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曾扩情正和几名旧日同僚闲谈，管理员突然推门而入，满脸笑容地连声道喜。屋里的人没有一个露出喜色，反而纷纷变了脸。曾扩情坐在一旁，听到“送你们回去”几个字，竟当场吓得裤子湿了。
这场误会，放在普通人身上或许觉得荒唐，可对经历过旧式监狱的人来说，却并非无缘无故。过去，狱卒向囚犯“道喜”，往往意味着刑罚将至；至于“送回去”，也很容易被理解成押赴刑场。管理员偏偏故意卖关子，几位国民党将领自然以为大限已到。
沈醉见众人惊疑不定，忍不住冲管理员发火：“你太缺德了，既然明后天才处置，何必现在吓我们？”管理员听完哈哈大笑，赶紧解释，所谓“回去”，是搬到新的住所集中学习，床铺和伙食都将改善，并不是押赴刑场。
所长随后赶来说明情况，屋内的气氛才慢慢缓和。曾扩情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失禁。这个细节后来成了管理所里流传的笑谈，却也让人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心机深沉、处处算计的人，更多时候只是性情单纯，容易相信别人。
曾扩情早年并非普通人物。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曾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工作系统中任职，也和蒋先云等人关系密切。那时的黄埔校园，革命思潮交汇，许多青年都在寻找救国道路。曾扩情与周恩来有过师生般的交往，对这位年轻教官十分敬重。
中山舰事件后，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曾扩情选择站到蒋介石一边。这个选择既有政治判断，也有现实压力。他已经成家，需要承担家庭开支，仕途和生计不能不考虑。后来，他凭借对蒋介石的效忠，进入黄埔军校同学会系统，逐渐成为蒋介石信任的人。
有意思的是，他一度风光得很。1928年，曾扩情奉命前往四川联络地方势力，受到刘湘等人的礼遇，沿途接待规格颇高。有人送银元，有人赠特产，甚至还专门写字相赠。对一个长期在军政圈奔走的人来说，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误判自身分量。
可蒋介石的信任从来带着条件。刘湘曾试图借曾扩情向蒋介石争取军事资源，并保荐他担任川军职务，蒋介石却认为这是越权和擅作主张，立即将曾扩情召回斥责。自此以后，他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明显下降。
西安事变又成为一道转折。曾扩情原本想营救蒋介石，后来在张学良说明情况后，发表讲话解释事变缘由。蒋介石没有把这看成缓和局势，反而认定他立场动摇，下令将其撤职并关押。曾扩情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常说“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并非泛泛感慨，而是他亲身尝到的滋味。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曾安排飞机，并送来黄金，希望曾扩情一同离开大陆。曾扩情最终没有登机。他对家人说，自己没有亲手杀过共产党人，不必惊慌。随后，他躲进四川广汉附近的寺院，剃发做了和尚，以为这样便能避开清查。
解放军找到他时，他还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已经皈依佛门，跳出三界之外，为什么还要抓人。战士们哭笑不得，只能向他解释，身份审查看的是过去经历，不会因为换上僧衣便一笔勾销。曾扩情这才意识到，自己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想得过于简单。
进入管理所后，他与沈醉等人相处尚可，也常谈起被俘经过。他曾轻信一名地方人员的空头许诺，以为对方能够替自己向刘伯承求情；后来得知那人只是地方机关的普通职员，才明白自己又被哄骗了一次。
曾扩情胆小，却不刻薄。劳动时，他修好一把损坏的铁锹，管理人员准备表扬他，他反而担心原先使用铁锹的人受到牵连。确认那只是正常损耗后，他仍惦记对方会不会误解自己。这样的性格，在战场和官场上未必能带来优势，却使他在改造生活中显得格外真实。
1959年12月4日，曾扩情成为首批特赦战犯之一。同年12月中旬，他与几位获特赦人员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在人群中认出了这位黄埔旧识，轻声叫出他的名字。曾扩情低下头，谈到自己曾经走上与周恩来相反的道路，言语间满是惭愧。
周恩来没有责备他，只说当年自己接触学生还不够多，作为老师也有责任。临别时，周恩来希望他们珍惜重新生活的机会，站稳民族立场，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此后，曾扩情在辽宁从事政协文史工作，整理并撰写了不少回忆材料。那个曾在监狱里因一句“道喜”而惊慌失措的老人，最终把个人经历写进了历史资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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