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越好越脆弱？香港低龄学童自杀率上升，三分之一是名校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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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始约一周时间内，香港已发生至少7宗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当中包括一名10岁的小学生

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年全港自杀数据：全年自杀死亡共976宗，整体自杀率为13.0/10万，较2024年的13.8/10万呈下降趋势。

同一份报告中，15岁及以下儿童的自杀率却从0.9/10万骤升至2.9/10万，全年共15宗，其中男生占14宗。港大统计2022至2025年52宗15岁以下个案，用AI比对就读学校发现：32%来自Band 1A顶尖名校，已确认学校组别的个案中，读Band1重点校的合计超过六成。

换言之，出事孩子多数不是“成绩差被淘汰”，而是名校里的优等生。

整体自杀率在回落，低龄群体却在加速——这一反差本身就说明：问题从来不是“个别孩子太脆弱”，而是一套长期以分数为核心的成长系统出了问题。

开学两周：危机信号向低龄学生蔓延

8月下旬，一名15岁学生离世；9月5日，大坑一名12岁升中一女童离世，警方从其日记中发现，她自5月起便受抑郁与功课压力困扰；

9月6日，跑马地一名10岁小五男生与家人口角后回房出事，死因有待验尸确认；

9月7日，佐敦一名15岁女童离世；同日，沙田一名14岁男生在校内出现不适，将军澳先后有中四男生危站外墙、15岁女生情绪不稳，东涌一名15岁女生在校内自伤。

这些案例有三个共同点：部分个案的年龄低于传统认知里的“考试暴发期”——DSE还没来，焦虑就已经先来了。

港大研究中心分析，去年15宗可核实的15岁及以下个案中，仅3宗曾有精神科及社工介入；逾八成15岁及以下离世者选择从高处坠落，遗书或自杀念头几乎都通过WhatsApp等数码渠道留下痕迹。

这意味着，很多孩子不是“突然出事”——信号早就在手机里、日记里、口角里漏了出来，只是成人世界从未发现。

“适应期”解释不了的部分

针对开学季集中出现的个案，教育局常以“9月适应期、假期作息时差、睡眠不足”来解释。但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明确不认同“单一适应问题”的说法：“我不认为仅仅因为适应问题，学生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指出，学童自杀是学业、朋辈关系、情绪、家庭、数码表达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往深层拆解，开学季至少有四股压力叠加。

第一股是生理节律的硬切换。长假里睡眠、屏幕使用、作业节奏全面放松，一开学就切回早起、上课、测验、课外活动连轴转的模式。青少年本身昼夜节律偏晚，突然收紧作息会放大焦虑、失眠与厌学情绪。

第二股是社交重建中的隐形压力。小升中要重新交朋友、适应新老师、在新环境里重新证明自己；中一学生刚脱离小学熟悉的班级位置，又进入一个按成绩、班别、标签重新分层的环境。开学只做“收心教育”、不帮孩子建立新的关系，孩子融不进集体，也就掉进了安全网的缺口。

第三股，是“优等生”的沉默代价。Band1A占32%、Band1整体占六至七成的比例，彻底颠覆了“成绩差才会想不开”的固有直觉。在名校的环境里，自我价值、家长面子、同侪排名、老师期待紧紧绑在一起，一次成绩退步、一次分班调整、一次被点名批评，都可能被孩子解读成“我不行了”。而成绩较好的学校、高年级、男生反而更不主动求助。他们只在WhatsApp、Instagram上发泄情绪——校内社工看不到这些信号，家长只看到“分数还不错”，形成致命盲区。

第四股，是危机识别机制的天花板。香港自2023年12月起在中学推行三层应急机制，2025/26学年在中学全面常态化实施，并在高小四年级至六年级试行：第一层是校内跨专业识别与辅导，第二层是社署校外支援网络，第三层是校长直接转求医管局精神科优先就诊。

这套机制确实在运转、在筛查、在救人，但本质上是“危机显现后才介入”；对于成绩好、没有转介历史、只在社交平台流露情绪、以及尚未试行三层机制的小一至小三学生，覆盖仍然有限。换句话说：除了筛查出已经爆发的危机，还要主动走近那些不会喊痛的孩子。

真正压顶的，是香港学制的连续筛选

把这些个案放回整个香港学制里看，就会更明白为什么10岁、12岁的孩子已经背负重压。

小五、小六最先遭遇呈分试，成绩直接影响中一派位组别，Band1、2、3的分级基本决定了未来六年的同学圈与资源圈。立法会及家长团体早年的联署就已指出：高小阶段要应对升中派位呈分试，小六还有TSA（全港小学学业评估）、Pre-S1（小六升中预备测试），就连小一、小二、小四、小五也被各类补充练习和操练裹挟；新高中课程被批评内容既深且广，TSA更是让小学阶段操练成风。

也就是说，很多孩子不是到中六才第一次被排名，而是从小学中年级就进入了“考试—补习—再考试”的循环。

进入中学后，压力换了名字，内核却没变。中四选科提前划定了大学的方向，中六的DSE（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相当于内地高考）一考定音，直接影响JUPAS（香港大学联招系统）的资助学士名额，“一试定去向”的压力会被放大成整个中学阶段的价值坐标。

这套系统最伤害优等生的地方，是“容错率趋近于零”。成绩中等的孩子未必会把一次考试当成人生的全部；但名校里、背负高期待的孩子，反而会把一次退步看成身份危机。

媒体环境又叠上了一层影响。港大与香港报业评议会的相关研究显示：名人自杀报道刊发后，同类个案约增加13%；若详细描写自杀方式，增幅可达约30%。

给家长：少问排名，看状态和关系

香港的呈分试、DSE离内地家庭很远，但“成绩好的孩子也可能崩溃、只在手机里发泄不跟大人说”却是共通的问题。

开学了，别先开口问第几名，先观察三件事：睡眠是不是突然变差了、是不是不愿意提起同学和老师、是不是一谈到上学就发脾气或者沉默。

国家卫健委的开学指引强调，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逐步调整作息、制定合理计划、鼓励主动社交，学校心理室和12356心理援助热线都可以提供帮助；专家针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建议是：运动、放松训练、专业求助三者并行。

小一、初一、高一都是环境变动最大的阶段，别只盯着分数。多问问“今天跟谁一起吃饭、哪节课最烦”，比追问“考了多少分”更早发现问题。

孩子发了消极的朋友圈，别急着收手机——收手机只会把孩子的表达从家庭赶回加密聊天里。更好的做法是不反驳、不评判，先听听他说“你最近最累的是什么”。

如果情绪低落、厌学、出现自伤言语超过两周，及时联系学校心理室；如果有严重焦虑、抑郁倾向，前往儿童医院身心门诊或精神科就诊。

如果家长已经不能与孩子沟通，可求助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青少年服务热线12355、妇女儿童服务热线12338。

最后

低龄自杀率的飙升，不是因为孩子变脆弱了，而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生态将“成功”定义得过于狭窄，将“情绪”挤压得过于边缘。在催促孩子向前冲之前，或许我们更该学会如何让他们安全地停下来。

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法通过加更多的资源来根治。问题的源头不在缺乏心理援助，而在于整个教育系统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扭曲的价值观上的。

只要升学率还是学校的脸面，只要成绩还是衡量一个孩子唯一的标尺，只要社会还在用“考得怎么样”来定义孩子的价值，这场悲剧就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你可以增加心理援助，但那只是在用绷带包扎一个系统性的伤口。

那个10岁的孩子，按照现在的制度设计，他从升小学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编号、被分类、被纳入某个竞争的漏斗。每一步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评分标准。如果他表现得足够优秀，就会被继续往上推；如果哪一天他跟不上了，整个系统就会告诉他——是你不够努力。

当我们终于发现，自杀死亡率最高的竟然是最聪慧、最勤奋、最听话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必须停下来，问一个扎心的问题：

这样的教育制度，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制造定时炸弹？

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了让孩子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还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符合我们期待的样本？

成绩、名校、社会地位，这些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值不值得用一个孩子的生命去交换？

教育不是打造完美的做题机器，而是守护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也许我们无法改变整个教育环境，但至少可以依托家庭的力量，为孩子创建一个能带来高价值“目标感（内驱力）”的养育环境，让孩子的青春不再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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