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团解读宁波⑤｜海商精神如何成为宁波港口经济的“软基础设施”

【编者按】

近两年来，澎湃新闻组织“长三角知名高校（机构）博士团”深入探寻宁波人文经济，从多学科视角解读宁波，形成专题成果。这些成果把甬商的信用观、面向海洋的开放意识和绵延已久的教育传统等，放到今天的企业经营和城市发展中考察。澎湃新闻刊发这些研究成果，向海内外展示文化如何影响城市经济运行中的信用、合作、创新和长期投入的宁波答案。

第三篇研究成果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夏银霜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卓唯佳完成。夏银霜博士和卓唯佳博士聚焦宁波海商精神的形成、主要内涵及地域特色，以“港口—海商—城市文化”为主线，结合宁波港口经济长期发展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分析海商精神对港口经济发展和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从港口网络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市场多元拓展、创新人才培育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为宁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强港、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以下为夏银霜博士和卓唯佳博士研究成果摘选。

“东出大海，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宁波，一个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城市，凭借着东临大海、背倚广袤内陆，连接华夏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启航地和古往今来国内国际贸易往来要地。

宁波的港口贸易史同时也是它的一部城市经济史。港兴则城兴，港衰则城衰，港城融合发展孕育出宁波独特的港口经济。宁波是一座因港而兴、因商而盛的城市。港口之于宁波，并非单一的基础设施或产业部门，而是一种深嵌于城市发展逻辑之中的结构性力量。它既塑造了城市对外开放的空间形态，也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组织方式、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正是在长期对外贸易与航运实践中，宁波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形态与城市气质，使“港口—商人—城市”之间形成了持续互动、相互塑造的关系。

从历史经验看，宁波的港口贸易史，始终与城市的兴衰起伏高度重合。港口繁荣之时，人口、产业与财富随之集聚，城市规模与功能不断扩展；航运受阻之际，贸易收缩、要素外流等，城市活力亦随之减弱。这种高度同步的关系，决定了宁波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以内陆行政中心或农业腹地为基础的城市路径。宁波并非依靠单一政治权力或资源禀赋成长，而是通过港口这一“开放接口”，持续嵌入更广阔的区域乃至全球分工体系，在流通中积累，在交换中壮大。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港口不仅塑造了宁波的经济结构，也在长期反复的交易实践中，沉淀出一套稳定而可复制的商事行为规范。这套规范并不以成文制度的形式出现，却在一代代商人的实践中不断被验证、修正与强化，最终构成一种具有高度现实约束力的精神结构——“海商精神”。

它强调信用与契约，重视长期声誉而非短期投机；它要求敢于承担风险、持续开拓市场，同时又善于通过组织、网络和制度安排来对冲不确定性；它既尊重实践经验，也高度重视学习与技术，倾向于把复杂问题拆解为流程和系统，通过工程化方式不断提高效率。

在港口型经济中，交易频繁、参与主体多元、跨区域与跨制度环境的摩擦无处不在，任何一次失信或失误都可能被迅速放大。正因如此，海商精神所内含的信用意识、风险意识与组织能力，成为港口经济能够长期运转的重要“软基础设施”，与码头、航道和物流通道共同构成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从海商精神到宁波帮精神

从精神谱系的角度看，海商精神是宁波长期港口实践所形成的底层逻辑，而近代以来广为人知的“宁波帮”，则是这一逻辑在更大空间尺度和更复杂市场环境中的组织化表达。随着开埠之后市场半径的急剧扩大，商人的活动范围从地方性市场延伸至跨区域乃至跨国经营，单个商人的胆识与勤奋已不足以应对持续存在的制度差异、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波动，信用、协作与组织能力开始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服务于个体交易的行为准则被不断放大、固化，并通过同乡、同业和师徒关系，逐步转化为稳定的协作网络与资源配置机制。信息在网络中流动，资金在网络中周转，订单在网络中撮合，风险也在网络中被分担。由此，“宁波帮”并非另起一套精神口号，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地域标签，而是海商精神在近代工商体系中的一次升级：把个人品格转化为群体规则，把零散行动整合为持续运作的组织能力。

正因如此，“宁波帮”得以在金融、航运、制造、贸易等多个领域形成跨区域影响力，其核心竞争力并非几个传奇人物，而是一套商事逻辑。该商事逻辑强调长期主义，重视信用积累，善于通过组织化方式应对复杂环境，从而使宁波的商业力量能够在更大尺度上持续外溢，并反过来为港口城市的发展提供稳定支撑。

为凸显宁波“海商精神”的地方特征，有必要作适度横向对照。选择潮汕作为对照对象，有其合理性。两地同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海洋贸易区域，同样在缺乏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条件下发展出跨地域的商业网络，且都将“信用”作为网络运转的基础。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信用被制度化为何种组织形式，以及这种组织形式最终把商业资源引向何处。为使对照具有可比性，本节将时间范围统一收束于晚清至民国时期——这一阶段是两地海商传统定型的关键时期。

潮汕海商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由“侨乡—侨贸—侨汇”这条跨海链条长期塑造而成。大量潮汕人早年出洋谋生，汇款与家书的高频往来催生了“侨批”体系，以“信款合一”的方式同时实现跨国汇兑与信息传递。侨批能够运转，依靠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监管体系，而是守信守诺、重视商誉等朴素的经商伦理，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一整套操作规范：早期侨批局通过统一信封与回执、登记编号、查核对照、派送路线等方式，把“信用”从道德要求转化为可执行的业务流程；从水客递送到批局专业化经营，再到海外—口岸—县乡的三级分发网络，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至20世纪30年代，汕头市区领有执照的侨批业商号已形成规模，并在海内外建立起广泛的代理网络。

宁波海商传统同样重视信用，但信用关系进一步向金融、航运和产业投资等领域延伸。宁波商人在上海等通商口岸经营钱庄业，发展出“过账”（汇划）制度和庄票。钱庄之间可以通过公单进行资金划转和清算，大额交易不必依赖现银搬运；庄票作为信用凭证，也逐渐突破熟人交易范围，在更广泛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宁波商人依托四明公所、同乡会馆和行业公所等组织，在异地开展商业协调和纠纷调处。在此基础上，部分宁波商人进一步参与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等金融机构，并将积累的商业资本投入商船、轮船航运和保险等行业，创办宁绍商轮、三北轮埠等企业。

由此来看，两地都形成了以信用为基础的跨地域商业网络，但信用关系的延伸方向有所不同。潮汕地区的商业网络与侨乡联系更加紧密，侨汇、信息和人员往来在维系海外与家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宁波则依托通商口岸、长江航运和区域市场，将信用关系进一步延伸到金融、航运和产业组织之中。这一差异并非源于伦理观念的高下，而是由两地所处的经济位置决定的：潮汕以侨乡为腹地，宁波则地处通商口岸与长江航运的交汇点，面对的是规模更大、构成更为陌生的交易对象，仅靠熟人网络难以支撑持续扩张。

这一差异也为理解宁波海商精神的地方特色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宁波海商传统留下的并不只是某一种具体的经营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将信用关系转化为组织能力、将商业网络转化为发展资源的行为取向。这种取向体现为钱庄、轮船公司和保险机构等组织的发展；在今天，则更多体现为航线网络、通关信用、供应链协同以及港口与产业之间的系统连接。

海商文化积淀

早在七千年前，古宁波湾先民便依海为生，河姆渡文化中可见早期舟楫工具的应用，为港口萌芽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甬江上游句章已是海口要道；秦代以来，沿海居民在此集货贸易。唐宋时期，连通三江口、甬江口与舟山群岛的宁波逐步构建起欧亚大陆东缘较为繁荣的港航系统。

随着造船工艺进步与导航技术应用，宁波海上贸易网络不断拓展：向北通往朝鲜半岛与日本，向南连接东南亚、南亚与西亚的重要港口。至宋元时期，宁波港成为瓷器、丝绸、茶叶等产品出口的重要枢纽，“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形成稳定的航运与贸易联系。

频繁的海上贸易与对外交流，不仅带来货物流通与财富积累，也把宁波推到制度观念与思想潮流的交汇处。宋元以来宁波学术传统兴盛，至明清之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在实践中求真与在行动中立德；黄宗羲倡导“工商皆本”，为地方社会在“重农抑商”的时代语境下重新理解工商业价值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

这些思想并未停留在书斋中，而是在港口贸易的日常运作中逐步转化为可执行的行为准则，塑造出宁波海商精神较为清晰的内核。一是注重实际、讲究把事情做成。无论是做买卖、跑航线还是经营企业，都要面对成本、风险、交付等具体问题。宁波商人比较重视实际效果，习惯在实践中摸索办法，形成了务实重效的做事风格；二是以信用为本的契约意识。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易天然不确定，宁波商人更倾向把“守信守诺”当作长期经营的通行证，通过口碑与声誉积累降低交易摩擦；三是在开放中学习的适应能力。面向新技术、新规则、新市场，强调持续学习与快速迭代，把外部变化转化为改进组织与提升效率的机会；四是义利并举的价值取向。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强调取利有道、兼顾社会责任，以可持续的方式做大事业。

由此，宁波的海商精神不只是“敢闯敢干”的性格描述，而是一套在长期贸易实践中形成的、能够支撑跨域协作与持续扩张的制度性文化底盘，为后续商帮网络的形成与近代实业精神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后宁波开埠，港口贸易与近代工业要素开始集聚。面对战乱与变局，大量宁波人顺势外迁上海，从学徒、工人、船员、跑街等基层职业起步，在更大的市场体系里“边做边学、以事砺人”。在跨地域竞争中，单靠个人胆识难以长期立足，信用、能力与组织协作反而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这使得宁波海商精神中“务实精进、守信守诺、敢担风险、持续学习”的特质被进一步放大与强化。

随着经营半径不断扩大，海商精神也从个体层面的行为规范，逐步走向群体层面的组织形态：同乡、同业与师徒关系把分散的商业行动联结成互助协同的网络，信息、资金、订单与人才在网络中流动配置，形成更强的资源整合与风险共担能力。所谓“宁波帮”，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识别——其本质并非另起一套精神口号，而是宁波海商精神在近代工商舞台上的组织化表达与外溢结果。

在金融、航运、纺织、化工、电气等领域，宁波籍实业家以“重信用、重实业、重长期”的经营理念推进企业创办与产业创新，并在关键环节上推动近代工商业体系的完善与升级。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成就背后的共同逻辑并不在于“人物传奇”，而在于一种可复制的商事能力：以信用建立合作，以务实提升效率，以学习应对变化，以组织化协同穿越周期。也正因此，宁波海商精神得以从港口贸易的底层规范，转化为跨地域、跨产业的持续动员能力，并为宁波港口经济此后更大规模的开放发展提供了文化与组织基础。

推动港口经济韧性与结构升级

海商精神并非独立于经济活动之外的文化现象，而是在长期贸易实践中逐渐形成，并通过信用、协作、风险应对和市场开拓等行为方式影响港口经济的发展。对于宁波而言，这种影响并不主要表现为某一项具体政策或单一经济指标的变化，而更多体现为港口基础设施、贸易网络、产业体系和组织协作能力的长期积累。由此形成的综合能力，一方面支撑了港口规模扩张和贸易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也使宁波在疫情、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下表现出较强的调整和恢复能力。

从长期演进看，宁波港口经济的增长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1996—2025年，宁波港域货物吞吐量由0.76亿吨增长至7.30亿吨，增长约8.6倍（见图1）。其演进过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96—2007年为高速扩张期，年均增速超过15%，多个年份保持两位数增长；2008—2014年增速回落至中高位区间，港口由规模扩张转向能力建设；2015年以后进入调整与再增长阶段，其间虽受外部需求波动影响出现短暂回落，但此后迅速恢复，并在2020年以来保持稳定的正增长。这一由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增长的轨迹表明，港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并非依赖单一时期的外部机遇，而是建立在长期积累的组织与设施能力之上。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伴随着港口空间拓展、专业化码头建设以及装卸和物流效率的持续提升，使港口能够承载更加多样化和高附加值的货物结构。货物结构的变化印证了这一判断。2025年，宁波口岸出口规模突破2万亿元，达到2.02万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09万亿元，增长10.6%，占口岸出口总额的五成以上，增速明显高于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到1464.9亿元，在口岸重点出口商品中位列第三，已形成较为稳定的规模基础。与此同时，以电动载人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品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同比增长323.9%，成为出口增量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一变化意味着，宁波港口的功能已经由单纯的货物集散逐步延伸至制造、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组织。港口吞吐能力的扩大，为临港产业和外向型制造业提供了稳定的物流基础；产业集聚和贸易扩张又进一步增加了港口的货源与航线需求，形成“港口—产业—贸易”相互强化的发展关系。北仑、镇海等港区周边逐步形成石化、钢铁、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临港产业集群，港口由此成为连接生产端与国际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这种“港产联动”不仅使港口规模扩张与城市产业升级形成持续的反馈机制，也为后续应对外部冲击积累了较为坚实的能力基础。

图1. 宁波港域货物吞吐量及增速（1996—2025年）注：本图为宁波港域口径。宁波舟山港由宁波、舟山两港域组成，2025年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4.32亿吨，其中宁波港域吞吐7.30亿吨，占51.0%。资料来源：《宁波统计年鉴》历年；宁波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

规模跃升、网络加密与陆海联动

长期积累形成的港口能力，最终需要在外部冲击中得到检验。疫情以来，全球物流体系经历了运输中断、供应链调整和需求波动等多重变化，宁波港口并未停留在恢复原有运输规模上，而是在吞吐能力、航线网络和陆海联运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宁波港口在外部冲击加剧背景下展现出较强韧性。

2025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4.32亿吨，同比增长3.98%，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38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63%，稳居全球第三。2026年7月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中，宁波舟山升至全球第六位，较2025年再进一位。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韧性并非仅由“规模扩张”所支撑，而是源于港口网络密度持续提升以及陆海联动能力的系统强化。截至2025年底，宁波舟山港集装箱航线达309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海铁联运线路110余条，业务量超过200万标准箱，辐射中西部广大腹地。通过航线、通道和腹地的协同配置，港口能够在局部受阻或需求波动时快速调整，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

总体来看，宁波舟山港在疫情后阶段所展现出的高韧性，并非偶然结果，而是海商精神长期作用下形成的系统能力集中体现。重信用、重协作和重系统运行的行为逻辑，使港口经济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中不断强化“网络—链条—协同”结构，为港口规模持续跃升和结构升级提供了稳定支撑。

结构调整

与疫情主要冲击物流通道不同，贸易摩擦更多作用于国际市场和企业需求端。面对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宁波外贸企业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市场多元化和渠道调整特征。

2025年，宁波市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4562亿元，同比增长2.6%，连续十年保持增长；其中出口9808亿元、增长3.7%，进口4754亿元、增长0.2%。市场结构继续多元化：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7413亿元、增长8.8%，对欧盟和东盟分别达到2511亿元和2162亿元，分别增长5.1%和15.2%。

与此同时，渠道与业态创新成为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工具。根据宁波市商务局公开答复（省商务厅统计口径），2024年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为708.9亿元，同比增长14.3%，其中出口472.7亿元、进口236.2亿元（见表3）。与之配套的是通关组织方式的创新，宁波海关推行的“先查验后装运”拼箱出口模式，业务体量居全国首位。发挥跨境电商、前置仓与海外仓的共同作用，将交易与备货环节前移至目标市场内部，从而缩短企业对需求变化的响应链条，并在渠道层面降低对单一买家和单一贸易方式的依赖。

从长期发展和两类外部冲击的表现来看，宁波港口经济的韧性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港口区位或基础设施规模。更深层次的联系在于，海商传统中长期形成的风险意识、信用关系、市场开拓和网络协作等行为逻辑，在现代港口经济中以新的组织形式得到延续。

这种延续并不是传统商帮组织和现代港口企业之间的直接对应，而更多表现为行为逻辑的延续。例如，传统海商通过分散市场、依托商贸网络和维护商业信誉降低跨区域交易的不确定性；现代港口和外贸企业则通过航线网络、市场多元化、供应链协作和信用体系应对全球市场风险。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组织形式虽然不同，但在风险分散、网络协作和信用积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由此，海商精神对港口经济的影响，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长期形成的行为与组织基础。其作用主要通过信用、风险承担、网络协作和持续学习等渠道，转化为港口的组织协调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和供应链整合能力，并最终体现为港口竞争力和经济韧性的增强。具体而言，这一传导过程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以下四条机制链。

四条传导链

海商活动具有跨区域、跨主体和高频交易的特点，稳定的信用关系是商业网络持续运行的重要基础。宁波海商传统重信誉、守契约，在历史上通过钱庄、会馆、行业组织等形成较为稳定的商业关系。进入现代港口经济后，这种信用关系更多体现为规范的合同关系、稳定的企业合作和可预期的港口服务。船公司、货主、物流企业、码头和监管部门之间需要持续协作，稳定的信用与规则能够降低沟通和交易成本，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并增强航线、货源和物流服务的稳定性。

宁波海商传统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意识。历史上海商不断向外寻找市场，现代企业则通过市场多元化、产品升级和渠道拓展等方式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近年来，宁波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盟、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市场的贸易增长，以及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趋势。市场越分散，企业和港口对单一市场变化的敏感度越低；航线和贸易渠道越丰富，受到外部冲击时的调整空间也越大。

传统海商依靠同乡、同业和商会网络获取资金、信息和市场机会。现代港口经济中的网络，则进一步扩展为国际航线、海铁联运、物流通道和产业链网络。宁波舟山港持续扩大航线和海铁联运网络，使港口与腹地、产业和国际市场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这种网络化发展不仅扩大了货源和市场，也提高了港口在运输中断或需求变化时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传统商业网络由此转化为现代港口的组织和协同能力。

宁波海商精神不仅强调敢闯市场，也重视学习和实干。进入新的市场，需要了解新的规则；发展新的产业，需要掌握新的技术。这种“做中学、学中做”的传统，与现代港口和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具有较强的契合性。自动化码头、数字化物流、绿色港口和智能制造的发展，都需要持续引进新技术、优化流程并形成稳定的应用能力。港口、制造业和贸易由此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为宁波产业和港口持续升级提供支撑。

“软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宁波的海商精神并不只是一种“经商气质”，更在港口贸易的反复实践中逐步外化为城市文化的共同取向：讲信用、守规则，敢开拓、重实干，善学习、能迭代。当这种取向从商人群体扩展到产业组织、社会风尚与城市治理时，它便成为港口型经济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软基础设施”，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能够稳定预期、降低协作成本、提升学习效率，从而把一次次机会转化为长期能力。

“亦文亦武”可以理解为宁波海商精神在城市文化层面的一个集中呈现。“文”体现为重教育、重知识和重专业，“武”体现为敢创业、敢竞争和敢于开拓市场。二者结合，使宁波既形成了较强的商业传统，也形成了重视教育、技术和实业发展的城市文化。这一城市文化，使宁波既产生了屠呦呦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也形成了支撑临港制造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队伍。港口自动化、数字化和绿色化改造，以及制造业向高端化发展，均以这一人才基础为前提。对港口城市而言，具备成本核算、技术理解与流程执行能力的从业人员规模，直接影响新设备与新规则能否落地。

如果说“亦文亦武”强调的是能力结构，那么“重信守诺、务实协同”则是海商精神对城市文化更普遍的塑形结果。对于港口型城市而言，大量跨区域、跨行业的经济活动需要稳定的规则和持续的协作。宁波海商传统中对信誉的珍视和对契约的重视，逐步沉淀为城市公共生活中的通行准则：约定事项按期完成，合同条款如实履行，商誉在交易中具有实际约束力。这些准则最初形成于商业往来，此后逐步延伸至社会交往与城市治理，成为地方处理公共事务时的共同语言。对宁波而言，城市文化并非港口经济之外的附属物，而是港口经济运行所依托的基础条件之一。其作用不易直接观察，但在企业日常经营中持续发挥效力，并构成港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外部环境变化，宁波应进一步发挥港口基础设施和开放型经济优势，将海商精神中重信用、敢开拓、善协作、重学习等特点融入港口建设、产业发展和城市治理，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和城市综合竞争力。

以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枢纽能级。 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高通关和物流效率，推动规则、标准和服务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衔接。进一步完善航线网络和港口集疏运体系，提升中转、仓储和综合服务能力，增强宁波港对航运、贸易和物流资源的集聚能力。

以通道体系与腹地协同提升供应链组织能力。加快海铁联运、内陆无水港和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推动港口服务向腹地延伸。加强港口、物流、制造和贸易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促进运输、仓储、报关等环节衔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率。

以市场多元化与外贸新业态相结合增强发展韧性。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东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关市场以及其他新兴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完善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的配套服务和风险保障，为中小微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更加稳定的支持。

以“智港+绿色港”塑造下一代港口竞争力。推动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调度在关键港区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加强港航信息互联互通；加快绿色航运与低碳港口建设，在岸电、替代燃料、碳管理等方面形成可复制的制度与技术方案。

以“亦文亦武”强化人才和创新支撑。坚持教育、科研与产业协同发力，推动工程技术人才、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人才、数字化人才的复合培养；以企业家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相互促进，形成面向长期的创新投入与制度耐心。

来源：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 夏银霜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 卓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