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大医院看病，本地医院查不出的毛病，当天就查出根源所在

那天早上，我攥着老家医院拍的片子，站在上海中山医院门诊大楼门口，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走廊里人来人往，有穿着病号服的老大爷，有抱着孩子急得满头大汗的年轻妈妈，还有像我一样一脸茫然的异地患者。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银行卡，里头是我和媳妇攒了三年准备买房的首付，一共十二万七，这回进城看病，我瞒着她取了三万。

说起来这病也怪，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右边肩膀底下就隐隐作痛，一开始以为是干活扭着了，在镇上卫生院开了几贴膏药，贴了半个月不见好。后来疼得越来越厉害，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疼醒，媳妇催我去县医院查，拍了CT，医生说可能是肩周炎，开了点消炎止痛的药。可吃了两个月，不但没好，疼痛还开始往胳膊肘窜，连带着手指头都发麻。

今年开春，我实在熬不住，又去了市里的人民医院。那大夫挺认真，让我查了血，又做了核磁共振，最后拿着片子看了半天，皱着眉头说：“你这颈椎有点问题，但又不像是典型的颈椎病。要不你去省城看看？”我一听就急了，省城离我们这儿四百多公里，来回一趟光路费就得几百块。可媳妇说，病不能拖，硬是跟厂里请了假，陪我坐了一夜绿皮火车到了省城。

省城那家三甲医院的专家号特别难挂，我凌晨三点就去排队，总算挂上了一个副主任医师的号。专家姓周，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看了我在市里拍的片子，又让我重新拍了个增强CT，等片子出来，他盯着电脑屏幕好一阵子，然后说：“你右侧锁骨下有个阴影，不排除是血管的问题，也可能是淋巴结肿大。我们医院设备有限，建议你到上海的大医院去看看，那里有更先进的检查设备。”

从诊室出来，我感觉天都塌了。什么叫“不排除”？什么叫“建议到上海”？我脑子里嗡嗡直响，媳妇在旁边一个劲儿安慰我：“没事的，咱们去上海，我表哥不是在那边打工吗？让他先帮咱们打听打听。”

那天晚上，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娘，她高血压，每年都要住院调理；想起上初中的儿子，成绩不错，老师说能考上重点高中；想起我和媳妇在镇上的小厂里干了十几年，好不容易攒了点钱，这要是真查出个大病，那点钱哪够填这个无底洞啊。

第二天一早，我咬咬牙跟媳妇说：“去上海。”媳妇没说话，只是默默收拾了行李。

到了上海，表哥在虹桥火车站接我们，他租住在郊区的城中村里，一间十来平米的房子，一个月要一千八。表哥说：“你们运气好，我来帮你们挂中山医院的号，那个医院看骨头和神经是顶呱呱的。”他拿着手机捣鼓了半天，还真挂上了一个专家号，不过得等三天。

那三天，我和媳妇就在表哥的出租屋里待着，吃的是楼下小馆子卖的十块钱一份的盒饭。我舍不得花钱，可媳妇非要给我加个鸡腿。她坐在床沿上，一边看我吃，一边说：“等看完病，咱们去外滩看看灯光，这辈子还没见过上海呢。”我嘴上说好，心里头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

第三天早上，我五点半就醒了，穿上那件最好的夹克衫，把片子往袋子里一装，跟媳妇一起出了门。地铁上人挤人，我扶着扶手，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一栋连着一栋，心里头直发慌。这地方大得吓人，我就像一粒沙子掉进了大海里。

终于到了医院，挂号窗口前已经排了长队。我拿着号，找到了三楼的特需门诊。叫到我的时候，我的手心全是汗。推门进去，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医生坐在电脑前，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示意我坐下，然后把我的片子插到旁边的阅片灯上。

“你是从哪儿来的？”他问。

“安徽，老家是皖北的一个县。”我说。

“你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煤矿？”他一边看片子一边问。

我愣了一下，说：“是啊，我们县确实有个矿，不过我一直在镇上厂里干活，没下过井。”他点点头，又盯着片子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让我站起来，活动活动肩膀，又用手在我锁骨下面按了按。

“你之前做过什么检查？”他问。

“在市里做的核磁，在省城做的增强CT，都查了。”我说着，把一沓片子递过去。

他没接，只是指着阅片灯上的那张片子说：“你看这儿，这个阴影，不是肿瘤，也不是血管的问题。”他顿了顿，“你这是肋锁韧带钙化，骨刺戳到了臂丛神经，所以才疼得厉害。”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啥？骨刺？”

“对，肋锁韧带钙化，时间长了就长成骨刺了。你的姿势可能有关系，你是不是长期在厂里做那种需要右手往上举的活儿？”医生说。

我一拍大腿：“对对对！我干了十二年流水线，天天要抬着胳膊往机器上面拧螺丝，一天得拧几千个！”

医生笑了笑：“这就对了。这种病，拍CT看不清，核磁也容易漏，得用三维重建的CT才能看得分明。你那个阴影，我们一般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愣愣地看着他：“那……好治吗？”

“好治。”医生很干脆，“两个办法，一个是做手术，把骨刺磨掉，但是要住院，要花两三万，还得养半年。另一个是保守治疗，打针加理疗，再配合吃药，一般三个月能缓解大半。你先做个神经阻滞的针，马上就能见效。”

我听到“马上就能见效”，心里头的石头一下子轻了一半。他开了单子，让我去注射室。我媳妇在门外等着，看我出来，赶紧迎上来问：“咋样？”

“说是骨头长了刺，不是大毛病。”我说，声音都有点发抖。

媳妇眼眶一下子红了，她使劲眨眨眼，说：“那就好，那就好。”

我在注射室里打了针，其实就是往锁骨下面的痛点打了一点麻药和激素。没过十分钟，我试着抬了一下右胳膊，真神奇，之前那种钻心的疼居然减轻了大半。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

拿着医生开的药方，我去药房取药，一个月的量，算下来才六百多块钱。跟来之前预想的“开刀、化疗、倾家荡产”比起来，这简直像做梦一样。

走出医院大门，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顶。我掏出手机，给老家老娘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老娘就急着问：“查出来没？啥病？”

我说：“妈，没事，就是干活儿干出来的骨刺，打一针就好多了，抓点药回去吃就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老娘带着哭腔的声音：“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出门这些天，我天天烧香拜佛，就怕……”

我鼻子一酸，没敢说话，赶紧把电话挂了。

媳妇在旁边看着我，忽然笑了。她指着远处说：“你看，那就是东方明珠。”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阳光底下，那座塔尖闪着光。其实我对这东西没啥兴趣，可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它挺好看的。

我们在外滩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风有点凉，媳妇把她带的那件薄外套给我披上。她说：“等儿子中考完，带他也来上海看看，让他知道，这世上厉害的地方多着呢。”

我点了点头，心里头盘算着，回去以后，得跟厂里商量换个不用抬胳膊的岗位。就算换不了，我也得干半小时起来活动活动。这一趟上海之行，花了两千多块钱，却把我心里那块压了半年的石头彻底搬走了。

回程的火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忽然想起那个医生说的话。他问我是不是煤矿的，我说不是。可后来我才明白，他可能是见多了我们那边来的病人——干苦力、省吃俭用、小病拖成大病，不到万不得已不进大医院。我们这些人，就像田里的庄稼，风吹日晒惯了，身上长了虫，也只知道硬扛。

可这趟上海之行让我想明白一个理儿：身体是自己的，也是家人的。你舍不得花钱看病，真倒下了，才是给家里添最大的麻烦。

现在我回到家已经三个月了。右肩膀基本不疼了，虽然阴天下雨还有点酸，但跟以前比起来简直天壤之别。我听了医生的话，自己买了个拉力器，每天早晚拉几十下，还把厂里的活儿调到了质检岗，不用再举胳膊了。

昨天晚上，我跟媳妇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乘凉。她忽然说：“你记不记得，去上海那天早上，你差点在火车站把票退了？”

我笑了笑。哪能忘呢？当时我确实站在售票窗口前，心里头想，万一查出个绝症，这三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是媳妇一把拽住我的袖子，说：“退啥退，就是查出个绝症，也得治，治不好也得知道是个啥病！”

我低头喝了口茶，说：“多亏你拽住了我。”

媳妇没说话，只是把手搭在我那个还微微有点僵的右肩上，轻轻按了按。

月光底下，我忽然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不是那天查出了病根，而是身边有个在我最怕的时候，死活不肯让我退票的人。

那三张火车票，我还留着。夹在户口本里，跟房产证搁在一块儿。虽说那房子还没买——不过不急，等我再攒两年，就够首付了。到时候我把那张票根贴在相框里，挂在新家的墙上，告诉往后每一个进门的人：有些时候，你以为的天塌了，其实只是你走得还不够远。往大城市跑一趟，挂个大医院的号，说不定就像我一样，当天就找着根儿了，然后带着一兜子药和一颗踏实的心，回家继续好好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