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上4位亲华总统，一位助中国进五常，一位改变世界格局！

1943年11月，埃及开罗，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围绕战后亚洲秩序展开会谈。那张后来广为人知的合影背后，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只是三位领导人的身份，而是一个长期被列强压低地位的中国，开始被纳入战后大国安排之中。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第32任总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罗斯福并非没有现实考量，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已经直接威胁美国利益；但不得不说，他确实推动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提出，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应归还中国。宣言后来成为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逐步放弃在华特权，1943年中美签署新约，废除了美国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等不平等安排。

更重要的是，罗斯福把中国视为战后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力量。他提出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共同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即后来所说的“四警察”构想。1945年联合国成立，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安排与罗斯福时期的推动密切相关。

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借中国牵制日本，也有人强调，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尚不足以和美英苏相提并论。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国际地位既有实力支撑，也有外交塑造。罗斯福的选择，客观上为中国进入战后大国体系打开了通道。

如果说罗斯福帮助中国登上了战后国际舞台，那么尼克松做的事情，则是重新排列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坐标。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中美高层接触由此取得突破。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里的时间关系必须说清楚：联合国席位恢复在先，尼克松访华在后，并不是访华直接促成了中国进入联合国。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这位美国第37任总统此前长期以反共立场著称，却亲自跨越了中美之间长久存在的政治隔阂。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双方谈话并不拘谨。尼克松说：“我们两国人民有共同点。”这类表达，正是破冰所需要的政治语言。

访问期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双方承认彼此存在重大分歧，但同意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并推动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尼克松访华只有数天，却引发了连锁反应。1972年9月，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苏之间的战略关系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

尼克松并不是出于单纯的情感亲近中国。他要应对苏联压力，也要结束越南战争带来的困局，还要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外交空间。但外交从来不只看动机，也要看结果。中美接近改变了冷战格局，这一点毋庸置疑。

真正完成建交程序的，是吉米·卡特。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后，中美关系进入关键阶段。此前双方虽已通过《上海公报》建立接触，却仍隔着外交承认、台湾问题等复杂障碍。

卡特政府与中国展开了持续谈判。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在公报中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外交关系由此进入新阶段。

卡特的贡献，不在于一次轰动性的访问，而在于把前任打开的门真正推开。他面对国内政治压力，也要处理美国同台湾方面的关系，谈判过程并不轻松。正因如此，中美建交更像是一项反复权衡后的制度性决定，而非临时起意。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也就是人们熟悉的老布什，情况更为特殊。1974年至1975年，他曾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不同于一般美国政客的直接观察。

1989年1月20日，老布什宣誓就任美国第41任总统。一个多月后，他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他曾骑自行车游览北京，相关画面在当时引起不少关注。那不是简单的礼节安排，而是他有意展现对中国环境的熟悉。

同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出现转折。老布什政府宣布限制部分对华军事和外交往来，但并未彻底切断中美接触。布什本人曾派遣特使与中国沟通，并在贸易待遇等问题上保留回旋余地。可以说，他的对华政策既有压力，也有克制。

争议最大的一步发生在1992年。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F—16战斗机在内的武器装备，引发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老布什对华态度因此不能简单归入“亲华”二字，更准确的说法是：他熟悉中国，重视中美关系，同时始终把美国战略利益放在首位。

这四位总统的共同点，并非都对中国抱有特殊感情。罗斯福看重战后秩序，尼克松着眼于冷战布局，卡特推动外交正常化，老布什则在冲突中努力保留沟通渠道。历史中的友好，往往不是没有分歧，而是在分歧存在时，仍愿意留下谈判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