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个外国人组团看国庆升旗，有人全程冷漠，看完后当众红了眼

18个外国人组团看国庆升旗，有人全程冷漠，看完后当众红了眼。

我是那个团的翻译，姓林，干这行六年了。团是旅行社拼的，十八个人，来自九个国家的都有。有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巴西的、澳大利亚的，还有两个印度的，三个日本的，剩下的记不全了。他们来中国旅游，最后一站是北京，行程表上写着一项，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我拿到行程单的时候就想，这帮老外能起得来吗。

集合时间是凌晨三点半，酒店大堂。我两点半就醒了，洗了把脸，下楼等着。三点多，人陆陆续续下来。有的穿羽绒服，有的穿冲锋衣，有的就穿一件卫衣，冻得缩脖子。十月的北京，凌晨凉得很。我举着小旗子清点人数，十八个，一个不少。大巴车上没人说话，有的靠着窗户打盹，有的戴着耳机听歌。车里黑着灯，只有手机屏幕的光一闪一闪的。

到广场的时候快四点半。人已经很多了，乌泱乌泱的，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有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有拄拐杖的老大爷，有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有穿校服的大学生。他们站在护栏外面，等着。我带着十八个老外挤到侧面一个位置，不算最好，但能看见旗杆。我回头数了数，都跟着。那个法国来的老头，叫皮埃尔，满头白发，穿一件深蓝色夹克，双手插兜，面无表情。他旁边是他老婆，叫玛丽，裹着围巾，一直在搓手。还有两个美国来的，一男一女，年轻人，二十来岁，男的在刷手机，女的在拍照。那个巴西来的中年男人，胖胖的，一直在笑，跟旁边的人比划着什么。两个印度人站在最后面，安安静静的。

五点整，广场上响起了音乐。人群骚动了一下，然后安静下来。我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国旗护卫队从城楼里走出来，齐刷刷的，正步踏在石板路上，声音脆得很。我旁边一个德国人，叫汉斯，个子很高，戴眼镜，他一直抱着胳膊，表情淡淡的。他问过我，说，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在意看升旗。我说，这是仪式感。他说，仪式感我懂，但这么早，这么多人，我还是不理解。我说，你看了就知道了。他说，我看过很多仪式，白金汉宫换岗，法国国庆阅兵，都有仪式感。我说，不一样。他说，哪里不一样。我说，你看了再说。

国旗护卫队走到旗杆下面，立定，转身，挂旗。整个过程安静得很，只听见脚步声和口号声。然后国歌响了。广场上几万人，一起唱。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像潮水一样。我回头看那十八个老外。皮埃尔还是面无表情，玛丽把手从兜里掏出来了，跟着节奏轻轻晃。那两个美国年轻人，男的不刷手机了，女的把相机放下了。巴西人还在笑，但不说话了。印度人站直了。日本人微微低着头。汉斯把抱着的胳膊松开了，手垂在身侧。

国旗升到顶，国歌停了。广场上安静了一两秒，然后有人鼓掌，有人喊祖国万岁。声音此起彼伏，像浪一样，一波接一波。我看见旁边一个老大爷，眼泪顺着脸往下淌，他没擦，就那么站着，仰着头看国旗。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举着小旗子，跟着大人喊。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孩子手里攥着一面小国旗，歪着头看天上。

我回头看皮埃尔。他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但眼睛盯着旗杆，半天没动。玛丽在旁边抹了一下眼角。汉斯站在那，嘴唇抿着，喉结动了一下。那两个美国年轻人，女的靠在男的肩膀上，男的把手搭在她背上。巴西人掏出了手机，录了一段视频，录完看了半天，又删了，重新录。印度人双手合十，闭了一下眼。日本人看着国旗，深深鞠了一躬。

我以为这就完了。看完升旗，人群慢慢散了，我带着他们往外走。走到广场东侧的时候，皮埃尔忽然停下来了。他站在那，背对着人群，肩膀一耸一耸的。玛丽走过去，把手搭在他背上。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了。他没回头，过了一会儿才转过来。他眼圈红着，鼻头也红着，脸上有泪痕。他掏出手帕擦了擦脸，说，对不起，我失态了。我说没事。他说，我想起我父亲了。我说，你父亲。他说，我父亲是法国共产党，二战的时候参加抵抗运动，被德国人抓走，死在集中营里。他说，他死之前，在牢房的墙上刻了一面旗，法国的。他说，他没见过法国解放。他说，我小时候，我妈每年国庆都带我去广场看升旗，人没这么多，旗也没这么大。可我今天站在这里，听见几万人一起唱国歌，看见那个旗子往上走，我就想起我父亲了。他说，他要是能看见就好了。

我没说话。他擦了擦眼睛，笑了一下，说，你们中国人，把国家这件事，看得真重。我说，是。他说，我们法国人也爱国，可没你们这么整齐。他说，你们几万人，唱同一首歌，站得整整齐齐，我从来没见过。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这种场面很可怕，现在老了，觉得挺感动。他说，一个民族，能这样爱自己的国家，不容易。

汉斯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等皮埃尔说完了，他走过来，说，林。我说，嗯。他说，我之前不理解。我说，现在呢。他说，现在理解了一点。他说，我爷爷是东德人，柏林墙倒的时候他六十岁。他说，他跟我说，他第一次看见西边的人的时候，觉得他们好自由，可后来发现，自由也有自由的孤单。他说，你们这个场面，这么多人，一起唱，一起看，一起鼓掌，我觉得他们不孤单。我说，你爷爷说得对。他说，我爷爷去年走了。他说，他走之前跟我说，汉斯，你以后去中国看看，那个国家的人，跟咱们不一样。他说，我来了，我看见了。他说，确实不一样。

那个巴西人叫卡洛斯，在圣保罗开餐馆。他凑过来，说，林，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我说，你问。他说，你们每天都有升旗吗。我说，每天都有。他说，每天都这么多人。我说，不是每天都这么多，但也不少。他说，我看了今天这个，我想起我们巴西的独立日，也有游行，也有升旗，但没这么早，也没这么多人。他说，你们这个国家，有种劲儿。我说，什么劲儿。他说，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大家都在往前看。他说，我在巴西，大家也爱国，但爱得有点散，各爱各的。你们这个爱，是拧成一股绳的。他说，我是开餐馆的，我见过中国人来吃饭，一桌人抢着买单，抢得脸红脖子粗。他说，你们连买单都这么齐心。我笑了，说，那不是齐心，那是客气。他也笑了，说，那也是劲儿。

那个印度人叫拉杰，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他走过来，说，林先生，我能说两句吗。我说，你说。他说，我是印度教徒，我每天早晨都做祷告。他说，今天我没做，我来看升旗。他说，我看见你们的国旗升起来的时候，我心里想了一件事。他说，我们印度也有国旗，也有国歌，也有独立日。可我们升旗的时候，要放很大声音乐，要很多人跳舞，要热闹。他说，你们这个，很安静，就一首歌，一面旗，几万人站着。他说，我忽然觉得，安静比热闹有力量。他说，热闹是给人看的，安静是给自己听的。他说，今天这几万人，没跳舞，没喊口号，就唱歌。他说，我听见了。我说，你听见什么了。他说，我听见一个民族在说话。他说，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他说，我们印度有二十二种官方语言，我们很难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他说，我有点羡慕你们。

我站在那，被他们说得不知道回什么好。他们不是外交官，不是学者，就是普通游客。一个法国老头，一个德国青年，一个巴西餐馆老板，一个印度商人，还有旁边站着的美国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他们从不同的国家来，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政治观点，不同的人生经历。他们看升旗的时候，有人冷漠，有人走神，有人拍照，有人打盹。可升旗完了以后，他们说的话，让我记到现在。

那两个美国人，男的叫杰克，女的叫艾米。杰克走过来说，林，我之前觉得你们这个升旗就是形式主义。我说，现在呢。他说，现在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看。他说，我刚才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被儿子推着来的，她抬头看旗的时候，嘴一直在动，像是在跟着唱。他说，我看她那个样子，我觉得她是真信。他说，一个人信一件事，信一辈子，不容易。他说，我们美国人信自由，信民主，可我们信得有点理所当然。你们信得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重。他说，像扛在肩上的。我说，你说的对。他说，我不觉得你们不对，我就是觉得，你们扛的东西比我们重。我说，我们人多。他笑了，说，是，你们人多。

艾米说，我拍了照片，我能不能发到社交媒体上。我说，你发吧。她说，我想配一句话。我说，什么话。她说，我没想好。她说，我拍了很多张，有国旗，有护卫队，有人群，有那个老太太。她说，我回去慢慢想。过了几天，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组照片，配了一句话，我看见了。她说，我见过很多国旗升起，这一次，我看见了一个国家的心跳。底下有人评论，有人点赞，有人问她是不是被洗脑了。她回了一条，说，洗脑不洗脑，我自己会判断。我站了四十分钟，跟几万人一起，冻得发抖，就为看一面旗子升起来。这件事，我不理解，但我尊重。底下没人再说了。

那天早上看完升旗，我带他们去吃早饭。一家老北京早点铺，豆浆油条包子炒肝。皮埃尔吃了一口炒肝，皱眉头，说，这是啥。我说，猪肝和猪肠。他说，你们中国人早上吃这个。我说，有的人吃。他说，我吃不了。他喝了一口豆浆，说，这个好。他吃了一个包子，说，这个也好。他吃了三个包子，一碗豆浆，然后跟我说，林，我今天早上流的眼泪，你别跟别人说。我说，好。他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在别人面前哭过。他说，我父亲死的时候我没哭，我妈走的时候我也没哭。他说，今天丢人了。我说，不丢人。他说，丢人。我说，皮埃尔，你父亲在墙上刻旗子，你今天在广场看旗子，你们爷俩干的是同一件事。他愣了半天，说，你说得对。他拍了拍我肩膀，手挺重的。

后来那个团散了。他们各自回国，偶尔在群里发消息。皮埃尔回了巴黎，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家附近的广场，旗杆上挂着法国国旗。他说，我今天路过这里，站了一会儿，想起了北京。汉斯回了柏林，发了一张照片，是他爷爷的旧照片，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一面红旗下。他说，我给我爷爷看了升旗的视频。他说，他要是活着，会高兴的。卡洛斯回了圣保罗，发了一张照片，是他餐馆门口挂了一面中国国旗。他说，我挂两天，纪念一下。拉杰回了孟买，发了一张照片，是他每天早上祷告的地方，他在地上放了一面小中国国旗。他说，我祷告的时候，顺便也给你们祈个福。

我后来跟朋友吃饭，说起这事。朋友说，这帮老外，是不是被感动了。我说，不知道。朋友说，你是不是被感动了。我说，我不知道。朋友说，你天天带团，看过多少回升旗。我说，几百回吧。朋友说，那你今天哭没哭。我说，没哭。朋友说，那你感动没感动。我说，我看着那十八个人，有人从头到尾板着脸，有人红了眼，有人跟我说了一堆我没想过的话。我站在那，觉得我好像第一次看升旗。朋友说，啥意思。我说，我以前看升旗，看的是旗。今天看升旗，我看的是人。朋友说，啥人。我说，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人。朋友说，你这话说的。我说，我这话说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皮埃尔说的话，他父亲在墙上刻旗子。我想起汉斯说的，他爷爷说中国人不孤单。我想起拉杰说的，安静比热闹有力量。我想起杰克说的，你们扛的东西比我们重。我想起艾米说的，她看见了一个国家的心跳。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带了六年团，看了几百回升旗，从来没想过这些。我以为升旗就是升旗，国歌就是国歌，几万人就是几万人。可今天，一个法国老头，一个德国青年，一个巴西餐馆老板，一个印度商人，一个美国学生，他们站在那，看着同一面旗升起来，然后说出了我从来没听过的话。

我爬起来，走到阳台上。北京的天，夜里能看见几颗星星。我站了一会儿，回屋睡了。第二天还得带团，还有下一拨人。可我知道，今天早上那四十分钟，那十八个人，那几万人，那面旗，那首歌，我忘不了。皮埃尔说他们法国人也爱国，可没这么整齐。汉斯说他爷爷说中国人不孤单。拉杰说他羡慕你们能用同一种声音说话。我站在阳台上，想着这些话，觉得他们说得对，又觉得他们说得不全对。可哪儿对哪儿不对，我说不上来。我就知道，那天早上，有十八个外国人，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了四十分钟。有人全程冷漠，看完后当众红了眼。我就是那个翻译，我站在他们旁边，什么都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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