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首次发掘到英文丛书首发，川大三星堆考古有哪些关键节点

从1934年到2026年，四川大学及其前身华西协合大学参与三星堆考古92年，梳理出7个学界公认的关键节点。

2026年10月7日，川大联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撰的4卷本《三星堆-金沙：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系列丛书英文版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全球首发，补上了海外古蜀文明系统研究资料的短板。

法兰克福书展中外嘉宾出席丛书首发仪式

这条脉络，从田野发掘到实验室检测，再到学术成果的全球出版，完整覆盖了考古工作的全链条。

七个节点，从完全主导到联合主导

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第二任馆长葛维汉与中国助理林名均主持了三星堆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 发掘历时十余天，出土石璧、玉琮、陶片等各类器物及残片600余件。

葛维汉随后撰写了世界上第一篇三星堆考古专业论著《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1933-1934年的《华西边陲研究学会会刊》上。所有出土文物全部入藏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

川大的角色是完全主导——这是三星堆现代考古的起点，和中原殷墟发掘遥相呼应，第一次用实物史料解开了古蜀历史。

1934年的发掘成果需要消化。1941年到1947年，郑德坤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期间，对这批出土文物与考古资料做了系统整理。 他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到1947年，馆藏文物已达约3万件。

川大的角色是主导整理研究——这一步把一次短时发掘的成果，变成了可长期使用的学术资源。

你可能想问，从1934年到1963年，中间近30年为什么空白？答案是：战乱和政权更迭。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在1934年之后被迫长期停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启。

1963年，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三星堆的首次正式试掘。 团队在月亮湾遗址区域发掘出6座不同时期墓葬。早期墓葬无随葬品，晚期墓葬出土了带有固定组合关系的陶觚形器、高圈足豆等器物，明确了三星堆不同分期的文化特征。

三星堆遗址文化分期展板实拍

冯汉骥首次提出该区域很可能是古代蜀国都城的中心区域，这个判断为后来三星堆古城的确认奠定了基础。川大的角色是主导联合考古队。

1986年夏天，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大规模发掘。 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黄金权杖等数千件珍贵文物出土，正式确立了三星堆“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考古系派遣团队配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了发掘清理工作。

川大的角色是参与执行协作。

从参与执行到联合主持，答案在7号坑

2020年10月，格局变了。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建三星堆考古队进驻祭祀区，黎海超教授被任命为5、6、7号祭祀坑的发掘负责人，牵头统筹三个坑的全部考古发掘工作。

这支以“90后”“00后”为主力的团队累计现场工作超7000小时，发掘出土数千件珍贵文物，在《考古》《文物》等权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2023年获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

川大的角色升级为联合主持——不再是配合执行，而是独立负责三个祭祀坑的全流程发掘管理。

2026年5月，7号坑的发掘成果进入实验室阶段。 四川大学联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发表论文，确认7号坑出土的一件铁质文物为纯陨铁制品，器身长约20.05厘米，宽5.27至7.90厘米。

三星堆祭祀坑分布与出土陨铁文物实拍

经金相学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器物铁含量约77.80%、镍含量约19.84%，在微米尺度下具有良好化学均一性——这种高镍且成分均匀的特征，晚商时期的已知冶炼技术无法实现，由此明确排除人工冶炼来源，确认其为陨铁。

这是迄今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已知最早的陨铁文物，也是中国青铜时代已发现的体积最大的纯陨铁制品。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陨铁复合器不同，三星堆陨铁器为纯陨铁制品，体现出独特的冶金传统，证明3000年前古蜀先民已具备辨识和加工陨铁的成熟能力。

川大的角色仍是联合主持。

2026年首发的英文丛书，是七代人积累的水到渠成

2026年10月7日，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现场，上述所有历史节点和研究成果被整合进一套4卷本的英文丛书，向全球学界公开。

法兰克福书展现场嘉宾介绍三星堆考古历程

这套丛书是四川大学联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系统梳理近百年考古档案、发掘资料与研究结论的集大成之作，纳入了川大博物馆珍藏的大量未公开原始考古档案，围绕聚落形态、祭祀礼制、资源流通、文明交流等核心议题展开。

过去海外学者研究古蜀文明，大多依靠零散论文和展览介绍这类碎片化资料，缺少一套系统完整的英文权威专著，很多跨国界的文明比较研究无法开展。这套丛书首次完整地向海外呈现了90余年三星堆发掘历程与前沿研究成果，把过去海外不易接触到的原始资料公之于众。

你可能想问，从1934年那个十来天的短时发掘，到2026年全球发行的四卷本英文专著，这92年的积累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在那条代际传承线上就能看到。

从葛维汉到郑德坤，从冯汉骥到霍巍，再到黎海超带队的“90后”“00后”考古人，七代人做了同一件事——用探铲、毛刷、金相显微镜和学术论文，把三星堆从三个不起眼的大土丘，变成全球考古学界无法绕开的文明坐标。

2026年这套英文丛书不是什么里程碑式的突然突破，而是前置节点每一步都走到位之后，结果自己站到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