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绿城主席与嫌疑人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好猫财经

　　2026年10月9日上午，香港东区裁判法院。

　　被告席上的人叫张亚东，58岁。他是曾经的大连市副市长，曾经的绿城中国董事会主席，现在的犯罪嫌疑人。

　　廉政公署指控他的罪名是：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翻译过来就是受贿，金额2000万港元。

　　手法很讲究。一名大连开发商，从2019年起向绿城推销一个地产项目，张亚东涉嫌透过中间人索贿，促成绿城掏出4.4亿元人民币买下这个项目。

　　2000万港元贿款，分多笔，存进了他儿子的银行账户。

　　一个在大连城建系统干了二十年的前副市长，栽在了一个大连项目上。

　　回旋镖飞了七年，正中靶心。

　　故事要从十二年前讲起。2014年，宋卫平一手打造的绿城，再次走到资金链断裂边缘，融绿之争闹得满城风雨。年底，央企中交集团入主，成为第一大股东。

　　绿城活了下来，但灵魂变了。2018年，中交把张亚东派进绿城，这位经济学博士、前副市长，很快从行政总裁坐到董事会主席，宋卫平等创始人逐一离场。

　　他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摊子。2018年，绿城销售1564亿元，行业排名第17位；营业收入603亿元，股东应占利润只有10亿元。

　　张亚东立下三年军令状。打法是小股操盘加代建：绿城出品牌、出操盘，合作方出钱，规模全口径记在绿城头上，利润大头分给别人。

　　见效快得惊人。2019年销售2018亿元，2020年2892亿元，2021年3509亿元，2022年3003亿元杀进房企前十。2020年还把绿城管理分拆上市，摘下“代建第一股”。

　　那几年，绿城是“混改样本”的代言人。很少有人注意到，高光里埋着两颗雷。

　　第一颗埋在利润表。绿城最风光的2021年，归母净利44.7亿元，归母净利率只有4.5%左右。同一年，销售规模差不多的中海，这个数字在15%上下。规模冲上去了，利润比同行薄了三倍。

　　第二颗埋在土地端。2020年到2024年，绿城在全国拿了120多宗地，溢价率超过20%的有47宗。

　　2022年全行业收缩，绿城逆势砸了529亿元。直到2024年，还在上海徐汇用30%的溢价抢下地王。

　　危机很快就到来。

　　2023年到2025年，绿城三年计提减值118.73亿元。管理层在业绩会上说得很直白：减值主要来自2021年以前拿的老库存，剩下的不到1400亿元，还要三到五年才能消化完。

　　更扎心的是利润分配。2025年绿城净利润还有22.86亿元，听着不算惨。但其中96.9%归少数股东，上市公司股东只分到0.71亿元，同比少了95.6%。

　　冲规模的那些年，规模是绿城的，利润是别人的。如今潮水退了，绿城直接亏损，少数股东仍在盈利。

　　张亚东的突然“离场”，事后看处处是信号。

　　2025年3月，他以“工作安排”辞去董事会主席。辞呈落款3月21日，公告拖到27日才发。三个月后，市场传出他在香港机场准备飞加拿大时被拦下劝返。

　　同一个月，大股东中交集团派赵晖进了绿城，当上党委书记。

　　2026年5月18日，审计师安永突然宣布退任，理由是参考“主要股东”的建议。6月17日，廉署搜查绿城香港办公室。7月，赵晖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一肩挑，完成接管。

　　再到10月9日，靴子落地。

　　最值得玩味的是控罪时间：2020年1月到2023年3月。这三年，恰好是绿城从2000亿元冲上3500亿元的最高光时刻。

　　主席台上的风光和桌子底下的交易，发生在同一段时间里，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浮出来：

　　到底是市场和政策剧变，还是房企管理层的野心失控，导致企业经营失败？

　　答案显然是两者都有。

　　利润归零是行业大潮极致往下走。全行业都在减值，万科一年计提562亿元，央企保利、招商也在计提，谁都躲不开。118亿元减值和96.9%的利润分流，是冲规模和小股操盘模式的代价。

　　但2000万港元贿款进入儿子的账户，这是个人贪欲的失控。时代洪流只负责把人推到悬崖边，手伸不伸，是自己的事。

　　把中国房企掌门人的结局，排成一把评价尺子，刻度就清楚了：

　　王健林、孙宏斌在尺子的这一头，输了公司，还在还债；郁亮在中间，退休，背着限消令；祝九胜越“雷池”半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张亚东又越过半步，站上被告席；许家印在尺子的那一头，一审无期徒刑。

　　绿城的三十年，把这个行业的每个阶段都演了一遍：民企创始人、央企“白衣骑士”拯救、职业经理人冲规模、利润归零、大股东接管、前主席被诉。

　　恒大演了民企狂飙的终点，万科演了职业经理人“神话”的终点，绿城把三种模式放进同一家公司。

　　谁也没有逃脱时代里的失控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