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行昭彰！从改教科书到AI数据投毒，日本洗白侵略史无所不用其极

2026年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篡改二战历史语料一事作出回应。

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这一表态并非孤立事件。当AI技术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全球信息生态之际，日本右翼势力正将历史修正主义的触角伸向算法深处，企图以技术手段完成几代右翼政客未能完成的“历史翻案”。

外交部表示向AI投毒不可接受（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教科书到算法：一场持续数十年的“记忆清除”

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模糊化处理由来已久。这不是偶发的措辞选择，而是一场系统性、有组织的“记忆清除”。

日本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详说日本史B》中，关于南京的表述仅轻描淡写一句“日本陆续投入军队，年底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正文中未提及大屠杀暴行。2025年，日本全国初中新版教材更进一步，以“南京事件”替代“南京大屠杀”，甚至将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改为“日军在演习时遭到不明枪击”，把侵略行为歪曲为“自卫还击”。多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中，除东京书籍在注脚部分提及“南京大屠杀”外，其余全部使用“南京事件”表述，在提及遇难者人数时则以“许多”“存在各种说法”“仍在持续调查和研究中”“尚未确定”等模糊措辞搪塞。

从教科书到AI投毒无所不用其极（图片来源于网络）

2026年8月，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决定将展板上的“南京大屠杀”替换为“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教科书用语”。这意味着，从教科书到公共纪念馆，从教育系统到官方叙事，日本正在有组织地抹去“大屠杀”三个字所承载的历史重量。

其后果已经显现。东京大学2025年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18至29岁的日本青年中，仅35%能准确描述南京事件，而中国同龄人的知晓率达92%。在东京的和平祈念展示资料馆外，当记者问及“你知道南京大屠杀吗”时，有女中学生回答“好像是在铁路上设置了炸弹”，也有人说是“虐待劳工或者强迫劳动”。这不是无知，而是一种被精心制造出来的无知，当教科书刻意模糊、纪念馆悄然改写、公共讨论持续压制，年轻一代自然在历史的真空中成长。

而此次向AI大模型投放错误语料，将这种“记忆清除”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如果说教科书影响的是课堂里的学生，那么AI大模型影响的则是全球范围内每一个向它提问的人。错误语料一旦被模型内化，就会在每一次对话中反复输出、不断强化，形成“谎言生成—数据抓取—模型内化—再生成”的恶性循环。日本右翼势力还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网民，利用AI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虚假信息。这种规模化、自动化的信息污染，其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远非传统手段可比。

右翼势力招募网民向AI投毒（图片来源于网络）

AI语料审核：技术不能成为历史的帮凶

当AI被用作篡改历史的工具，技术本身也必须承担起阻断污染的责任。

日本政府斥资44亿日元打造的政务AI系统“源内”，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案例。这套系统拟向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开放，接入美国闭源大模型。其核心问题在于语料结构的系统性偏置：“源内”检索端收录内阁决议、国会记录以及1947年5月现行宪法施行后的官方公报等政府文本，却未将战前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作为核心基准文本。换言之，这套系统从设计之初就排除了能够还原侵略历史真相的关键史料，其输出的历史叙事必然倾向于当下日本政府的官方口径。

更值得警惕的是，“源内”接入的是美国Anthropic公司的Claude系列大模型，该公司将中国列入“敌对国家”名单，拒绝向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当带有明确对华安全预设的闭源模型与偏重日本现行官方文本的检索库相结合，生成内容就会稳定复现当下政府口径，而非自动校正历史争议。所谓“政务AI”，由此成为用算法包装、由官方背书的错误叙事的放大器。

AI语料阻断与审核机制仍充满风险（图片来源于网络）

面对这种局面，AI行业亟需建立起有效的语料审核与阻断机制。在技术层面，基于检索增强生成（RAG）的自动事实核查技术已经具备初步能力，能够检索并验证文本中的关键事实断言，优先标记高疑似“幻觉”的内容，辅助人工核查。对于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AI平台应当建立权威史料数据库作为事实基准，例如将东京审判判决书、《拉贝日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等纳入核心参照体系。当模型输出与这些权威史料严重矛盾的表述时，应当触发预警而非直接输出。

同时，语料来源的可追溯性也至关重要。对于历史类语料，应当要求提供可核查的出处，拒绝接受来源不明、立场明显偏颇的批量投放内容。在流式长文本审核方面，通过对模型输出进行实时切片审核，确保每一段文本都符合事实基准。这些技术手段并非不可实现，关键在于AI平台是否有意愿将历史真实性纳入内容治理的优先议程。

技术的本质是工具，它可以用来传播真相，也可以被用来制造谎言。当日本右翼势力选择后者时，国际AI行业有责任选择前者。

拉贝日记等真实史料更应得到重视（图片来源于网络）

20位幸存者的等待：一个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的国家

2026年10月7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时，郭秀兰与家人躲藏在防空洞内，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她的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这是她生前反复讲述的记忆。

郭秀兰的离世，使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从30万遇难者到20位幸存者，时间正在以最残酷的方式带走最后的证人。而这些幸存者，始终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老人刚刚离世（图片来源于网络）

日本并非没有道歉的文化传统。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反省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同样在二战中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日本，却始终在道歉问题上闪烁其词。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于2013年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公开表示“我为当年日本兵犯下的罪行道歉”，但这样的声音在日本政坛始终是少数。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则多次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等史实，质疑“村山谈话”，频繁参拜靖国神社。

这种态度正在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付出信誉代价。2026年8月，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深感“有义务让世界铭记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历史”。这番表态随即引发各国网友的强烈反弹，大量评论质问：“你们为什么不去南京，向当年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表达同样的哀悼？”一位德国网友的留言尤为尖锐：“对德国人来说，奥斯维辛是必须去哀悼的地方，但日本人什么时候才会去追悼他们在亚洲杀害的人？”

2026年1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会议上明确表示，日本“对历史罪行不知悔改、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公然践踏战后国际秩序”，这样的国家“无法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AI不应成为掩盖历史错误的工具（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教科书篡改到AI语料“投毒”，从否认“南京大屠杀”到拒绝向幸存者道歉，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系列操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先在国内淡化历史记忆，再用技术手段向全球输出错误叙事，最后以“国际社会没有共识”为由拒绝承担责任。但历史不是可以随意编辑的文本，30万亡魂的名字刻在纪念馆的墙上，20位幸存者的证言仍在回响，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依然是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文件。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言，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技术可以迭代，算法可以优化，但有些事实不容篡改，有些底线不容僭越。一个拒绝面对历史的国家，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开发AI系统，无论向大模型投放多少“正确”的语料，都无法真正取信于国际社会。而那些正在凋零的幸存者，他们等不到的，不仅是一句道歉，更是一个国家对人类良知的基本尊重。#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