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如何搭建权力结构？

汉建安十二年冬，襄阳隆中，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放下手中竹简，抬头看了一眼草庐外纷扬的雪。

这个叫诸葛亮的年轻人已经在隆中耕读了十年。

他在等待一个能让他出山的人。

四百年后，另一个辅政大臣的族人，在长安街头被押赴刑场。

霍光的妻子、儿子、侄孙，以及所有沾亲带故的人，无论老幼，一并处斩。

同样是把持朝政的辅政大臣，为什么一个得以善终，一个灭族？

这不是道德问题，是制度问题。

“故立天子，置三公。”

这八个字，出自《管子》一书。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甲乙本中，“三公”写作“三卿”。

这意味着“三公”这个称谓，是在三公观念盛行之后才被改写的。

更早的版本，说的是“三卿”。

由此推断，《孟子》中“不以三公易其介”的说法，可能也是后来改的。

《孟子》全书五次提到“三军”，而“三军”其实应当是“三卿”。

先秦时期的“三”，不是随便用的数字。

《易传》解释一卦六爻说“兼三材而两之”，就是以“三”为基数来构建。

三的自乘是九，九自乘是八十一。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这套官制，是用“三”的乘数建构起来的，代表“天生万物”的理想秩序。

汉文帝命博士所作《王制》中插入的“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就是这样一套理想官制。

理想落到现实，用了很长时间。

三公九卿制发轫于商朝，形成于西周，秦汉时期才确立了基本模式。

按《齐鲁学刊》1997年高兵的研究，这一体制代表着以行政为主导的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

君主之下有若干最高级官吏参与军国大政的决策，主持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组成权力中枢机构。

商周时期的天子，与秦汉以后的皇帝，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周灭商之后，通过大规模分封，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部族统一的分治型国家。

周天子成为天下共主，但与诸侯之间是宗法上的宗主与宗子关系。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周天子的权威是宗法性的、象征性的，他并不直接统治各封国的土地和人民。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统一天下。

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把“共主”变成“独主”。

先秦时期的“共主”体系就此终结。

秦朝建立的官僚体制，核心就是三公九卿。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分掌行政、军事、监察。

按照分工，这样既可以加强王朝对各方面的控制，又能使它们互相制约。

但秦朝寿命短暂，这套新制度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汉承秦制。

刘邦建国后，确立了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中枢职官的三公制官僚体制。

汉初的丞相权力极大。

萧何任丞相，刘邦在前线打仗，后方关中一应行政事务、经济管理、军队给养、兵员补充，全部交由萧何统管。

关内侯鄂千秋曾当面对刘邦说：“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

太尉和御史大夫此时的作用远不如丞相。

刘邦本人就是军事统帅，太尉卢绾只能“以太尉常从”，类似总参谋长的角色。

御史大夫也常因军事需要去从事攻杀战守，其监察和机要之职受到局限。

但随着国家稳定，太尉、御史大夫的职掌逐渐名副其实。

到汉武帝之前，国家行政权力主要掌握在三公手中。

汉武帝开始，一切都变了。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封侯。

这一年，霍光大约十几岁，因兄长霍去病的关系入宫为郎官。

此后二十余年，霍光在汉武帝身边“出则奉车，入侍左右”，从未犯过错误。

汉武帝晚年，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自杀身亡，幼子刘弗陵被立为太子，年仅八岁。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重。

他在遗诏中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同辅佐少主。

五个人共同辅政，这是精心设计的权力平衡。

但平衡很快被打破。

霍光做了其他人没做的一件事：领尚书事。

自景帝、武帝以来，尚书逐渐取代御史，成为皇帝的秘书。

天下上书及行政公文先经尚书批阅，然后上呈皇帝，皇帝决策后，命令尚书起草诏书。

昭帝八岁即位，霍光以辅政大臣身份领尚书事，代替昭帝批阅文书、作出决策。

《汉书·霍光传》记载：“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

领尚书事这个官职，自霍光开始。

李源澄在《秦汉史》中指出，武帝遗诏中并没有让霍光领尚书事的文字，是霍光自己领的。

对国家大事作决策是皇帝的权力，霍光领尚书事，行使的实际是皇帝之权。

从此，“领尚书事”成为一个固定官职。

在皇帝不能或不欲理政时，领尚书事者可以行使皇帝权力。

昭帝一朝，霍光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消除了上官桀、桑弘羊等政敌，将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驾崩，无子嗣。

群臣都主张立汉武帝之子广陵王，但广陵王已年过五十。

霍光以一己之意，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

二十八天后，霍光又以刘贺“行淫乱”为由，将其废黜。

随后，他立了已沦为平民的汉武帝曾孙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

一个臣子，立了一个皇帝，又废了一个皇帝，再立一个皇帝。

霍光的权势，已经远远超出了三公制设计的框架。

汉宣帝即位之初，霍光表示要归政于帝。

宣帝没有接受。

朝廷事务的决策仍然先经过霍光，然后才禀报皇帝。

《霍光传》记载：“诸事皆先辟白光，然后奏御天子。”

每次霍光入朝拜见，宣帝都感到“如有芒刺在背”。

霍光于地节二年春，公元前68年，病逝。

前后秉政二十年。

霍光死后，宣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步剥夺霍家人的政治权利。

他首先削弱霍光家族的军权。

霍家人坐立不安，霍禹、霍山等人意图谋反。

公元前65年，宣帝一举将霍家及其余党一网打尽。

霍光的妻子显和儿子霍禹被腰斩，霍云、霍山自杀，霍光诸子女及女婿全部被弃市处死。

霍家从汉武帝元狩四年霍去病封侯算起，到汉宣帝地节四年灭门，前后不过五十三年。

霍光的悲剧，不在于他不够忠诚，也不在于他不够能干。

《汉书》说他“匡国家，安社稷”，班固甚至把他比作周公。

问题在于：他行使了皇帝的权力，却没有皇帝的名分。

领尚书事是一个官职，但这个官职本质上依附于皇权。

当皇帝亲政时，领尚书事便退居参谋之地位。

霍光在昭帝年幼时代行皇权，宣帝即位后仍然不肯交出决策权，这就触及了皇权的底线。

宣帝后来在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把霍光列在第一位。

这是对他的功绩的承认，也是对霍光家族的彻底清算。

再看诸葛亮。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永安。

临终前，他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同时对诸葛亮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刘备还专门给刘禅下了一道诏书：“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但刘备的安排不止于此。

他同时任命尚书令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中分析，刘备留下的是一个“亮正严副”的辅臣结构。

这个结构的用意，是多重的。

一方面让诸葛亮辅政，另一方面也担心诸葛亮专权，所以用李严分管军事，形成一定的制衡。

诸葛亮是怎么做的？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北伐前上《出师表》。

这份表文不是简单的出征前的辞别，它详细规定了刘禅与辅佐大臣各自的职责，设计了蜀汉政权的权力架构和运行方式。

次年又上《后出师表》，对军国大事作了全面说明，提出了辅佐大臣应坚持的道德操守。

两份《出师表》是蜀汉建国后建设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诸葛亮在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这句话的政治含义很明确：宫廷和丞相府要遵循同一套规则，不能有例外。

他又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

这是在为刘禅安排一套宫廷内的辅佐团队，确保宫中事务有人把关。

至于军事和政务，“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诸葛亮把军政大权握在手中，但在制度层面为刘禅保留了完整的皇帝权限。

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是特殊君臣关系。

刘禅继位时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诸葛亮辅政，大权独揽。

但诸葛亮始终没有跨越那条线。

他领益州牧，总揽军政，却从未废黜刘禅。

他在《出师表》中反复叮嘱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这是一种臣子对君主的劝谏，而非命令。

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于五丈原。

临终前，他密表刘禅，指定蒋琬为接班人。

刘禅随后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不久加封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

蒋琬之后是费祎，费祎之后是董允。

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没有出现权力真空，也没有出现权臣篡位。

诸葛亮治蜀十二年，续结吴好、平定内乱、务农殖谷、峻刑重法。

他临终的人事安排，使蜀汉政权在随后近三十年里保持稳定。

而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逐渐收回了部分权力。

在蒋琬、费祎、董允相继离世后，他放弃了“诸葛之成规”，以宦官、外戚、东宫旧臣统领政权，这最终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诸葛亮和霍光的差别，在制度层面有一个关键区别：诸葛亮建立了一套可以运转的辅政班子，并且在自己去世之前，把权力交接的程序安排好了。

霍光则始终是一个人独揽大权，他没有为皇权的回归做准备，也没有培养一个可以接替自己的辅政团队。

他的儿子、侄子被安插在关键职位上，形成了一个家族权力网络。

这个网络在霍光死后非但不能保护他的家族，反而加速了灭族的进程。

更深的区别在于皇权的性质。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对西汉末年的权臣篡位有非常深刻的戒心。

他“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采取了一个根本性的措施：“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三公仍然设置，但实际权力转移到尚书台。

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三公成了荣誉性的职位，真正的决策权在尚书台，而尚书台直接对皇帝负责。

但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果皇帝年幼或无能，权力就会落入外戚或宦官手中。

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三公既无实权，也无力制约。

从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来看，秦汉时期的变化有一个清晰的轨迹。

秦及西汉初期，行政中枢是以丞相为核心的相府。

西汉中期以降，中朝和尚书对行政中枢产生了重大影响，形式上的行政中枢和实际权力中心分为二端。

东汉继承西汉晚期制度，建立了以尚书台为核心的新的行政中枢。

这个过程，从形式上看是由丞相独相制到内朝尚书和外朝三公分权，再到丞相独相制的循环。

但实质上，是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外朝到内朝、向皇权不断靠拢的过程。

《后汉书》中有一段评论说得很清楚：“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

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

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

一个人主政，决策效率高，但容易专权；几个人共同主政，能互相制衡，但容易内耗。

这个矛盾，是帝制时代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故立天子，置三公”这句话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分权。

它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

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不足以洞察四海之内的所有事务。

所以需要设立三公九卿来辅助。

管子这句话的完整版本，在《群书治要》中的记载是：“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

设立天子和三公的目的，是治理天下，而不是满足个人的权欲。

但这个“分”，始终是在“一”的框架之内。

三公的权力来自皇帝的授予，三公的职位由皇帝任免，三公的决策最终要由皇帝批准。

这是一种“分而不分权”的治理格局：职能上分工协作，权力上最终归于皇权。

这种格局的最大风险，在于分权可能变成夺权。

霍光领尚书事，名义上是代替皇帝批阅文书，实际上行使了皇帝的决策权。

宣帝在霍光面前“如有芒刺在背”，就是这种权力错位带来的直接感受。

诸葛亮的情况不同。

他也大权独揽，但他通过《出师表》等文件，在制度层面明确了君主的最终权威，并且在自己去世前把权力交接程序安排完毕。

霍光没有做这些。

另一重风险，是集权可能变成专权。

当皇帝不信任外朝的三公时，就会重用身边的近臣，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汉武帝重用尚书，光武帝“政不任下”，走的都是这条路。

但近臣一旦获得权力，就可能变成新的权臣。

东汉的外戚和宦官之所以能把持朝政，正是因为尚书台掌握了实际权力，而三公被架空。

权力从一个中心转移到另一个中心，制衡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削弱。

回望从夏商到秦汉的这段历史，天子的角色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商周时期，天子是天下共主，通过宗法分封维系天下秩序。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除分封，天子变成了皇帝，直接统治郡县。

三公九卿制的建立，既是为了辅助皇帝治理庞大的帝国，也是为了在皇帝与庞大官僚体系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层。

这个缓冲层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把皇帝的意志转化为具体的行政措施，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皇帝不能随意妄为。

但约束的效力，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环境。

当皇帝强势时，三公只是执行者；当皇帝弱势时，三公可能成为权臣。

而当皇帝为了集中权力而绕过三公、重用近臣时，就可能催生新的权力中心，并最终导致更大的失控。

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三公形同虚设，正是这种制度性缺陷的集中体现。

今日回顾这段历史，权责分明、制衡有度，仍然是治理的永恒课题。

无论制度如何设计，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就必然走向失控。

而约束的机制，不能仅仅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更需要在制度层面形成有效的制衡。

诸葛亮和霍光的对比说明，一个好的辅政者，不仅要能在权力在手时妥善运用，还要能为权力的交接和回归做好准备。

而这，才是“置三公”的真正深意所在。

汉宣帝地节四年七月，长安东市。

霍禹被押上刑场，他的叔父霍山已在狱中自杀，他的母亲显被处以腰斩。

霍光的女儿、女婿、孙辈，全部被弃市。

霍去病当年封侯时，或许不会想到，五十年后，霍氏一族会在长安街头，以这种方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