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单、外国决策”成过去式，下一款新产品交给上海定义

夜幕下的上海。 新华社

说起研发，人们总会想到白大褂和各种试剂。但赛诺菲在华规模最大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就放在静安的写字楼里。走进去，研发人员在电脑前忙碌，设计临床试验方案、分析数据，与医生和监管部门沟通。实验室检测则委托专业机构完成。

不设实验台，却一刻也离不开医院。“我今年已数不清去了多少次华山医院。”赛诺菲中国转化医学负责人唐蕾说。拜访专家、讨论方案、查看原始数据，是她工作的日常。

今年9月，全新升级的赛诺菲上海外资研发创新中心在静安揭牌，并单独设立研发法律实体；企业与华山医院共建的卓越转化中心，是其全球第四家、欧洲之外首家。

这并非个案。地区总部强化研发功能，成为一种趋势。同时，研发中最具决定性的部分：提出问题、设计方案、组织资源，正向总部集中。做什么试验、开发什么产品、投多少人和钱，越来越多地在上海定下来。

“写剧本”的任务交给上海

过去，上海团队拿到的，多是全球写好的“剧本”。

赛诺菲与华山医院合作多年，此前主要集中在较晚期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唐蕾介绍，这类试验中，中国入组患者通常只占15%左右，方案由全球团队设计，中国团队主要负责执行。

如今，双方合作的两项早期临床试验将完全在中国开展，受试者全部来自中国。上海团队从源头参与方案设计，让试验贴合国内医院的实际情况，并充分考虑患者现有的标准治疗。

为什么把“写剧本”任务交给上海？首要理由是时间。创新药专利保护期有限，每个阶段节省一些时间，累积起来，可能让通常需十年的开发周期缩短一年。

不久前，全球团队走访华山医院Ⅰ期临床试验中心，一个细节让他们震撼：这里足足有42张床位。欧洲一些规模较小的中心仅有几张或十几张床位。这意味着，开展一项小规模试验，所需受试者可以在同一天全部入住，这无疑是个利好。

支撑任务前移的，是上海密集的专业网络。赛诺菲梳理合作检测机构名单发现，约九成位于上海，其余也在宁波、苏州等周边城市。加上在沪200多名研发同事，以及数据科学、真实世界研究等能力积累，赛诺菲决定把转化医学团队的科研人员集中到静安。

跨国公司发现，当研发变“轻”，反而更“挑”城市：它需要医院、专业机构和人才在小范围内高密度集聚。而上海所拥有的丰富要素资源，构成了创新网络中一个个节点，为承接更重要研发任务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也成为中心城区发展研发功能的新契机。

此次新建的卓越转化中心，将进一步连接企业与医院的研究力量。围绕转化研究，双方科研人员都可以提出课题，共同论证后立项。临床观察有机会更早进入研发过程。

赛诺菲大中华区总裁施旺介绍，上海研发创新中心将成为公司在中国规模最大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团队深度参与集团90%以上的全球同步开发项目。未来，集团拟将约三分之一的新项目布局在中国。

这并非个例。国际排名前20的药企和前20的医疗器械企业中，各有19家在上海设立总部、生产或研发中心。近期，勃林格殷格翰也宣布在张江设立新的研发中心，强化早期临床开发等能力。

中信泰富广场一景。 海沙尔 摄

让相邻的资源“接得上”

头发明显变少，按医学量表却算不上脱发。

华山医院皮肤科医生发现，临床常用的脱发分级量表，评估中重度病例很管用，却容易遗漏早期的细微变化。欧莱雅中国研发和创新中心总监白林说，许多中国消费者在脱发尚未达到医学诊断标准时，就已产生“发量焦虑”和早期干预需求。

双方研究人员结合临床随访和欧莱雅的头皮毛发快速检测系统，分析400名中国男性的高分辨率头皮图像，推出“七级脱发微观图谱”，希望为早期干预建立新的评估基准。

在研发的源头，不少变化在发生。过去，在功效护肤品的研发中，临床医生主要在研发下游，负责验证结果、评估产品；如今，他们和企业研发人员一起提出问题、解读结果，并把临床观察反馈到实验室。

去年11月，欧莱雅中国与华山医院成立医研共创皮肤科学实验室。医生观察到，痤疮和光电治疗期间，不少患者仍会感到刺激不适。为此，欧莱雅研发团队与本土生物技术企业合作开发新配方。今年4月，实验室成立不到半年，首个成果落地，理肤泉超分子控油平衡水乳全球首发。

中国欧盟商会今年的调查显示，在华研发的获益因素中，本地合作伙伴，成为47%的受访企业的选择，仅次于本地人才和市场规模。

美创静界街景。 受访者提供

不过，资源集中在一座城市，并不意味着合作会自动发生。

联合实验室的首个挂牌点在美创静界，这是政府、医疗科研机构和企业三方共建的生态平台。相关负责人说，跨国企业渴望对接本土敏捷创新，本土企业则缺乏临床数据、国际审美、合规体系、全球渠道。站在更高层面看，企业拥有研发能力和市场渠道，医院不缺临床发现，但都难以靠自身找到产品“出口”。

美创静界发挥“翻译官”和“粘合剂”作用，收集需求、匹配伙伴、跟踪项目，让两边从“互相看不懂”变成“在同一张清单里做产品”。同时，协调数据共享、知识产权和产品化节奏，并提供功效检测、备案咨询等服务。目前，平台已引进企业130余家，与20余家机构开展合作。不过，平台也坦言，联合研发的知识产权谈判周期较长，三甲医院临床测试资源依然紧张，这仍需探索。

有研究指出，在沪外资研发机构的数量，不到本地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3%，却是上海创新生态中的“关键种”，对创新生态具有重要影响。要促进“关键种”发挥作用，就要加速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土创新生态的融合。正因如此，为资源要素找到“接口”，甚至比集聚资源本身更重要。

去年以来，静安还整合南京西路首发场景、美创静界平台、美妆总部与医疗科研资源，让研究成果有机会沿着产品开发、验证和市场应用的路径一路跑下去。

华山路一景。 海沙尔 摄

今年7月，静安8家外资研发创新中心发起成立外资创新生态联盟；9月，欧莱雅又与瑞金医院、华山医院、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及美创静界发起美丽大健康产学研医创新联盟。这些举措，让合作从单点走向机制。

在资本层面，链接也在加强。赛诺菲与凯辉基金去年设立20亿元的医药创新基金，欧莱雅中国则与合作伙伴设立凯辉创美未来基金、美丽领航基金。浦江的另一边，强生JLABS@上海、罗氏中国加速器等开放创新平台，也在连接初创团队，将大企业的技术、资本和平台资源用于支持早期创新。

在上海这片热土上，跨国公司正探索不同的创新组织方式。但有一个共同点，把城市的丰富资源拉进具体项目，努力转化为企业的创新能力。

下一款新产品由谁来定义

“中国接单、德国决策、全球供货。”这是德国工业自动化企业倍加福过去的业务模式。

一家电池制造客户提出，需要一款响应更快、体积更小、兼容工业通信协议的传感器。按原有流程，需求要提交德国总部评估改进，一来一回需要数月。

中国客户等不起。倍加福中国总经理王昆仑（Daniel Winkler）说，全球通用产品的生命周期通常以年计，中国客户却要求快速迭代；为达到客户要求，产品还要针对中国供应链重新设计。过去，中国团队只能做选型、配置和调试，“无法对产品战略产生影响”。

今年7月，倍加福将在华两大业务的销售与服务实体纳入大中华区总部，财务、人力资源、供应链协调等职能汇聚上海。那个电池客户项目，改由上海团队负责需求收集、应用评估和测试调试，商务条款与交付周期在本地审批，项目已完成交付。在静安区的支持下，倍加福计划明年一季度启用上海研发中心，区域产品路线图、研发预算与人员编制、产品组合决策等职责，都交给上海。

“中国不再只是销售产品的市场，更是一个‘定义产品’的市场。研发必须立足中国、贴近客户，选择上海这样人才储备与产业生态最集聚的城市。”王昆仑说。

远眺前滩天际线。 李茂君 摄

霍尼韦尔科技的做法，是让研发直接面对客户。企业在中国有11个研发站点，各有专长。为了把分散的专业力量聚合起来，今年9月，霍尼韦尔科技在浦东设立中国创新总院。客户来到总院，不仅可以与研发人员直接交流，还可以随时链接各地的研究力量。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施伟说，上海更像“大脑”。

奥的斯上海全球研发中心是集团在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基地，团队去年底入驻浦东前滩，与大中华区总部、高速梯中心等汇聚在一起。面对中国大量老旧电梯更新和适老化需求，上海团队把客户的反馈转化为系统方案和技术标准，推出第三代智能电梯，包括更宽的开门尺寸、加大的按钮等设计。

有学者分析，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技术势差”正明显缩小。当一款全球通用产品难以通吃所有市场，离客户越近、改得越快的团队，更有资格去定义产品。普华永道今年发布的在华跨国企业高管调研也显示，77%的受访者将竞争列为推动本土化重塑的首要因素。

静安区商务委调研也证实，全区150多家跨国公司总部，具备研发功能的企业，其营收、税收增长表现都更好。为此，静安将促进跨国公司增设研发功能作为抓手。

但资源和权限不会自动到来。在华跨国企业高管调研显示，73%的受访者认为，总部或全球文化壁垒、组织阻力，是制约中国本土化创新的最大障碍。上海美国商会今年的调查也显示，在华设有研发业务的企业中，一半计划今年增加研发支出，但46%表示受到总部限制。

“我们接触的大多是中国区或亚太区团队，但核心决策权在国外。”静安区商务委负责人说。如何争取研发功能？最大的竞争并不来自其他城市，而来自跨国公司集团内部的资源分配。

今年3月，静安推出全市首个区级外资转型专项政策“静八条”，以此作为破局契机。同时，静安抓住全球高层来访、总部对接和专业服务机会，让跨国公司决策层了解上海的优势条件，支持上海团队承接更多功能。

今年以来，静安新认定8家区级外资研发创新中心。更多跨国公司在筹建或计划升级研发中心。放眼全市，上海连续出台一系列鼓励外资及研发中心发展的政策措施。今年1至8月，全市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4家、外资研发中心39家，累计分别达到1120家、675家。

经济中心城市的综合资源禀赋，构成了支撑总部功能升级的强大网络。上海的总部经济，正在从初期的机构集聚，走向研发职责集聚、决策权限集聚与资源配置能力集聚。

当提出问题、作出决定的地方，越来越多地选在上海，上海在跨国公司版图中，也就具备了更大的话语权。

来源：懂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