边有别人了。”
她这句话说得轻飘飘的。
没有任何铺垫,也没有任何情绪起伏。
没有愧疚的低头,也没有犹豫的停顿。
说得特别随意,仿佛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仿佛她刚刚只是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廉价的玻璃杯。
我夹着鱼肉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时间在那一秒钟,好像突然被拉长了。
我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断掉了。
但我没有大吼大闹。
我也没把桌子掀翻,更没有把手里的碗砸向她。
我只是把那块挑好刺的鱼肉,慢慢放回了自己的碗里。
然后,我放下筷子。
抬起头,平静地看着她。
她的眼神没有躲闪。
甚至带了一点莫名其妙的坦然。
似乎觉得,这事儿既然发生了,告诉我一声就行了,算是个通知。
“知道了。”
我说。
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
在她的预想里,我大概会暴跳如雷,或者声泪俱下地质问她为什么。
但我没有。
我抽出两张纸巾,慢条斯理地擦了擦手,也擦了擦嘴。
然后,我看着她的眼睛,只说了一句:
“那就办离婚。”
这五个字,我说得很轻,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次轮到她脸色变了。
她原本放松的肩膀突然僵住,拿着纸巾的手也停在了半空。
“你说什么?”
她皱起眉头,似乎没听清。
“我说,那就办离婚。”
我又重复了一遍,字字清晰。
“老林,你至于吗?”
她居然笑了,带着一丝荒谬的表情。
“我都跟你坦白了,说明我心里坦荡。那个人就是个意外,逢场作戏罢了。”
逢场作戏。
这四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无比刺耳。
“我不要求你马上原谅我,但大半辈子都过来了,孩子都大学毕业工作了,你现在说离婚?”
她觉得我在开玩笑,或者是为了挽回面子在赌气。
我看着她。
突然觉得这张看了二十六年的脸。
陌生得让人害怕。
二十六年前,我们刚结婚。
那时候穷,租的房子连个独立的卫生间都没有。
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
我们在夜市摆过地摊,在工地卖过盒饭。
后来我进了一家商贸公司,从底层的业务员做起。
为了拿下一个订单,我能在客户公司楼下站一整天。
为了多拿点提成。
我喝到胃出血。
半夜在街头吐得胆汁都出来了。
那时候她心疼我,一边哭一边给我熬小米粥。
说老林,咱们慢慢来,身体最重要。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
我升了主管。
当了经理。
最后自己出来单干。
开了公司。
房子换了三套,从五十平的老破小,换到了现在一百八十平的大平层。
车子也从二手的捷达,换到了现在的奔驰。
钱有了,生活体面了。
但人却变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再关心我胃还疼不疼。
她开始热衷于美容院、高端太太圈的下午茶、各种名牌包包的代购。
她的衣服越来越贵,香水味越来越浓。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我以为这是她对早年受苦的补偿,我由着她。
我觉得一个男人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吗。
我给她每个月打足生活费,对她的行踪从不过问。
我以为这是信任。
现在看来,这叫纵容,叫愚蠢。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看着她的眼睛,打断了她的喋喋不休。
“明天上午九点,带上户口本和结婚证,我们去民政局提交离婚申请。”
“家里的财产,这两天我会找律师拟一个协议。”
“这套房子归你,车子归我。公司的股份你一直没参与,折算成现金给你。”
“存款一人一半。”
“就这么定了。”
我一口气把这些话说完,语气平静得像是在安排明天的会议日程。
她终于意识到,我是认真的。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声音也有些发抖。
“林建国,你真要这么绝情?”
绝情?
听到这两个字,我差点笑出声。
背叛婚姻的人。
坐在我对面。
理直气壮地说我绝情。
“不是我绝情,是你先越了界。”
“有些错能改,有些底线,碰了就没得商量。”
我站起身,没有再看她一眼。
“碗你洗吧,我今晚去书房睡。”
转身走进书房,关上门,落锁。
咔哒一声。
把她和那个充满背叛的客厅,彻底隔绝在外。
书房里没有开灯。
我走到窗前,点了一根烟。
城市的霓虹灯很亮,车流不息,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
我深深吸了一口烟。
尼古丁的味道冲进肺里。
带来短暂的麻痹。
眼眶有些发热,但我忍住了。
五十多岁的男人了,为了这种事哭,不值得。
我只是觉得累。
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
二十六年的感情,在一顿晚饭之间,灰飞烟灭。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她不再化精致的妆,也不再出去和那些太太们喝下午茶。
她试图找我说话。
试图解释。
甚至试图哭诉。
但我没有给她任何机会。
我找了最好的律师,把财产分割协议做得清清楚楚。
没有多占她一分便宜,也没有多给她一分同情。
第三天上午,她终于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签字的时候,她的手一直在抖。
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黑色的墨水。
“老林,非得走到这一步吗?”
她抬起头,红着眼睛问我。
“字签好了就走吧,民政局快下班了。”
我收起我的那份协议,语气毫无波澜。
到了民政局,提交了申请。
现在有三十天的冷静期。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三十天后,需要两个人同时到场,才能领到离婚证。
走出大厅,阳光很刺眼。
“这三十天,你搬出去,还是我搬出去?”
我转头问她。
“那是我的房子。”
她咬了咬嘴唇。
“好,下午我会找搬家公司。”
当天下午,我就搬到了公司附近的一套单身公寓里。
那是我早年买来投资的小房子,一直空着。
面积不大,但对我一个人来说,足够了。
三十天的冷静期。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极其痛苦的戒断期。
每天晚上回到冷冰冰的公寓,没有热饭,没有灯光。
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几乎要把我淹没。
但我硬生生挺了过来。
我开始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
我每天去公园跑步,把那些无处发泄的精力消耗在汗水里。
我拒绝了她打来的所有电话,拉黑了她发来的所有小作文。
冷静期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让人彻底看清现实。
三十天后,我们再次在民政局门口见面。
她瘦了很多,脸色憔悴,眼神里没有了那天晚饭时的从容和高傲。
她似乎一直在等我改变主意。
但我只是面无表情地走进去,取号,排队。
办证的过程很快。
工作人员核对了身份,确认了意愿。
两个钢印重重地盖了下去。
红色的结婚证被收走,换成了两本暗红色的离婚证。
一人一本。
二十六年的夫妻,从此在法律上,变成了毫无瓜葛的两个路人。
我把离婚证揣进西装的内口袋。
站起身,往外走。
她跟在我身后,高跟鞋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很沉重。
走出大门,我们停在了台阶上。
深秋的风有点凉。
“手续办完了。”
我头也没回,看着远处的马路。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犹豫了一下。
“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我没说话。
她上前一步。
走到我侧边。
低着头。
“老林,我知道错了。这三十天,我每天都在后悔。”
“那个人……那个人只是看中我的钱,他知道我们要离婚,就消失了。”
“我落到这个下场,是我活该。”
她抬起头,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我的房子太大了,晚上一个人睡害怕。”
她深吸了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今晚……我还能回那个家吗?或者我去你那里。”
“算是我陪你最后一晚。就当是……最后的告别。”
她的语气里带着乞求,甚至带着一丝卑微的讨好。
她以为,三十天的冷静期,足以让我心软。
她以为,多年的夫妻情分,能让我对她产生最后一丝眷恋。
她以为,男人的底线是可以一降再降的。
我停下脚步,转过头,定定地看着她。
看着这张曾经和我同甘共苦,后来又亲手毁掉一切的脸。
我突然笑了。
忍不住嗤笑出声。
那笑声在深秋的冷风里,显得格外刺耳。
“脏。”
我看着她的眼睛,冷冷地吐出这一个字。
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也没有任何愤怒的咆哮。
只有这一个字,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截了当地插进了她的心脏。
她猛地愣在原地。
眼睛瞬间瞪大,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嘴唇微微颤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的脸色由白转红,又由红转成了惨白。
巨大的羞辱感和震惊,让她整个人像一尊僵硬的雕塑。
我没有再理会她。
我当着她的面,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解开屏幕,点开微信。
找到她的头像。
拉黑,删除。
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犹豫。
接着,我点开通讯录。
找到那个存了二十六年的号码。
拉黑,删除。
做完这一切,我把手机重新放回口袋。
“以后别再联系了,我也不会找你。”
“好自为之。”
说完,我转过身,大步走向停在路边的车。
我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
启动引擎。
后视镜里,她依然像个木偶一样愣站在台阶上。
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显得无比落魄。
但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我踩下油门,车子平稳地滑入车流。
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前面的路很长,阳光正好。
我打开了车窗,让新鲜的空气灌进来。
五十岁,人生过半。
失去了一段千疮百孔的婚姻,但我终于找回了那个干干净净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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